襟八方带五湖 控万里引三军

　　跟随毛泽东同志的几段往事

　　冯文彬

　　悠悠几十年，风云过眼，有些竟已完全忘却了。但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那些往事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因为，只有这 些往事，才使我真切地感到，我的生命力实实在在地嵌

在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永恒的历史四边形之中了。

　　“四一二”以前，我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我们这些曾公开活动过的共产党人陷入极大的危 险(当时我由于组织罢工斗争、在工人联合会工作的身份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活动难以开展，中央决定派我们去参加 红军。

　　因此我从上海先到香港。在那里主持工作的聂荣臻同志原是准备让我去广西参与百色起义的，这时，我们听说中国红 军第四军已经到了广东潮汕一带。

　　我在上海时便已知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洪湖、鄂南、海陆丰、黄麻、琼崖、平江等起义的英勇壮举。 毛泽东、朱德、

　　我到潮汕、丰顺根据地的当天，正有一支红军部队从山下开过。在我们的要求下，东江特委连夜安排我们下山去参加 了这支部队。恰好这支部队正是红四军前委所在的部队。陈毅同志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就把我留在前委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聂荣臻同志和陈毅同志当时的安排。因为正是此次去潮汕才使我在中国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同志指引中国革命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所言所行所举所止。

　　丢报纸，毛泽东批评

　　有件往事，至今犹如在我眼前。那是最初跟随毛泽东同志，随同红四军前委行军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有一天，毛泽东同志生气了。

　　毛泽东同志平时总是平易近人的，特别是对普通战士和老百姓更是和蔼可亲。可这次却跟一个挑夫发了火。

　　原来，挑夫丢了一捆报纸。

　　挑夫是个农民。对他来说，吃饭的家什、睡觉的行李、办公的用具，应当是这位大个子“毛委员”的“细软”。至于 那一捆报纸，差不多都是看破了边、划满了道道的，没啥子值钱的。所以部队离开宿营地上路时，他就把这捆报纸丢在了宿营 地，也没跟谁打招呼。等到毛泽东跟他要报纸看时，他才傻了眼。

　　毛泽东很生气，指着挑夫批评起来：

　　怎么搞的嘛!那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丢下不要了？所有重要的文件、报纸，是一件不能搞丢的!你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 就扔了它们？那些报纸对我们红军是多么重要!

　　说老实话，从前我们也没有把报纸当做什么“重要文件”，何况那上面尽是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共匪”的胡说八道 。这次听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在心里不断地嘱咐自己：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别弄丢了什么，特别是别搞丢了那些宝贝的“烂 报纸”。但是，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批评还在后来的战争中。那些报纸，对于我们的确很重要。毛泽东从那里面了解到许多政治 、经济、军事的形势，以及军阀混战等情况，为制定红军对敌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襟八方带五湖控万里引三军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一直把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看成是红军胜利的最关键因素。红军 每打到一处，毛泽东都要让政治部和前委的工作人员到邮局去、到旧政权的办事机构去，尽量地找近期的报纸，不管是全国一 级的报纸，还是地方办的小报，他都要。他要从中了解中国的形势，世界的形势，当然更要了解根据地区域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从文字资料中了解情况，也同样重视从当地各种人物的嘴巴里深入了解情况。每到一处，我们常 能看见毛泽东同志和当地人交谈。有时是当地乡绅，有时是衙门里的差役，有时是普通的老百姓，有时是旧监狱里的看守。

　　我记得，这些人在最初见到毛泽东时，都有些拘束、紧张。因为关于红军的谣传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谣传也很多。可 是毛泽东象聊家常似地与他们交谈，渐渐地他们就没有拘束和顾虑了，都很愉快地和毛泽东交谈。

　　这种交谈，有时在清晨的饭桌旁，有时在傍晚宿营的院落里，有时就在行军的途中。现在我一想到与毛泽东最初接触 的日子，脑海里就出现毛泽东穿着普普通通的，没啥气派的红军装同当地人交谈的情景。毛泽东那身发旧的红军装，上衣的前 襟都挺长，敞开后，时时飘动起来。行军时，外面还常常加上一把雨伞，或者一条干粮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的脑际， 毛泽东那衣襟飘动的情景总是和唐初四杰王勃写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名句叠印在一起。王勃用“襟带控 引”几个字形象地描画了南昌故都的重要地理位置，说它关联八方、牵制天下，居一地而连通万象。我觉得，毛泽东那飘动的 衣襟，不也总是连动着中国五湖四海的革命风云吗!我想，正因为他能够襟八方带五湖，控万里引三军，才能使中国革命一步 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坚决地说：长沙不可再攻

　　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及时准确地把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他认为，了解情况是制定正确决策的依据。毛泽东同志关 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从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我党注重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的渊源。

　　的确，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多方面掌握的情况，审时度势作出的。

　　1930年，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留下的空隙，各地的革命暴动接连不断，革命形势又向高潮发展，然而这也助 长了我党“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抬头。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一路军(红一军团)赶往长沙与 以那里撤出来的红三军团会师，再一次攻打长沙。结果因敌众我寡，猛攻不克。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抵制了李立三的 三攻长沙的命令，率领部队，主动撤离长沙，转战赣南根据地，使红军免除了一次厄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下，伤亡很大，毛泽东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拖下去，可能有被大批敌军包围，受重大挫折的 危险。于是我们从长沙战斗中撤走。敌人也没有拼命追。走到株州，我们从邮局搜到了中央给我们红四军写来的密信。信的内 容我现在还记得：三军团已经占领长沙，一军团包围南昌指日可下，希望你部迅速占领湖口，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直 接进攻南京，以夺取全国胜利。

　　最后，密写信上还说要派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到红四军来。目的当然是督促执行此项命令。

　　我们把这封密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召集前委领导一起商量。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再 打长沙，因为那样的话，长沙不能攻下，反而会被包围。毛泽东主张部队原地待命，等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

　　当时，我在前委任特务大队政委，未直接参与领导们的商议，但是从毛泽东、朱老总等人商议、争论时的神色中，我 也感到形势的严重。长沙显然不可能再攻，但是那封密信，又以其绝对的权威性压在我们这支队伍身上。部队的厄运，就是我 们每一个人的厄运。因此，我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决择。

　　我们等待中央代表的到来，焦急、不安。大家在心里嘀咕着：这位周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前委能说服他吗？说服不了 怎么办？

　　毛泽东似乎也很焦虑，他更多地让我们收集所有搞得到的情报，更频繁地催促我们查找有用的材料。

　　几天之后，周以栗找到了我们。于是毛泽东开始了那场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对周代表的艰苦费力的说服工作。不仅毛泽 东与他谈，其他领导也与他谈。最初争论不休，气氛很激烈。开始周代表态度很坚决，要部队执行命令。后来周代表渐渐地接 受毛泽东的意见，两人出来进去地谈着话，还时常笑起来。当传出消息说不再打长沙时，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周代表终于被毛 泽东说服了!

　　于是部队北上打下靖安，随后又放弃靖安回师南下，攻克吉安，向宁都、兴国开进，进入赣南根据地。

　　毛泽东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判断形势，阻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使红军摆脱了错误和困境，占据了 主动，扩大了队伍，鼓舞了赣南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半架电台

　　哲人们说，历史是由无数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很必然，也很偶然。想想红军的历史，也确实如此，红军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不也是由一颗颗具体生动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吗？它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永恒地放出异彩。

　　下面要讲的往事便是这样的一颗小珠子，我把它叫做“半架电台”，我与它的关系也是既必然又偶然。

　　我们的战士，多数来自农民，不用说电台没见过，就是象样的武器也很少摸一摸。打长沙时，在文家市我们曾缴获了 电台，可战士们不懂得它的珍贵，硬是将它给砸了。前委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下达一个专门通知，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 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

　　不久，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我们从张辉瓒部缴获了半架电台，俘虏了几个报务员。

　　为什么说是半架电台？因为它已被炮火炸坏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半架电台，在反“围 剿”时起了大作用。

　　得了电台，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他非常重视，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同志为队长，我为政委。大概领 导觉得我来自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熟悉这玩艺。其实，我也一窍不通。不过那时年轻，不管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都敢作。

　　我一边做这些俘虏的教育工作，一边鼓励他们修电台，很快与他们取得相互信任。一天，兼任报务员的王诤同志对我 说，电台肯定修不好了，不过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它的接收功能还好，可以收到敌人部队之间的呼叫联络，通过这些呼叫， 便可以知道敌人各部队的位置。他问我，要不要把这些呼叫记下来。我想，这太好了，这不是最重要的情报吗？于是，我赶快 让他接收，并要他们不断接收，任何呼叫都不要漏过。

　　当我急急忙忙地把第一份接收来的情报送给毛泽东同志时，他高兴极了，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你知道， 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给敌人当参谋长了。你们干得很不错，回去奖收报员两块大洋，买些鸡子，犒劳犒劳。

　　后来，还是因为这半架电台，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我。

　　那是在一场战斗刚刚胜利结束以后，部队马上转移了。由于我们需要整理电台、充电机这样的笨家伙，耽误了一会时 间，便和前委大部队拉开了一段距离。

　　战斗刚结束，山林中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我看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很担心我们无线电队与那些国民党残余碰 上。我们人少，如果遭遇上，电台就可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命令大家原地不动，等安全时再走。

　　结果我们赶上前委大部队时已经迟了一天。

　　看见我们回来，毛泽东把我叫过去，劈头便问：怎么搞的嘛？为什么掉了队，出了问题怎么办？

　　看他脸色特别严厉，我一时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向他解释说，是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才掉队的。

　　听了我的解释，他批评的口气缓和了一些，“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讲，出了问题岂不贻误了大事”。说完，他立刻命 令从特务大队调一个排的兵力，专门负责无线电队的安全。

　　挨批评时，我觉得有些冤枉，可听见这道命令，我心里立刻高兴起来，看来，毛泽东同志是真的重视我们哩。

　　后来，我军又缴获了完好的电台，地下党也从上海搞来一台较先进的。但对我来说，还是对那半架电台有感情。它， 是红军成长壮大的标志之一；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巧妙穿插、打破敌人“围剿”的见证；它，也可以说是我军无 线电通讯事业的排头兵。

　　人们说，岁月太匆匆，如电如川；而往事陈陈，如梦如烟。其实，这如梦如烟的往事中，有些也会象镜子一样，岁月 越磨，它越清澈。因为岁月磨去时间的短暂，却保住了历史的永恒。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往事，对我来说，的确意味着历史的 永恒。

　　当然，我一生中与毛泽东同志有联系的事情并非只是这么几件。后来在大渡河边、在延河两岸、在西柏坡、在北京城 ，我与毛泽东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接触。我现在这里讲的往事，只是回忆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侧面，回忆了他注重调查研究、 注意及时准确掌握多方情况的工作作风。

　　我觉得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英明之处。

　　(李正荣、郝一峰整理)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