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广州治安博弈：失业和失地扩大社会犯罪

　　《小康》对中国37个大中城市的治安状况进行读者和网民调查评选中，广州被列在了治安最差的10大城市之首。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

”所下的“定义”。

　　“因为‘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对记者的印象一直不好，但我对广州警察的印象一直很好，他们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认真，非常执著”，刘丽娟——《南方都市报》跑了3年的政法条口的记者，说到广州警察时很动情。

　　然而广州的治安问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

　　那么， 广州为什么没有能够“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上篇：治安篇

　　广州治安，人心惶惶？

　　8月1日中午，飞机在广州

　　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归人，还是过客，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动作，将本该背在身后的背包，反背在了身前。可即便如此，还未走出机场，就有女士惊呼：“我大背包里的一个小包不见了！”

　　南国八月，草木怒长。车窗外的花城，干净迷人，只是“空港快线”的服务小姐不断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要把行李拿在手上，“小心被偷”。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人们这样调侃广州“过分”的

　　盛夏，靓女(广州方言)们戴上精致的耳环、项链，才更显出施施然长裙迤地的风情，又或者简洁的短裙下玉腿的修长。但耳环、项链这些贵重的饰物，在广州的街头极少见到。她们因亲戚、朋友耳环被抢、耳朵鲜血淋漓而生的恐惧，已经大于了对美的渴盼……

　　广州火车站北面就是中国近代史中记录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三元里村。村子附近有多家大型皮具、服装商城，各个商城的保安一律拿着一根带“钩刺”的钢棍——“这里‘飞车党’比较多，拿这样的棍子，一方面可以吓唬那些想抢劫的人，另一方面，万一发案时，也方便制止”。保安的勤力，历史的交错，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在全国37个大中城市中，“选出您认为治安最不好的10个城市”——这是《小康》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 11635人参加，3155人选了广州，37个城市中，得票最多。

　　一位网友留言：广州是公司里最早允许乘飞机出差的地方，原因就是有多次同事在火车站被抢，还有一名女同事被抢项链，从此再未去广州。以我的经验，由于外地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走路要注意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要注意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挤公交车时的扒窃近乎于抢劫，万一倒霉也不要反抗……

　　“现在城市里的铁门是越来越多，大门一般用两重，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家是四处都用金属封起来，整个家就像是一个大的笼子，光大门上的那个锁就得几千块，甚至上万元。人们走在大街上，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偷呀，违法分子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下手，成天警惕着过日子……” 广州市民黄先生仿照《大腕》台词，幽了这个城市的治安状况一默。

　　出租车司机老吴，河南人，2003年夏天到广州，开出租车三年。“去年，流年不利，被抢了两回，其中一回遇到的还是持刀的歹徒”，老吴的背上被砍了4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又休息10多天，才能继续开车。这是老吴的个人的际遇，他告诉《小康》，“每天开着车在广州市内的街道上行驶，真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看到‘飞车抢劫’案的发生”。

　　对于广州治安问题，如果上面的一切都只是个人的感性认识，那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何艳玲向《小康》叙述的切身体会，则带着更多的理性和客观——

　　“我是1990年代初到广州的，那个时候广州经济正热，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可能当时政府更多的把精力用于了发展经济，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仅仅我自己钱包先后4次被盗。”2001年左右，因为政府将问题提上日程，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2003年‘孙治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社会环境忽然宽松，而警察也有了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治安状况又出现反弹，犯罪分子更是由暗偷改为明抢。“身边4、5个熟人都被抢了，其中我妈妈在火车站被抢走了耳环，而我先生的同事，则因抢劫时反抗，被歹徒捅死”。广州治安状况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底到今年初广州公安改进、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治安又开始好转。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朱中原向《小康》介绍，2005年广州审理“两抢”案件2000件，占到刑事案件的50%。广州现阶段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这种在街道上的明抢犯罪，确实很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事实上，尽管广州的治安看上去是一个曲线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上看，广州的治安问题又是一个不断严重的过程。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在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工作整整20年的工作人员透露： 110由18年前的日均接警只有10多宗，已经发展到现在日均接警1.2万宗。

　　割韭菜式的治安博弈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我们是把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的。广州市委常委经常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广州的社会治安治理问题”。

　　重视落实，主要是人、财、物的投入。广州公安系统连续6年增加编制，而近3年每年增加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同时扩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由市两级财政每年出资1.56亿元，聘用了6500名治安员，配合公安进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此外，还在两年的时间内新购置了警车670辆——小北路等路段40分钟内，就有3辆巡逻车驶过。

　　同时，广州也一直在寻找治安治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2006年3月10日，“广州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广州信息办透露广州将在两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市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完成25万个“电子眼”的建设和改建。事实上，在广州，监控设施已经深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电子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等“电子眼”已经无处不在。

　　6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便衣侦查支队。广州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副队长赵洪涛向《小康》介绍，广州成立便衣支队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打击现行犯罪，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目前，广州市便衣侦查支队共有503人，到年底，队伍将有700人。而各个区分局以及派出所也在完善“便衣”队伍的建设。香港警匪片中常见的便衣侦探遍布了广州的街巷，尤其在“双抢”案件的高发地带。便衣支队成立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287人，破获刑事案件2624件，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5、6两个月，“双抢”案件的发案率由原来的每天200多起，降到了100多起。

　　4月4日，“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第一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生命安全的作案人员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而早在2004年，广州就设置了6700人的出租屋管理员。因为广州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为，而作案的流动人员绝大多数落脚在出租屋内。为此，平均每100～120套出租屋设置了一个出租屋管理员，并创造了“旅业式”、“围院式”、“散居分片式”、“小区物业式”等管理模式。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掌握房屋出租和承租人的情况，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2004年8月开始，对于在广州高发的“两抢”案件的作案工具摩托车，广州开展了 “断腿”行动——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全面予以收缴。

　　广州市的普通居民，尽管因为长期不乐观的治安环境，日常生活还常常带着惊恐，但他们总体认为，广州的治安形势从2005年底到今年还是一直在不断好转中。而广州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上半年，广州刑事立案同比下降8.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两抢”案件同比下降了22.5%。而2006年上半年日均报警同比下降16%，5月、6月报警数更是同比下降50%。广州火车站是广州治安的晴雨表，2006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甚至连续4、5天出现了零发案。

　　“‘十一五’期间，广州的治安治理目标就是降低发案率，同时提高百姓的安全感。2006年确保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两抢’案件两位数下降，确保人民安全感增强，对治安工作满意度增强”。钟健平秘书长严正地叙说广州治安工作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赵洪涛感叹：便衣侦察支队成立4个多月，但是现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了。原因何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就像是“道”和“魔”，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改变了工作方式，犯罪嫌疑人也会相应地改变、调整作案方法、方式。便衣侦察支队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主要是以便衣的形式打击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现在犯罪分子在公车上作案减少了，而把目标转移到了路面，所以便衣支队调整了工作方式。但便衣支队也只是阶段性的，也许以后还需要调整工作形式。

　　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认为，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战役”式的治理，难免会使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熟悉广州治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公安的‘断腿’行动开展后，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已经放弃用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而改用面包车抢劫，一个面包车价格也不过在3～4万元，便宜的二手的甚至1～2万元也能买到，而且整个作案的过程更加隐蔽——将人从马路上拉到车内，拉到偏僻的郊外实施抢劫，然后把被抢的人丢在郊外再扬长而去”。

　　除犯罪分子作案方式的革新改进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外籍人士也正不断涌入。广州越秀区甚至有了“天秀”和“国龙”两幢“外籍”写字楼——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广州有外籍人士1万人，但是“小北路一条街都不止拉出1万个外籍人士”，“三步一个非洲人，五步一个中东人”的说法绝不夸张。

　　小北路上值勤的派出所民警坦言，外国人在中国同样也有违法犯罪行为——贩卖毒品,走私枪支,但是对于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他们的拘捕要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而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要遣送回国，还得给他们买国际机票,甚至还要派人跟着去他所在国籍的户口所在地。成本和费用都很高。外籍人士所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治理,亟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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