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彭金山回忆长征：我给主席总理当电话员

　　老红军彭金山深情地回忆长征路上的艰苦岁月。记者 殷建军 摄

　　老红军彭金山今年已有96岁高龄，耳朵不太好使，当记者提出要帮他拍几张佩戴

　　电话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我的老家在长沙市五里牌，我是地地道道的长沙人。那时候，五里牌是个种菜的集中地，我就是种菜出身的，也就是俗称的菜农。那时长沙办了个农民协会，主要是为了把农民的力量团结到一起。当时的白色恐怖很紧张，只要参加了农民协会的人，

　　1933年6月，我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红二师成立后，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红二师作为长征部队的先遣部队之一，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种种开路任务。我每次都走在队伍的前头，我那时是电话架线员，我们这些电话兵真有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情形。

　　大家都叫周恩来“周胡子”

　　说起来，可能好多人不相信，长征那么苦，我居然没有受一点伤。

　　长征时，我在红二师，那是冲在最前线的师。长征苦就苦在后方部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只能吃草根、野菜，用以充饥，好多人因此饿死了。我们先头的战斗部队，都保证了粮食，所以我那时并没有受到饥饿的折磨。

　　不过，要是粮食不够了，我们也会去跟老百姓借。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队条规已在萌芽当中，只要到老百姓家找到粮食，如果恰巧老百姓不在家，管理员或司务长就会写个条子放在借粮人的家里，或是把等同米柴价的钱给老百姓。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特别好，就是因为红军对百姓秋毫不犯，老百姓都说我们是自己的队伍。

　　长征时，我在红二师第四团的电话连当电话员。因为我们是长征的先头部队，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在部队，那时我天天能见到他们。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周副主席那时留了一脸的胡子，被大家形象地称为“周胡子”，对于这个称号，周副主席安然受之，平常只要有周副主席的电话，我们也不喊周副主席，就叫“周胡子”。抗战胜利后，到了延安，周恩来才把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给剃掉。那时，他的胡子已成定型，颇有点翩翩美髯公的味道，当他要剃须时，大家反而为他感到惋惜。

　　毛主席喜欢卷纸烟抽，抽得很凶，平常很忙，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这些人也不敢问，只知道每天帮首长把电话线架好了。主席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因为保密原则，我们离得远远的，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

　　每天比别人多走10公里

　　那时候的电话员，不仅仅就是接电话这么简单。长征路上的情况随时都在改变，我们也是随身携带电话线，以保证前方战报和军情的及时送达。

　　那时候，每名战士管一公里的电话线，也就是十公斤。要是平常，也能扛得起，毕竟是年轻小伙。可是长征路上崎岖不平，很是难走。行军时要再背上这十公斤的电话线，确实有点沉。我就把电话线在两个肩膀间不停轮流换着背，以减小线对肩膀的磨擦。背到最辛苦的时候，恨不得三五米换一下肩，但我们也得背，谁让我们是红军战士呢！

　　现在科学发达了，有固定的电信塔，在哪儿都能接到电话。可那时没有信号是接不到电话的，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就开始架线，休息一会儿又收线。有时信号不好，我们要反复试线，最多一次试了几十次，才接通电话。

　　除了干这些，我们还得不断学习。通讯设备总会出些问题，红军中又没有人会修电话，一旦真的出故障，那无疑会影响到军机大事。当我们师傅的全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诚过来的，只要一旦听说谁会修电话，那可是要受到特殊对待的，简直成了“老爷”了。

　　那些师傅，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时就养成了抽大烟的坏习惯。经常犯了鸦片瘾，他们又戒不掉，不抽大烟他们就没法修理电话机。没办法，只好容许他们吸，只要他们能把机子修好，大家也没意见。有个兵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开车，他也会修电话机，所以我们都戏称他为“修机子的司机”。

　　当电话员，每天还必须多走10公里路。人家走80里，我们走100里，收了电话线，还要立马跟上部队，掉队了可就不得了，贻误战机呢！周华平 贺亚玲 陈 斌

　　彭金山，湖南省长沙市人，1911年2月出生，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师职。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侦察队队长、辽西分区警卫团营长、独立团副团长、四野南下工作团大队长、湖南省公安总队长沙市大队大队长、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著名的突破乌江、抢渡大渡河、四渡赤水等战斗。

　　周华平 贺亚玲 陈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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