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那些失意的青年

　　下篇：社会篇

　　火车站那些失意的青年

　　据统计，广州共有千万人口，其中700万户籍人口，300万外来人口。不过王大为认为广州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可能要达到1：1——广州作为珠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即使去

往深圳、珠海各地的人，也是先到广州，甚至在广州停留一段时间。

　　流动的人口肯定与流动人口中转的场所火车站有着天生密切的关系。广州火车站目前日均到发客流量在7万至8万人次，春运、黄金周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也有人因种种原因滞留在了广场上。

　　台风“派比安”影响了整个广东地区。8月4日中午，狂风暴雨中，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滞留的一部分人躲进了去往售票大厅的过道，过道的空气一时充满了汗酸味。过道里人数最多的就是那些大量衣衫不洁的“失意”青年。

　　神情还算轻松的山西工运学院大专毕业的小胡对《小康》说，“2005年6月毕业，在山西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年春节过后到广州，想在广州找份工作，一直找不到。只好在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地方玩了半年，现在父母再不肯给我寄钱了，只好回家”。

　　重庆蓝平的小江，沉默异常，“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上不起……在广州做电焊工……有一点点喜欢广州……但是钱太少，工作太苦……”他费力地表达了半天。

　　17岁的小夏，河南人，“交学费，上了一所技校，可是技校啥都没教，就把全班20多个人带到广州来了，到一个包装厂上班。工资说是在800到1300元之间，但是老板还要扣去我们食宿的费用，拿到手的，每个月只有700元。不加班，每天正常工作时间是11、12个小时，没有双休。20多个同学都走的差不多了……”他也要离开广州，去投奔在天津打工的姐姐。

　　8月4日夜23点多，雨停。广州火车站那些将要离开或者已经到达的人，因为住不起旅馆，随意地睡在了广场。有一个人在广场昏黄的灯光下捡拾起别人丢弃的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瘦小的体型，远看像是16、17岁的少年，但走近，脸上因生活阅历留下的苍桑痕迹，看上去又像是年过30的中青年。

　　交流后，《小康》记者知道他叫黄斌良，实际年龄20岁，广东省罗定市罗成镇人。两年前的这个夏天，他从珠海市一中高中部2003班毕业，同时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交不起学费，他没有去上海交通大学报到，而是去了福建三明。当年哥哥也是考取了大学，也没有上，哥哥在福建三明谋生。

　　第一年他在一个鱼丸店做学徒工，一年一共拿了4000元工资。2005年夏天，他到了一家西饼店，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每个月的工资是510元，如果不迟到不早退可以多拿30元的全勤奖。

　　珠海的高中同学，要他回广东做同样的事情，工资可以拿到1000元。8月3日晚10点，他坐火车到达广州站，想从广州转车珠海，可是一个小时后，他惟一的一个绿色的行李包被人抢了，里面有一张身份证，350元现金，以及一套衣服和一张 100多元存款的邮政储蓄卡。

　　他判断抢他的人，还会回来在火车站附近继续偷抢，就在火车站守着。次日零点的时候，有人和他搭讪，“小兄弟，看你好像落难了，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要讲义气，你跟我回去吧”。搭讪的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出租屋。一直睡到午后2点起。搭讪的人开始教他怎么抢劫。

　　黄跟着他坐127路公交车到了平沙。他让那个人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远远地看到“平沙综治队”的牌子，冲了进去，向警察报案，警察抓到那个搭讪的人，同时给了他两块钱，让他去广州市求助站。

　　广州救助站，说可以给他买回程的票，但只能是去罗定市罗成镇的票。但事实上，黄的父母早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多年，“流民”到了中山，罗定没有亲人了。他要求去中山或者珠海，救助站不同意。他只好从救助站走出，再次来到火车站……他想让警察给他办张银行的卡，让珠海的同学帮忙给他打一些钱，还去珠海……不知道能不能够……

　　无论是广州公安部门还是研究者，一直反复强调的一组数据是：1979年，广州常住人口在全市抓获作案成员中占比96%，到现在刚好反过来，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占了87%。李中原分析，治安刑事犯罪分子中，18～25岁的年轻人占了50%。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性格冲动，且有暴力的天性。

　　那些失意的青年，他们选择了来到广州，种种原因又选择了离开广州。如果一念之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又或者一些偶然的外力，让他们留在广州，一切又会怎样？

　　无法即刻消失的城中村

　　2003年3月，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派出所民警抓住，直至后来出了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2006年8月5日，《小康》记者来到孙志刚当年住的那个典型的广州的城中村——黄村，村子本村人口4000多人，而外来人口则有16000多人。

　　“他从没见过比这儿更肮脏或者说更破败的地方。街道非常狭窄，一片泥泞；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污浊的气味……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在污泥中打滚。” 进黄村时，记者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克拉肯韦尔的描述——那里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黄村和克拉肯韦尔似乎有相似，却也有区别。

　　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房子是可以这样盖的：楼与楼之间几乎是靠在了一起——“一线天”、“握手楼”。住宅既有二、三层陈旧的砖混结构，也有簇新的，装修豪华的五、六层框架结构，还有大量的房子正在建设。惟一的相似之处是从村口的那幢楼一直到村尾的那幢楼，每一幢楼从底楼到顶楼，所有的窗户都安上了不锈钢防盗窗。北京的地下室只有一层，而在这里，只要是住在四楼以下，就和地下室没有什么区别，一天24小时几乎见不到阳光，只能看到对面的墙。

　　一幢接着一幢密密排开的房子之间是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电线，有的甚至已经老化。按村镇宅基地 “一、二、四法”， “大路”4米， “中路”2米，“小路”1米，而村里很多地方的道路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走进巷子，就如同进入了迷宫，转半天要么又转回原地，要么走进死胡同。台风碧利斯带来的雨水，把村里的路浸泡得一片泥泞——城中村的竖向标高一般达不到城市防洪标准，致使暴雨时“水浸”频繁。蓄积的污水，浸着生活垃圾，散发出一阵一阵恶心的腐臭。

　　黄村派出所在进村的路口竖起了“为了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勿跟陌生女子进入出租屋”的告示。走向村子小巷的深处，某段不到30米的巷子竟有10多家发廊密密地挨着。晚饭时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发廊里，8、9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围在一起吃饭。其它各家发廊也都有“波大裙短”的女子以各种撩人的姿势或坐或卧。巷头巷尾各是一家不见营业执照的诊所，广告牌上写着“早孕测试，人流，兼治各种男、妇科疾病”，相当完整的色情产业链。

　　靠房租过日子的“二世祖”，这一堆、那一堆的稀里哗啦地“搓麻”，而闲来无事的老汉，正在门口的水桶里对捕鼠夹夹住的老鼠实施囚溺的死刑。

　　黄伟雄，1981生，黄村3组的村民，他见证了黄村从一个典型的南粤村庄变迁成记者所见的城中村的历程——1990年前，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自己)，住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家里有5亩多地，地里大多数长的都是水稻。1990年后，政府开始征收一些土地，父母不再种地，而是改种蔬菜。村里开始有了几百号的外来人口。1994年父母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两层楼，原来的一层楼出租。1995年、1996年征地征得更厉害，基本上没什么地了，父母开始做起了买菜卖菜的小生意。外地人也来得更多了一些。1995年父母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三层楼，原来的平房和二层小楼都出租。2000年的时候，父母盖了占地100平方米的四层小楼。2000年到2002年，当兵。当兵回来，原来的村委会已经变成了发展公司。姐姐出嫁，哥哥和父母分家。村里的外来人口已经逾万。2003年底，他成为了村发展公司100多人的保安队中的一员。每个月1600元工资。年底村里分红，他可以拿到4000元，而父母每人则可以拿到10000元。2005年一家人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五层小楼。平房，二层、三层、四层的楼房，以及五层楼房的下四层都租给了外来人口。房价视套房面积大小、装修好坏价格在200元到500元间不等。

　　黄伟雄介绍，现在，租房子的人去不去黄村街道办暂住证都是很自由的事。因为不办也没有什么惩戒。对于那些想租房的外来人，村里人一般只是登记一下他们的身份证，然后问一问是不是有正经“营业”，差不多就租了。

　　据《小康》调查，广州共有130多个像黄村这样的城中村。在广州市内，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居住村落：入口是一座传统样式牌坊，上书“××村”。聚落分布面积从几千平方米到数十公顷；农宅数量从十几栋到上千栋不等；居住人口少的只有数百人，如荔湾区小桥村，多的数万人，如天河区石牌村、冼村。共居住广州近300万的人口，其中200多万都是外来人口，而广州每年80%的刑事案件都发生在出租屋。

　　住在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人，90%以上是小白领和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而言，城中村的存在，降低了他们进入广州这个大都市的成本。小白领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城中村是他们住进商品楼之前原始积累阶段的缓冲之地。

　　中山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员蓝宇蕴在其城中村研究专著《都市里的村庄》中指出，城中村的经济体系基本上都是非正式经济体系。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能够满足流动人口方便快捷的生活需求。同时还解决了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比如石牌村有1200多家小店铺，平均每个小店铺解决四五个人就业的话，就可以解决4000多人就业。广州130多个城中村，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说，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将按照改造广州老城区的模式进行，但不会有时间表。

　　治安，不仅是“治安”问题？

　　一位在广州工作20多年，从基层民警走到领导岗位的老警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感叹：到广州的犯罪分子，很多都是某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而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又大都来自同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被称为“犯罪村”——都是极端贫困的山村。广州和他们原来的村庄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许多人在原来的小村子里每天只能吃咸菜喝粥，但到广州即使犯罪被抓，还能吃到米饭和肉。“饥寒起盗心”。另一方面，转型期，原有的社会道理评价体系不断地瓦解。现在社会“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盗”，很多人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贫困地区，往往义务教育执行不力。一些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最危险的就是那些16、17岁的孩子，现在他们在广州被别人操纵着犯罪，将来又操纵别人去犯罪。犯罪就这样代代相传，薪火不息了”……治安问题绝不简单的是治安问题，它和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社会就业情况等密切相关。

　　失业和失地急剧扩大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那些外来人口，只要他们到广州能找到工作，过上温饱的日子，基本上还是不会去犯罪的，因为犯罪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现在便衣多，“电子眼”多，发案率少了，就说明他们是有恐惧心理的。

　　何艳玲分析，广州的治安有“相对差”的问题。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广州是首当其冲的。广州离香港、澳门很近，很多作案都是从那边传到大陆。而“背包党”、“砍手党”、“撞车党”……一系列新型犯罪也都最先出现在广州。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其它地区在发展的时候，已经可以以广州的经验为借鉴了。

　　与此同时，广州的治安又存在“绝对差”的问题。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大学生以及大量贫困地区的人口都涌入了这个城市。“人不会天然去犯罪”，但是当以正当的手段，他们的能力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就走上另一条道路。同时在广州，外来的贫困人口又以老乡关系形成了固定的网络，这个网络对人的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和模糊效应。你偷我也偷，你抢我也抢。最后，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而警察及配制并没有相应增长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巨人穿了一个小孩的衣服，衣服肯定是要破裂的。

　　王大为教授认为，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更是中国问题。广州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中国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行业差距种种在广州得到了突显。广州、珠三角经济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未能有效地辐射周边的贫困地区。广州地处珠三角的中心，但在珠三角的旁边是贵州、海南、广西等南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民收入差距巨大，而广州则成为了最大差距量的承载地；同时广州市内的低保问题没有落实好，而占广州总人数一半的外来人口则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的低保；广州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广州一下子建了那么好的机场和地铁种种，在其它方面的投入肯定就相应的减少了。广州的产业，一直是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这样进入广州的人口长期只能是低素质低收入的人口。

　　武汉工业大学毕业的马老板可以算是黄村的“精英”，他在离黄村不远处的科学城的一家公司做技术工作，同时还和老婆在黄村一起开了一家“湖南特产店”，生意也一直不错。

　　但除了每个月向房东交500元房租，马老板不再和黄村的任何人有任何紧密固定的关联。在广州，马老板有同学，有老乡，“但是基本不联系，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大家坐下来喝喝茶，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马老板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漂”，称自己是“漂来漂去”的人。尽管他有别人看上去很稳定的工作，但他自己并不这样感觉——“我”和“工作”彼此有很强的可取代性。老板可以随时换了我，我也可以随时换了工作。甚至这个店也可以随时转让出去。

　　“你让我去关心黄村这个社区？没有归宿感。我不知道我会在黄村这个地方，在广州这个城市待多久。也许有了房子会好一点，可是广州的房子的价格普遍在每平方米6000元～8000元间，算来算去，还是买不起。”

　　广州市无数个马老板这样的人，在何艳玲看来都是典型的“原子人”。他们彼此独立，漠不关联。美国社会有三大领域组成：政府、市场、NGO(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统一的、死板的，只有NGO才能更亲切、更人性化的通过熟人的关系去感化、关爱。而由于人们的意识问题及制度设计问题，中国的NGO组织相当不发达。广州的治安管理要有更多的社会管理组织的介入。不能光靠政府一家。同时，“城市要想外来的人口像本土人一样地热爱城市，那么这个城市也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关爱、善待来这个城市的人”。

　　“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社会治安就是安全。它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纳税人交税，由政府来提供这种产品，等价交换。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执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市民安全地生活在这个城市’。如果安全这个公共产品可以论斤称，那么一定是有投入产出的。美国行政成本只占了8%，中国却占了37%。美国的财政75%用于了公务事务支出，而中国只有25%，我们常常说警察累，辛苦，其实就是警察的配制少了。政府用于安全的钱少了，治安自然就难以有相应的财力保证。而保证安全的不单是用于治安的财政支出，也包括养老，医疗，卫生等等公共事务的支出。”何艳玲感慨万千。

　　资料

　　墨西哥城治安之鉴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及其附近的卫星城有2000多万人口，日均发生犯罪案件400多起。犯罪率之高全世界闻名。绑架、抢劫、凶杀、盗窃搅得墨西哥城居民人人自危，怨声载道。

　　墨西哥犯罪率高的原因除了社会贫困化，还有警力不足，司法队伍存在腐败现象，打击犯罪活动手段和技术落后，经费拮据等原因。墨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犯罪激增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社会贫困化，武器泛滥，毒品成灾……

　　1997年墨西哥全面启动《全国公共治安计划》。这一计划包括整肃和扩充警察、司法队伍，清除腐败分子；全面提高公安快速反应能力，首先在14个犯罪率最高的州和墨西哥城建立机动化警察部队；利用卫星、微波通信等先进手段建立全国公安通信网；建立储存量为5000万个的指纹信息库和反犯罪情报信息处理中心，及时有效地处理066报警电话；加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安力量协调与信息交流，不让跨州活动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修改法律，严惩犯罪分子，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金融犯罪。国家与墨西哥城两级政府共同出资出力，以遏制日益蔓延的犯罪浪潮。

　　2002年，墨西哥城又高薪聘请善于治安治理工作的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当高参，帮助进一步整治墨西哥城的社会治安。

　　主要国家的户籍管理办法

　　在美国，公民持有护照或社会保障号，进行旅游和工作，享有迁移和移民的自由，但公民迁移和移居某地，其生活状态必须符合该城市卫生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有一定的住房面积，有稳定的收入能呆在该地；否则，有关部门将出面予以法律制裁，用这种方法维护一个城市的和谐和发展。

　　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犯罪记录，管理起来很有效。他们表面看起来很松，其实管理很严，这与人口登记管理特别是“人号”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加拿大由于城乡一体化，差距不大，故没有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现象。

　　日本、印度、秘鲁、陈根廷等国家有“出生登记”，内容十分详尽——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登记内容比我国的“户口”登记还详细得多，与我国不同的是它的管理机关多为内政部门、司法部门或统计部门。并且，这些国家对公民的迁移和移居多采取的是市场加法治的管理手段，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配文

　　历史上的游民治理

　　★文 / 王学泰

　　整个封建社会，从生产方式上来说是小农的自然经济；从人群的组织形式上来说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四民所组成的，四民又称之为“石民”。

　　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他们既希望四民成为社会的柱石，又希望他们沉重如石，不要移动、不发生变化。这样的制度设计缺少应付社会构成因素生变的弹性机制。因而，当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则很难应对，矛盾由小到大，直至激化为靠暴力解决。

　　马克思把欧洲封建社会比作“口袋”和“马铃薯”，小农好像是一个个马铃薯，国家就是个口袋，把这些马铃薯装在一起(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中国封建社会的“马铃薯”就是一个个宗法家族。

　　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一位游民。他没有土地，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住址，甚至连宗法也没有，连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他还游荡于鲁镇和未庄之间，以求生存。当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统治阶级腐败对民众诉求越来越多，使得一些农民破产，被迫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也使得一些宗族、家族解体，大批脱离宗法的人们流入城镇，在城镇中寻求生存之路。

　　游民的特点，一是脱离了当时主流的社会秩序；二是“游”，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不可转也”的“石民”，他们流动起来了。游民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历代、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所谓的“农民起义”多是以游民群体为中坚为领袖，大名鼎鼎的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都有着丰富的游民经历。

　　统治者也懂得,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往往是社会的动乱之源，面对大量宗族解体和游民激增，宋代思想家李觏写了《驱游民说》——回到社会初始状态中去，实行占田制，每人有一小块土地。从根子上消除游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失去了土地，才被宗法抛离出来。

　　游民的多少往往是封建社会的危机指标。如果游民激增，再有波及面大的天灾人祸，农民揭竿而起，那么，游民马上就会成为领袖和骨干，大规模的社会战乱不可避免。其结局往往是改朝换代。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争，人口剧烈缩减，其中严重的，有减少百分七、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的。生者每人又能分到一小块土地，于是重建小农制度、重建宗法制度，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王朝以来两千多年正是在这种治乱循环中走过来的。人口大量死于战乱，已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积累被扫荡殆尽，一切重新开始。有时我们看到社会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积累和增加。

　　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看到这个问题而不能解决，那是因为当时不仅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没有提供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样板或方案，结果游民动乱和农民武装起义反而成为古代皇权专制社会实现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

　　现代中国处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过程之中。目前也有旧式农村组织的解体，大量农民涌入城镇的问题。然而，现代工商业、服务业的崛起，为这些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当然现实中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也因为在旧式组织中生活太久，缺少个人面对社会的经验与勇气，他们涌入城市后也有许多惶惑与无奈，这是政府和社会工作者应该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