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的铁路 精神的高原

　　——就青藏铁路问题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南方：(以下简称央视记者)朱总，听说你明天要赴巴西访问，今天我们赶来，请你介绍一下青藏铁路的情况。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各个媒体都在拼抢这方面的新闻，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朱海燕：是的，明天我要出访巴西，今天下午，中国记协的领导要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交代出访的一些事项。尽管时间匆忙，我还是乐意接受央视的采访。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说：“如果不运用我们已经掌握的观点与知识，我们就抓不住新闻，我们甚至无法知道什么是新闻，更不用说理解它了。”我会尽量按你们的提问回答问题，然后你们按索骥再作一些补充采访。

　　央视记者：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新闻媒体的同行，都从不同图角度对青藏铁路作过表述，作为报道青藏铁路的一位资深记者，你是怎样理解青藏铁路的。

　　朱海燕：我以为最简单的表述最能接近本质。青藏铁路，就是青藏铁路。是青海的铁路，是西藏的铁路。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那么青藏铁路就是青藏高原的大动脉。从严格意义上说，从西宁至拉萨，只有这一条铁路，而青海和西藏的总面积约有190万平方公里，这条铁路要把19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变成190万平方公里的经济高地，这就是青藏铁路的历史使命。

　　第二，青藏的“青”，是青春的“青”，西藏的“藏”是宝藏的“藏”。就是说，只有青藏铁路因素，青藏高原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焕发青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开发它丰富的宝藏。青藏铁路的使命，就是让青藏高原焕发青春，就是要打开青藏高原的资源宝库。

　　第三，从青藏铁路建设者的角度而言，青藏铁路是一条云中的铁路，是一个精神的高原。因为那里是生命禁区，人间绝地，所以不少人认为青藏铁路是铁路建设者的“葬青线”。但是，这些人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低估了科学和时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以

　　我多次说，青藏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的“上甘岭”，这里的每一天都让人难以忘怀，都值得令人回忆。不管你参加多少条祖国铁路的建设，不参加青藏铁路建设，你就会后悔一辈子；参加了青藏铁路的建设，你就会自豪一辈子。

　　另外从青藏铁路的高度而言，从哈尔盖到格尔木这一段，平均海拔在3300米左右；从格尔木至拉萨这一段，有960公里的线路在4000米以上，多数地段都在4500米左右，说它是生命禁区毫不为过。从西宁至拉萨全线长达1956公里，而这其中的线路建设，中国铁建在1400公里以上，就是说接近四分之三的铁路是由中国铁建建设而成；而铁路设计，更是由中国铁建全部设计。说到这里，我想到“登高”这一词，中国铁建是不是可以说是一支“登高”的队伍，一支“上天”的队伍，是他们把铁路扛到了天上。我以为这种登高精神是杨连第登高精神的继续，是1960年国人登攀珠峰精神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人挺进西部，开发西部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青藏铁路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西进的宣言书。

　　第四，我还想从经济的角度，说一些自己的观点。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难题究竟是什么？显然是交通问题。由于没有铁路，物资匮乏，西藏形成了资源“瓶颈”；又因为资源“瓶颈”的制约，继而形成科技“瓶颈”；科技与人才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科技的平台，自然又形成人才“瓶颈”和体制“瓶颈”等等。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是关系到西藏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铁路通车之后，起码是转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调整和优化了西藏的产业结构，推进了农牧区和城市间的协调发展，促进了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央视记者：听你一席话，我感觉到你对青藏铁路十分了解，请问你是何时介入到青藏铁路建设之中的。

　　朱海燕：我是1976年入伍到铁道兵的，在七师33团。新兵训练在四川万源。那年6月我们告别巴山蜀水奔向青藏高原，建设青藏铁路。6月26日到达西宁，当夜赶到哈尔盖。哈尔盖在青海湖的北岸，气候非常恶劣，6月份的天，气候还在零下四、五度，冻得人受不了。由于高原反应，身上背20斤重的行李，还气喘嘘嘘。

　　哈尔盖那时是青藏铁路的起点。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西宁至哈尔盖这段铁路的历史。1959年青藏铁路正式开工建设，由于国力所限，在西宁至格尔木一线投入了3000万元，什么东西也没有建成便下马了。青藏铁路虽然下马，但另外一个问题却摆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议事日程，那便是研制原子弹问题。1958年初，中国开始筹建第一个核武器研究院。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知道它的人如果需要提及这个院时也只是使用其代号：九院。起初九院的总部设在北京。名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后来九院院长李觉带着他的同事和苏联专家一起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认真地分析，选址在金银滩这个地方。金银滩这个地方过去叫三角城，在唐代的一些史书常常出现，也是曾诞生过著名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地方。从环境看，金银滩非常符合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制定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址原则。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选址时，奥本海默一直强调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要求有：外人难以进入，但是内部通信必须自由，可以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核武器的研制并不需要太大的设备，所以可以牺牲舒适环境以确保隔绝；同时，必须有铁路和公路通向那里。最终，奥本海默为这个研究院选址在险峻的赫梅斯山脉支部的克里斯托山下。实际上，只要简单地改变一下相关的山名，金银滩就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院所处的环境一模一样。

　　中国研制原子弹要修铁路，任务落到铁道兵十师的肩上，他们将铁路修到了金银滩，后又延伸到哈尔盖。上世纪70年代，青藏铁路从哈尔盖至格尔木的建设，由铁道兵的十师和七师承担。

　　从哈尔盖一出发，尽管有些高原反应，但初次见到高原，看到那蓝天、白云、草原、湖泊，心情十分高兴，坐在马槽车上还唱着豪迈的歌曲。我们看到了青海湖。青海湖应该说是在祁连山的范围内，这在卫星三维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青海湖是一个近似椭圆形的湖，它的长轴方向与祁连山诸山脉的走向完全相同。它是祁连山群山拱卫的一颗耀眼的名珠。青海湖是中国水面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版图上最美的湖泊之一，它浩瀚如海，水碧如天，环绕它的是繁花似锦的草原。

　　西行的路上，北边是祁连山，连绵千里，总是走不到山的尽头。祁连山是一座知名度很高的山，历史书中总会提到这座山。但是许多人都以为祁连山属于甘肃，其实它是甘肃和青海的界山，就面积而言，应该是青海境内的祁连山面积更大。祁连山的南面，因柴达木盆地的原因，那里的山呈现一种荒凉的奇观，千沟万壑的大山寸草不生，给人一种荒凉的美感。

　　我们行进在柴达木盆地北沿，祁连山脚下。走在那里，你才真正体味到“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景象。柴达木盆地总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干旱少雨，万古洪荒。但是它又是一个“聚宝盆”，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黄、白、黑三原色基本上描绘了柴达木的形象。盐和钾肥是白色的财富，石油是黑色的财富，而黄色，则是指柴达木的风沙。不到这里，是很难体会到柴达木风沙的魅力的。

　　青海铁路一直沿着青海至新疆的公路并肩西行，到了锡铁山以东折转西南。开始我对这一选线有些疑问，为何不选择南线，经青海湖南岸直插格尔木呢？若走那条线，全线仅长720公里；走北线，线路长达814公里。后来我才明白，青藏铁路北线布满了资源，有大柴旦、德令哈这样的西部重镇，还有锡铁山矿和钾肥厂这样举足轻重的企业。这样的选线不仅合理，而且科学。

　　青海有几个面孔，对于内地人来说，它是边疆；对于西藏人来说，它又属内地。1976年我初上高原，我感到走在青海的土地上，就像走在月球上一般，是那么遥远，是那么荒凉。尽管眼前的一切东西都是奇观，走着走着，就没有兴致了。由于高原反应我一边走，一边吐，一边吐，一边哭。从哈尔盖走了3天，总算到了绿草山以南，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在青海的地图上也是找不到的。铁道兵第七师33团团部就设在那里。

　　央视记者：你从一名战士开始，便参与了青藏铁路建设，后来又成为一位资深记者，你对当年参加铁道兵，从事青藏铁路建设有没有产生过一丝后悔？

　　朱海燕：开始有些后悔，但后来后悔又变成了自豪。我从新兵连分配33团的十七连，那个连住在锡铁山一号隧道的东口，我成了打隧道的风枪手。大概打了40天的隧道，因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好，就从连队调到团宣传股去了。当初，我之所以能当铁道兵，也是因为我会写文章的原因。接兵的指导员很喜欢我，他叫庄汉明，是广东汕头市人，他见到我的时候，我不想当兵，想考大学，因为我有心脏二级杂音，不适合当高原兵。他看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好，就说你不要考大学了，当兵去吧。我说我有心脏二级杂音，我不能当兵。这时候他就问其他接兵人，有心脏二级杂音能不能当高原兵？其他人说不能。但是指导员非执意带我不可。体检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军医的桌子上都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都写着我的名字。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被指导员开后门带来当兵的。后来，我和他分手的时候，我哭了，他说，我把你骗来了，我很对不起你。后来我调到团里就拼命地写诗，从76年入伍到78年这段时间，我的诗作当时在各个报刊发了200多首。由于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的这种职业，所以我对青藏铁路特别关注。

　　央视记者：听说在参与青藏铁路的记者中，你是唯一见过或者采访过吴克华将军、慕生忠将军的记者，你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朱海燕：起码关于青藏铁路的几个关键性人物，我是唯一见过或者采访过他们的人。一是吴克华司令员，他是1976年8月份上青藏线的，我当时是新兵，我还记得他接见我们的情景。吴司令特别爱兵，青藏铁路这么多的连队，他一个不落地逐个看望，一直到格尔木。陪同他的一个首长说：“吴司令你这么走太累了，咱们选几个重点连队看一看吧？”吴克华批评他：“不行，必须一个一个看过去。”

　　吴司令到33团机械连检查工作，中午饭和战士们一块吃。吃过饭，大家都站起来送吴司令，和我同年入伍的一位老乡，还端着饭盆在那里拣肉吃。连长李春明气得够呛，就批评那位战士：“你这个新兵蛋子怎么搞的，首长走了你也不起来送。”这个细节被吴克华发现了，吴司令走过去对连长说，新战士年轻能吃，叫他多吃一点，不要批评他。后来吴司令到了格尔木，从格尔木又到了清水河。清水河在可可西里，那里有一个试验段，是搞冻土试验的，施工的是31团11连，11连的指导员是李益德，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吴克华去11连之前，师长朱章明给李益德打电话，说吴司令要到连队吃饭，一定要准备好。从格尔木到清水河近300公里，吴司令去了之后，中午饭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压缩的干菠菜。朱章明师长认为李益德给他丢人了，司令员来了你用干菜招待他。李益德说，实在没办法，这是我们连队最好的菜，拿出来招待司令员，狠批了李益德一顿。吴司令那天流泪了，他说不能批评基层的同志，部队在昆仑山上修路，生活条件不好是他的责任。他觉得对不起修建铁路的战士，走的时候，给大家鞠了三个躬。

　　再就是吕正操政委，他当年是铁道兵的第一政委，1979年他上了青藏线，那时候他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他在七师小礼堂讲话时，我是放广播的。他上青藏线，主要是解决关角隧道的涌水问题，并带去全国许多有名的隧道专家。吕政委说那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关角隧道的计算问题有什么难题，需要华罗庚帮忙，我可以到北京把他请来，尽管华罗庚腿脚不便，我也能把他请上高原。

　　再就是1981年的时候，我采访了慕生忠将军。大家都知道慕生忠将军是青藏公路之父。1951年8月，为了准备班禅进藏的物资供应问题，西北军区组织一个进藏的先遣队，慕生忠将军是政委，范明是司令员。1951年8月，他们从青海的香日德出发，向南插，走无人区，翻唐古拉，一直走到了1951年的12月1号，历时96天，上路的驮工是1663人。这一次骡马死得不少。1951年的12月，班禅从香日德出发进藏，又是慕生忠用驼队护送。这两次驮运一共死了3万6千峰骆驼。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整个青海省是9000峰骆驼，这两次进藏整整死了3万6千头，损失多么大啊。两次驼运之后，大家在思考一个问题：西藏，这个民族怎么发展？靠这种驼运能不能承受得了，两次驮运死的牲畜，可以办20个国营大型的牧场。等于死了20个国营牧场的全部牲畜。这时候青海日报有一个记者叫古洪，他是跟随两次驼运进藏采访的记者，他跟慕生忠讲，不能这么进藏了，这么进藏，再进几次，我们国家的骆驼就死光了。

　　慕生忠说，不从香日德进藏又从哪里进藏呢？古洪说，从格尔木。慕生忠问，格尔木在哪个地方？古洪说，我的老师范长江说，在青海的西部有一个叫格尔木的地方，是古代商人曾经走过的一条路，从那里可以走到西藏。慕生忠他们就从香日德出发向西，走了三天找到了格尔木。格尔木是蒙语，就是水草长得比较肥美的地方，或者说是河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们发现有一条河，从昆仑山上流下来，河的两岸水草长得特别肥美。慕生忠说，这个地方就是格尔木了。他的拐杖插在那个地方，于是一个新的城市就在那个地方诞生了。所以人们称慕生忠将军是格尔木之父，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到了格尔木，从这里开始了一次驼运，为西藏的军队送军粮。18军在西藏缺军粮了。不能从成都运，只能从青海运。前后三次驮运付出代价实在太大。从那之后，大概在1953年的9、10月间，慕生忠诞生了修公路的想法。然后进北京慕生忠向彭老总建议修青藏公路。青藏公路是1954年的5月份开工，1954年12月竣工，历时7个月，终于修通了这条1200公里的公路。由于慕生忠将军和彭德怀的关系，1959年他被打倒了。打倒之后安排在甘肃的山丹一个农场当副场长，那个农场是一个连级单位，慕生忠就变成一个副连级的副场长。慕生忠被打倒之后，他像一头困兽一样，经常站在家里看地图，闭着眼睛，他用手一指就是格尔木，一点就是拉萨。他对西藏的爱太深了，那里的一切，都装在了他的心里。1981年，我在格尔木当兵，慕生忠将军去了格尔木，我非常崇敬他，就在现在的格尔木大站的招待所里，我采访他一个下午。分别的时候，他把他写青海的诗交给我，让我找一个杂志给他发表。后来我找一个杂志发表了他的诗，同时我还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评论了慕老的诗。我现在一直和慕老的孩子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来，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我还采访了原铁道兵副参谋长潘田同志。他对青藏铁路建设热情很高。上世纪40年代，他在国民党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是闹学潮的积极分子。当时，有个更年轻的学生跟他一起闹革命，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了让青藏铁路上马，潘田同志曾多次致信江泽民同志。我是2002年9月采访潘田同志的，采访后不久，他便去世了。

　　央视记者：你参加青藏铁路一期建设整整8年，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朱海燕：建设青藏铁路一期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的柴达木盆地没有柏油马路，全部是“搓板路”，走起来尘土飞扬。从我们连队到西宁一般来说要走三天半时间。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连一个女同志都看不到。一个团机关只有一个邮电所。邮电所的卢代宽是大柴旦邮局的职工。为了给大家传送报纸和信件，邮电所就设在我们团部。为了有一点春的气息，卢代宽从大柴旦移来一棵小白杨，栽在邮电所门口。他不是有洗脚水，洗脸水吗，每天他就用洗脸水洗脚水浇这棵小树，小树慢慢地长大了。连队的兵到团里办事发现这个小树，特别喜爱，喜爱得抱着树哭的程度。那是方圆几百里唯一的一棵树，大家能不喜爱吗？

　　我在青藏高原干了八年，经历九死一生。一次是煤气中毒，是我的炊事班长谷明昌把我救出来的。后来我从连队调到师里，谷明昌则从连队复员回到地方，就失去联系了。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因为青藏铁路的采访，我回到了我们老部队17局三公司。我打听谷明昌这个人。后来通过他的一位老乡，终于在重庆的大足县找到了他。

　　那时，我住在一个叫泉吉峡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水源，是柴达木盆地几百里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唯一的水源。但是，谁也不知道水里边含有害矿物质，也从来没化验过那里的水。我们吃那里的水吃了七八年，吃得有20个人得了癌症。33团保卫股长叫吴奇友，探家的时候好好的，非常健康。过了十多天，噩耗传来了，他病死在家里了。

　　央视记者：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少人提到马鸿臣这个人，你是否了解他？

　　朱海燕：我十分了解马鸿臣，我和他是一个营的，他是营部的工程师，我是十七连的文书。他下了高原之后，又到云南去建设南昆铁路。他在南昆铁路患了癌症。后来到上海检查时，医生说他患这种病，是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干净的水所导致。大家想来想去，不就是吃了泉吉峡的水吗？那里的水，矿物质含量超过正常饮用水的几百倍。病倒的，不仅是马鸿臣，还有十七局局长陈孔安，十七局三处处长宋洪章，十七局施工处处长王汉东，十七局宣传部副部长陈先华等等，这些同志，他们不仅把青春献给了高原，有的把生命也献给了高原。

　　所以从一期建设到二期建设是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就是能够关注生命了，能够以人为本了。一期建设中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支撑着。二期建设中，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支撑着。那时，虽然很苦，但对于铁道兵战士来说，修这么多铁路，没有一条能像青藏铁路这样给自己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我们国家七万五千公里铁路，我几乎走遍了，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央视记者：有人说泉吉峡，当时就是连兔子都不喝那个地方的水，是真的吗？

　　朱海燕：那里没有人，是一个无人区。锡铁山那边有人，锡铁山这边是没有人的。兔子喝不喝那里的水，我不知道，起码铁道兵没去之前，人是不吃那个地方的水的。因为是无人区嘛！

　　央视记者：你当时不知道水里含有害矿物质？

　　朱海燕：不知道，吃了四五年之后，才知道水里含矿物质很高，不能饮用。走下高原检查身体时，80%的人心脏都移位。有一句话，叫“铁十七的人偏心眼”，就是从这里来的。不是偏心眼，而是因为高原的折磨，心脏移位了。所有的指甲全部凹下去了，凹到什么程度，朝水盆里一放，再端起来，指甲里边都装着水。

　　央视记者：当时建设第一期工程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出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口号，以体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朱海燕：不能这么说，青藏铁路精神，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有它的历史渊源。几代共产党人在青藏高原做奉献，开始，提出的不叫什么精神，而是口号，如“钢钎打不进，人要能扎根”，就是当时提出的口号。钢钎打不进的地方，人都要扎根。再如：“天上无路我们修，神仙怕走我们走”，也是一句口号。神仙都不敢走的地方，我们来去走，这种口号，应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些口号是青藏铁路精神最初的萌芽，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就提出雪莲精神，青藏高原的创业者要像雪莲一样扎根在高原上。高原汽车兵认为，河滩有沼泽的地方，长出一片一片的红柳。高原汽车兵就提出建设高原要有红柳精神，要像红柳那样，扎根在高原上。

　　青藏高原太苦了，谁愿意在那里干呢？如果没有一种苦斗精神，一种扎根的精神，在那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80年代末的时候，大家总结出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青藏精神。这三个“特别”，基本上概括了青藏精神。再后就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大家认为光靠这三句话还不能涵盖青藏铁路精神，大家又总结出这八个字：“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挑战极限”有几种极限，一个生理的极限，一个是科技的极限。“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我觉得是对老青藏精神的又一次丰富。

　　青藏铁路一期时，七师有名有姓的人牺牲了108个。死的时候有的人只有18岁，19岁，20岁，22岁；有的人刚刚写好入党申请书，还没有被批准入党就死了，有的年轻的同志刚刚写好入团志愿书就死了。他们死了之后，往往是没有什么坟墓的，埋在大漠戈壁上，然后写一个木牌子，插在那里，这就算是他的墓碑了。2000年，青藏铁路二期快要上马的时候，十七局的领导，考虑到这些牺牲的同志为青藏铁路做出了重大贡献，就沿着青藏铁路找这些人的坟墓，把他们的遗骨移到了格尔木的烈士陵园。现在那个地方安葬了57个我的战友。还有其他很多还没有找到。二十局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中，从60年代到80年代，牺牲了201个，但是这还不包括1959年那一次。1959年第一次上高原，由于时间太久远了，很难说有多少同志在那里捐躯。

　　对于任何一个老铁道兵战士来说，青海高原留给他的记忆都是不可磨灭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原党委书记孙有礼同志，他当时是33团政治处副主任，他的孩子当时上小学，在学校里是个小孩王，他画了一只鸭子。实际他画的既不是鸭，也不是鸟。他拿回家，问他爸爸这是不是鸭子？他爸说这哪是鸭子，鸭子是长腿的，你画的东西不长腿怎么是鸭子呢？儿子说，我没有见过鸭子呀！在高原生活几年，孩子们都不知道鸭子是长腿还是不长腿。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大沙漠里是找不到鸭子的。所以，为什么说修铁路的人，误了终身误子孙呢。就是这个意思。长期生活在高原，就把孩子给误了。幼儿园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树。教师讲树，他们就问，树是什么样子的。老师没办法，就把孩子们带到电线杆旁，说，这就是树，这是死了的树，如果它活着，上面还有枝子，有叶子。然后又说，那枝子是什么样子的，叶子是什么样的。有的同志带着孩子探家，到了西宁，孩子看到杨树要吃苹果，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戈壁上可以吃到苹果，但是没见到过树，光知道苹果是树上结的，所以，见到白杨树要吃苹果，见到柳树也要吃苹果。

　　有一个战士，是33团汽车连的，叫李闯庆。他回家结婚，车上没有座位，就坐在马槽车上，到西宁，两个脚趾头冻掉了，他的新婚妻子赶来伺候他哭得不得了，整个蜜月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这种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我认为，青藏铁路对每一个参加建设的铁道兵战士来说，都是他生命最辉煌的一笔。我认为整个西藏多年来一直在讲两个故事，一个是佛教的故事，一个是路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使得西藏很神秘，不被外人所透视，所了解。从西藏和平解放那一天起，它诞生的第一个单词就是“路”，一切故事都是在围绕着“路”而展开，所以，说路是铁路建设者一个生命的最强音符，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如果说珠穆朗玛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头颅的话，那么现在建设的青藏铁路，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身子和头颅相连的那个器官。青藏铁路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出现了一个符号，更重要的，它是西藏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一个蓬勃的生长带。

　　央视记者：一期建设过程中，关角隧道塌方是最悲壮的一幕，你能否介绍当时的情况。

　　朱海燕：对不起，我不是现场的目击者。我所了解的关角隧道塌方事件，是我在后来的采访中了解到的，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搞明白，我建议你们到中铁二十局，找一些当事人谈谈。

　　1975年4月5日，关角隧道塌方。在里面带队施工的是一个副营长叫吴德安。当时，埋进去127个人。这个事惊动了铁道兵机关，也惊动了军委领导。铁道兵的副司令，兰州军区的副司令飞到现场抢险。当时的新闻报道说，这是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说铁道兵战士在隧道里边背诵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后来经过我的实际采访，并非如此。因为关角隧道海拔3700多米，本来就缺氧，隧道口再堵死，里面的含氧量更低。战士们不可能在里边背毛主席语录。另外也会消耗氧气。所以吴德安要求大家不要唱歌，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开展自救。后来这127个人都抢救出来了。我采访过吴德安，特地核实在里面唱没唱歌的问题。他肯定地回答，没唱歌。关角打得非常惨，其中有一个副团长叫王连清，他每天上班的时候，把一个个熟悉年轻的战士送进隧道，出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具尸体。他多次给死去的人擦脸洗身换军装，然后抬着战士的棺材进墓地。王连清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哭得讲不下去。他亲手送走20多个战士。后来有一次他在关角隧道正在值班的时候，也是关角隧道即将建成的时候，来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坐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一个秘书。老人说他是李井泉。王连清一听惊喜万分。李井泉不是当年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他怎么来了？他来到关角干什么来了？李井泉说：“我来看看铁道兵10师的同志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李井泉被打倒，当时铁10师在西昌修成昆铁路，10师的同志曾经保护过他。李井泉被解放之后，就追着这支部队到了青海，也许是到青海视察工作吧，特意赶到关角，看一看。

　　央视记者：你介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报道很早，写得也很多，你能否谈谈你第一次报道青藏铁路二期的情况。

　　朱海燕：如果准确表述这个问题，不能说我最早报道二期工程。因为二期的上马，是在2001年的6月29日。此前的报道，不能算是对二期工程的报道。我的报道，只能说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上马，作了一些呼吁。

　　那是1991年4月，当时我在人民铁道报当记者，西藏自治区发了一个邀请函来，邀请人民铁道报派一名记者去西藏采访，因为我曾经修过青藏铁路，报社领导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就派我去了。我当时虽然下高原已经十多年了，因为在那里生活多年我想，可能不会有什么高原反应。没想到，我飞到拉萨，高原反应就把我撂倒了。中午躺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吐了14次，吐得胃都流血。西藏记协的同志把我送到西藏人民医院，医院诊断我是肺水肿，让我出院后火速离开高原。后来在人民医院住了几天院就恢复过来了。但他们不让我下去采访。我想既然来了，不写新闻不好交代。出院之后，我到西藏各地采访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和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对我那一次采访非常重视，在日光宾馆的一次宴会上，他们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的这边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另一边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维伦，我在中间。当时孔繁森同志是拉萨市的副市长，他具体操办了那次宴会。在宴会上，我给丹增讲个故事。我说西藏已经有铁路了。他说，铁路在哪里？我说，在格尔木。因为，从格尔木火车站，延长了一条2公里的专用线，一直通到西藏格尔木办事处，这条专用线是西藏投资的。青藏铁路修到格尔木后，不向拉萨修了，就给西格办修一条专用线。这条线，由西藏投资，西藏使用，但是建在青海的土地上。难道这不是西藏的铁路吗？丹增十分高兴，他大声说：“同志们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西藏有铁路了，建在格尔木，只有2公里，它是一个小树，但是这一个小树必然要长成为参天大树。那是西藏的第一条铁路”。

　　那次，我在拉萨采访一个月，采访了西藏社会科学院，采访了山南地区，采访了日喀则地区，到了亚东，到了江孜，到了喜马拉雅山。我感觉西藏人民呼唤铁路的声音非常强烈。当时西藏的人煤炭拥有量一年是1.2公斤，连一天烧火都不够；钢铁也是1.2公斤。1.2公斤的钢铁，怎么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显然不可能。当时拉萨有很多饭馆，多半是浙江人，四川人所开。所有的小饭馆烧的全部是喷灯，都是用汽车的喷灯去做饭。一方面资源运不进去，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拼命消耗掉有价值的能源。你想，用喷灯去做饭，这种浪费有多大？我有一次到了亚东，亚东是西藏边境的一个小县。我是夜间12点钟到的亚东，亚东县招待所的院子里，排满了200多辆汽车，拉的全部是木材。车都是日喀则、江孜一带的。当然西藏的木材储量是比较多的，但是西藏既是多树的一个地区，也是少树的一个地区，树都集中在林芝、亚东一 带。像藏北这一带，树是很少的。一方面少树，另一方面又拼命的破坏植被。

　　如果按照这个破坏速度来计算，二十年后，或者三十年后，西藏的树木都面临消亡，所以从这一点讲，西藏需要建设铁路。我在日喀则采访地委书记白钊，后来他做西藏自治区法院的院长。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日喀则地区，对修铁路是怎么看待的？我就这一句话，引起他的兴趣，他谈了一个小时，他从农业问题，企业的角度，工业的角度，谈了很多要修铁路的迫切性。回来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没有铁路的地方》。那篇文章发表后，我寄给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他不久就到北京来，特地到人民铁道报找到我，对我表示感谢，说我为西藏人民说了话。那篇文章在铁道部系统影响很大，很多工程局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青藏铁路要上马了？这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发表这篇文章。因为青藏铁路已经下马十多年了，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那篇文章成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发言的重要的参考文本。因为在此之前，铁道部的同志很少到西藏去，了解西藏情况的，可以说很少。2000年的6、7月间，我到蔡庆华副部长家去，他问我：“海燕你看我的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呀。”他说，“我上青藏线了，我登上唐古拉了。”他很高兴，感到无法表达他内心的喜悦。我便敏感的意识到青藏铁路要上马了。他告诉我，在中央没有作出决定之前，这个消息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你一定保密，一定保密。再后就是2000年10月22号，国家发改委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关于十五计划问题，要求社会献计献策。汪洋同志主持新闻发布会。他和我也比较熟悉。发布会一开始汪洋就点了我，请我提问。我向曾培炎主任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青藏铁路何时上马？西藏250万人口，修一条青藏铁路无疑是亏本的，亏本怎么办？是国家出还是铁道部出？第二个问题京沪高速何时上马？究竟是轮轨还是磁悬浮？这两个问题都问得非常直接。曾培炎回答说，青藏铁路不久就要上马，就是亏本我们也要修青藏铁路。他讲了这条铁路的建设意义。当天新华社发了消息，消息说，曾培炎主任表态，亏本也要修青藏铁路。这句话是那一天的新闻中最亮的新闻点。2000年11月10日11点，江泽民总书记关于青藏铁路建设作了批示。2000年12月，国家计委立项。2001年2月7号，朱镕基主持国务院的常务会议，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第二天新华社发布消息，青藏铁路上马。消息发表之后，尤其对中国铁建来说，大家是兴奋异常，终于要圆青藏铁路之梦了。

　　央视记者：你的这一想法，是不是也代表一些老铁道兵战士的想法？他们的呼吁促使了铁路的再次上马？

　　朱海燕：我觉得这个因素是次要的。青藏铁路上马的主要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青藏铁路已经到了上马的时候，天时地利，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光是一种意愿，或者说，靠铁路建设者的一种意愿，修青藏铁路是不行的。50年代就有这种意愿，并不能修通青藏铁路。59年的时候，修了，没有修通；60年代，70年代也有这种意愿，还是修不通。这不是意愿决定的，而是国力决定的。青藏铁路一说上马，大家非常高兴，都要求上青藏线。2001年4月，青藏铁路还没有开工，在中南海怀仁堂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全国十位劳模的时候，十七局集团的王宜强就向总书记表示，他要上青藏线去，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那年5月，他代表中铁十七局集团把请战书送到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的办公室。傅志寰说，请战书我可以收下，但你王宜强同志再上高原我们不能同意。开发西部，建设西藏，需要老同志，但更需要年轻人。后来二十局集团的董事长余文忠和局党委书记周玉成也走进傅志寰的办公室，带去了7000多封要求上青藏铁路的请战书。傅志寰激动地热泪盈眶，对他们说，你们建设青藏铁路的心情我理解，告诉基层的同志，不要再送请战书了。铁道部一定会考虑你们的要求。

　　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刚才你在谈话里谈到青藏铁路是一条“云中的铁路，精神的高原”，你是否认为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精神层面的作用起了重要因素？

　　朱海燕：应该是这样的。青藏铁路的建设，其结果不仅仅是为西藏修建了一条上天的铁路。还有一点，它为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一种攀登不止的青藏铁路精神，这种精神财富在民族的精神的宝库中将千年不老，万年不死，永远激动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崛起而奋斗。

　　的确，青藏铁路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平均海拔4500米，它在苍莽的“三江源”地区蜿蜒而行。“三江源”是指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地区，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这里，原生态的冰川、湖泊、溪流、沼泽，共同孕育了三条江河的生命之源，成为世界高海拔地区中天然湿地最多，生物多样最集中的区域。中国铁建的建设工地就在这一地区。如十二局集团在楚马尔河施工，它处于可可西里腹地。楚玛尔河，古名叫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藏语意为“红水河”，全长527公里，为长江北源，流域为20909平方公里。楚玛尔河穿多尔改错湖而过，过去人们误认为该湖是它的源头，其实它真正的源头还在150公里上游的雪山上。

　　中国铁建的工地，还有当曲河，十六局集团在那里施工。当曲河在藏语中是“沼泽河”的意思。全长352公里，是长江的南源，它发源于唐古拉山东段霞舍日阿巴山上。

　　在这一地区还有沱沱河，原名叫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它是长江的中源，也是长江的正源，发源于5300米的姜根迪如。

　　我谈论这些，绝不是和你们阔摆地理知识，而是说，三江之源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从古到今，人们从未间断过对江河的敬仰，也从未停止过对江河之源的探寻。在它的源头，有着数不尽的奇丽风光，江山如画。在它的源头，有讲不完的历史陈迹，传说神话。往古今来，有多少人，为它的魅力，寻幽探胜，昂首歌唱；数千年间，有多少人，为它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一切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我认为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战斗在三江之源建设青藏铁路的英雄儿女们，他们不愧是长江和黄河的儿子，不愧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青藏铁路建设者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哪个作家感兴趣，完全可以写一本《青藏铁路英雄列传》。我跟你讲一个最平凡的人，这个人叫刘吉兴，他是18局集团二公司的一个职工，负责机械设备工作。二公司的工地在唐古拉无人区。刘吉兴是2002年上高原的，因为机械不够，2002年冬天到2003年春天这一段，他回到唐山租机械。他一会儿跑秦皇岛，一会儿跑天津，一会儿跑沈阳，到处忙着租机械。他的夫人叫王建伟。那天刘吉兴出去了，夫人也出去了，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刘畅留在家里。刘畅站在阳台上喊爸，喊妈，没有喊到。由于阳台没堵死，结果小孩从阳台上摔了下来，摔得是脑浆迸裂，几秒钟前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几分钟后就是一片血光，6年的抚养像一瓢血一样，泼在了地上。从女儿摔死到刘吉兴再上青藏高原，时间大约20天。这20天的时间里，家庭像坟墓一样，两个人不说话，就是天天哭。刘吉兴把设备组织好后，他对爱人说，我明天要走了。爱人说，我知道了，你走吧。第二天公司的领导来为刘吉兴送行，在远远的一棵树下站着他的爱人，她也给丈夫送行来了。我得知这个故事是2003年8月，我对他们项目的领导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可供采访的人物。最后他们找来刘吉兴这个人。开始谈机械设备他兴高采烈，一涉及到家庭，他就痛苦流涕，说不下去。我只好把话题转开。他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再触及这个话题。哭了，就转开话题，情绪稳定了，再接着谈，前前后后六七次，他总算断断续续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我问他：“你爱人有信来吗？”他说，“有信来。”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爱人的信拿来我看看？他把爱人的信拿来了。他爱人说：“你走了之后，我非常想念你，也很想念孩子，我每天给孩子烧纸，烧完纸后把灰喝到肚里去，也算保佑我们的畅儿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平安”。读这封信时，屋里坐了十几个人，听着听着，一个个捂着脸朝外跑，受不了那种感情的打击。去年青藏铁路铺通的时候，我跟刘吉兴联系了一次，他已经到了温州的一个工地。我问他，现在有孩子了吗？他说有了，是一个女儿。我问，取的什么名字？他说，叫刘丹阳。我问谁取的？他说是建伟取的。我说怎么取这个名字？他说爱人说，铁路建设者不是要给西藏拉来一轮太阳吗，铁路不就是西藏的太阳吗，你不就是牵引太阳的人吗？为了牵引这轮太阳，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照顾好。所以给第二个女儿就取名叫丹阳。

　　我再给你讲讲杜惠均的故事，杜惠均是十二局青藏铁路指挥部的秘书，他爱人是太谷师专的老师。2002年夏天，她爱人在学校说，我丈夫在修青藏铁路，我要到高原去。学校所有的老师都祝贺她。他们说，你去了那里一定要多拍点照片，那里有白云，有草原，有雪山，有羊群，有一种天堂般的美丽。杜惠均的爱人车丕环从太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登上了发往西宁的火车，又从西宁坐汽车到了格尔木。从西宁到格尔木的途中，她感到路途是那么遥远，就像到了月球一样，一条黑色的柏油路把她牵到了天上。她在格尔木休息了几天，然后就上了可可西里。开始出发的时候她还唱着歌呢，心情特别好，结果一上昆仑山口，她是又吐又拉。到了可可西里的时候，吐得几乎像死人一样。杜惠均把她从车上背下来。小车还跟他开玩笑说：“一年没见面了，怎么见到我，你也不亲热一下，连拥抱我的勇气都没有？”杜惠均说同志们太多，我不好意思。到可可西里十二局指挥部，车丕环就住院了。医生诊断，她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必须立即下山，在山上可能有生命危险。小车在山上待了一个半小时，饭都没有吃，又回格尔木了。她在格尔木又待了四天。她给杜惠均打电话说，我恢复过来了，还想上去。杜惠均说，我盼望的就是这句话。小车下山时，是杜惠均把她送到格尔木的。杜惠均返回可可西里时，小车把他爱人送到车上，没有说话，扭脸走了，她不敢说话，一说话就哭。到了楼上关上门哭了一个上午，眼睛都哭肿了，中午没敢下去吃饭。她说你看我这次探亲，花了钱，跑了路，吃了苦，结果和丈夫不能在一起。四天之后，她再次走上可可西里。那一天我正好在那里采访。采访时，我听外边有一阵杂音，我问怎么了？他们说，小车高原反应严重，要送她下山。我说，我和她谈谈，小车一连哭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她说，这叫什么探亲，两次到可可西里，加起来三个小时，第一次一个半小时，第二次一个半小时。正说的时候，小杜进来，悄悄塞给她一张餐巾纸，说外边的同志在等你，小车把餐巾纸接过来擦干眼泪，无精打采地背着一个空荡荡的行囊走了。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遥远的探亲路》。

　　十二局四公司有一个女工叫方文红，她的丈夫叫刘正道，都在一个项目部里。方文红到可可西里，经历了七上七下，上去高原反应受不了，送下来；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上去，上去受不了再下来。最后终于习惯了。他们两口子在那里生活了3年，这3年期间，两个人没在一起住，方文红住在女职工宿舍，刘正道住在男职工宿舍，两口不同床，不同居。方文红给爱人曾经写过一封信。我是这封信的第一读者。她说虽然我们近在咫尺，但是为了青藏铁路的建设，我们不得不经受这种煎熬。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过夫妻生活是非常危险的。当我把这一封信读完的时候，所有参加座谈的人都哭了。后来我听说她得病了，长了肿瘤。这个同志在青藏线没得到任何荣誉，但是我认为她是真正的劳模，现在宣传出去的劳模，没有她的事迹感人。

　　十八局集团四公司有一位女职工，叫王芹，现在整编到二十二局集团去了。王芹的丈夫叫郭建波，他是作为先遣人员上的青藏高原。郭建波的项目指挥长是张永真，上去七天，由于交通事故，张永真死了。郭建波忙于处理张永真的后世，把手机关掉了。一个星期没有给王芹打电话。王芹很担心郭建波。怎么丈夫的手机打不通了？然后通过种种关系了解到，郭建波在处理指挥长的丧事。王芹吓坏了。指挥长和丈夫一起上的高原，指挥长去世了，她能不担心自己的丈夫吗？于是，王芹向组织要求，非要上高原不可。组织批准了王芹的要求。上高原的头一天晚上，她去看张永真的爱人。两人一直聊到九点。这时，张永真的儿子小帅还没回来。王芹下楼的时候，看见小帅在院子里玩。王芹说，“小帅你怎么不听妈妈的话，爸爸不在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这时候小帅扑在王芹怀里哭了，他说，阿姨，我爸去世后，妈妈就不下楼，我怕憋坏了身体，每天晚上我有意不上楼，叫妈妈下来找我。这样，我可以陪妈妈走一走。这是十岁的男孩的话。可以这么说，这个细节如果不是亲自听到的，任何一个作家，是编不出来的。

　　我再向你们说一段黄胜的故事。

　　8月份，坐在风火山工地的会议室里脚冻得受不了。指挥部的同志问我：“你回指挥部吃饭吗？”我说我留在工地吃饭。队长说，记者从来没在工地上吃过饭，那个地方海拔4888米，海拔比较高。记者在那里吃饭，也给基层的同志添不少麻烦。万一身体有什么不适，基层不好处理。我一说要在工地吃饭，几个人就忙起来。吃过饭我才知道，那一顿饭，把他们剩的萝卜，白菜全部吃了。基层单位没有什么蔬菜。那天，座谈时，我认识了黄胜。黄胜个子又小又黑又瘦，和他坐在一起的胡媛媛，长得又高又白又漂亮。队长说，他们是两口子。从新闻的角度看，反常就是新闻。这两个人是怎么结合的，这里边一定有故事。我问黄胜，是你追小胡，还是小胡追你？他俩都不好意思回答。让他们单独向你汇报。队长说，吃过饭我对黄胜进行长时间的访谈。黄胜说，他爸爸是湖南人，1950年入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为祖国铁路修建了十多条铁路，七十年代上青藏高原，在关角隧道得了病，死在那里，埋在了乌兰县的烈士陵园。这时黄胜才九岁。下高原时，妈妈带着黄胜到他爸爸的墓前。妈对黄胜说，我们要下高原了，和爸爸要分手了，你磕个头吧。黄胜给爸爸磕个头。这一个头磕得不当要紧，使黄胜成熟起来了。他感到，自己虽然九岁，已经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黄胜长大后，在二十局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找了一个爱人。爱人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应该说是青梅竹马。爱人考上大学没有钱上学，上学的钱都是黄胜出。大学毕业后，女孩嫌黄胜太土，就离婚了。分手之后黄胜又找了一个，结婚一年多，第二个夫人又死了。到三十多岁的时候，黄胜还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单身汉。青藏铁路上马的时候，他上了风火山。他的任务是在项目部开救护车，谁有病他就朝医院拉。风火山那个地方，垭口是5010米，比较危险，尤其是冬天，过路的司机在那里经常翻车。一翻车，黄胜就开车朝二十局医院送。胡媛媛是二十局医院的护士，她当时不认识黄胜，她认为黄胜是某一个司机的助手。她批评黄胜：“你怎么搞的，开这么快的车，你看你师傅都翻车死了。”后来，小胡才知道批评错了，黄胜原来是二十局的人。就这样，一次一次，小胡了解了他。伤员检查的时候很麻烦，从这个科室背到那个科，都是黄胜背。时间久了，慢慢他和胡媛媛产生了感情，然后就结为夫妻。2003年3月，黄胜从咸阳回青藏线，他妈说，你现在结婚了，从下高原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没给你爹上过坟，这一次你务必经过乌兰，给爹扫墓去。黄胜到乌兰，买了两瓶酒，买了几斤水果，买了几包烟，在烈士陵园里找到爸爸的墓，给爸爸磕了几个头。他说，爸爸，你当年是修青藏铁路的关角隧道牺牲的，那是世界第一高隧，现在我们还在修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也是世界铁路第一高隧，您老人家要多多保佑我，我带着您的儿媳妇一起来看您来了。说完，他和媛媛就哭着走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发生在二十局，故事的主人叫徐娜。徐娜是二十局子弟学校的老师，丈夫叫苟兵。2001年，苟兵提出上青藏线，徐娜不同意。苟兵的爸爸是铁道兵的副团长，徐娜就打电话找老公公，问他苟兵要上青藏线，你同意不同意？公公是一位老铁道兵战士自然不好反对，让他们自己决定。苟兵非要上，徐娜就没再阻止。出发那几天，徐娜买了很多菜，天天做十多个菜。徐娜说，我要把我的爱喂进去，喂得他身体棒棒的，好抵抗高原的风雪。2002年8月，徐娜到青藏线去看苟兵，徐娜到西安给他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西装。徐娜认为格尔木是一座很土气的城市，她要让丈夫穿着这一身西装在格尔木显摆显摆。她到了格尔木车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苟兵。她想，难道苟兵没来接她吗？其实，苟兵就在她旁边，她已经不认识苟兵了。苟兵上高原的时候144斤，这几个月折腾的还有104斤，整整瘦了一圈。苟兵在旁边看着她，不喊她，看她能不能认出来。后来苟兵喊一句徐娜。徐娜说，你是不是苟兵？苟兵说，我不是苟兵，那谁是你丈夫？她没想到，几个月丈夫瘦了40斤。苟兵穿上西装，就像和尚的袈裟一样，特别宽大，非常不合体。徐娜下山的时候，又把衣服带回去了。2003年，徐娜又上山，和孙永福部长同坐一辆火车。出发前，徐娜给苟兵打电话，我第二次上高原，你要表现得热烈一点。必须在火车站拥抱我。苟兵说风火山隧道我们都能打通，拥抱你，我还不敢吗！两个人在格尔木火车站见面了，两个人表现得特别热烈，苟兵抱着徐娜抡了起来。这时候孙部长也下车，他问，这是干什么的？接孙部长的同志说，这是二十局的一个修路职工来接他爱人。不少人说，风火山的职工真厉害，表现得那么浪漫。

　　我认为建设青藏铁路比登攀珠峰还要艰难。1921年，人类第一次提出登攀珠峰，1923年第一次登攀珠峰失败了。到了1953年，有一个新西兰登山队，其实登山队的队长是一个英国人，他们从珠穆朗玛峰的东南坡登顶成功。珠穆朗玛峰的攀登从1921年到1953年登顶成功，历经32年。中国是1960年登山成功的。青藏铁路从1956年提出开始建设到2006年铺通历时50年，整整比登攀珠峰的时间长了18年。在青藏铁路的登攀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建设者，都表现出不凡的人生，有一位诗人说，唐古拉是真英雄的生死簿，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与死神共舞，唐古拉是真高尚的绝命书，多少高尚的人物都在这里竞争人格的高度。比如说科学家，青藏铁路的成功，与科学家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贡献，青藏铁路是不可能建成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青藏铁路专家组组长张鲁新。2002年，我在温泉兵站，和他畅谈了一个下午，他激动得讲不下去。此前，我感觉我是了解青藏铁路的人，因为我修过青藏铁路，对青藏铁路有意识地采访过很多人。但是和张鲁新接触后，我觉得我了解得太少了，了解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我让他给我提供线索，进一步采访。张鲁新1975年上青藏高原，一直从事冻土研究，在一次考察青藏铁路东线方案时，他和三个同志去勘察，结果迷路了。最后走得精疲力尽，就躺在一个山坳里面。程国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带人去寻找他。程国栋喊他们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了，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来回答了。张鲁新说，我们不能等死。他们3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兜里有三根火柴，有一个纸烟盒。他们就把香烟盒撕成三个纸条，然后用火柴点亮，来告诉程国栋他们。结果第一根火柴擦着后被风吹灭了。张鲁新说，我来擦吧，这三根火柴如果没点燃这个纸条，我们三个全部完蛋。张鲁新把纸条点亮了，在荒原里晃了晃，被程国栋发现了，把他们救了出来。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青藏铁路上马的音迅，一点也没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就离开青藏高原，到了山东济南。山东济南修机场，有软土地基需要处理，山东找不到这方面的专家，就找到了张鲁新。当张鲁新离开兰州时，他所在的单位，很多人送他时都哭了，摆了十桌饭，却吃不下去。但是院长黄小铭没去，黄小铭后来对张鲁新说，我不是不去，我怕受不了。你为青藏铁路而来，现在青藏铁路下马了，你没有了用武之地，你要离开了，我不好拦你。张鲁新到了济南之后，为济南机场的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济南市的领导很看中他，准备提拔他为济南市地矿局局长，他把夫人也从兰州调来了，孩子上学也在济南安排好了。机场建成之后，他陪着领导在机场的贵宾室闲坐，突然电视上播出一个风光片，叫《高原的诱惑》。屏幕上出现了昆仑山，风火山，可可西里，沱沱河，这一切都是张鲁新非常熟悉的地方，都是他步行跋涉多少次的地方，在这一片土地上，他贡献了最美好的青春。他看着看着，痛哭起来。领导问他：你哭什么？他说，我不能在济南待了，我一定要回青藏高原去。最后山东方面的领导看留不住张鲁新了，就把他放回去了。他回来之后，还是没有青藏铁路上马的消息。2000年6、7月间，孙永福副部长第一次上高原，继蔡庆华副部长之后，对青藏铁路作再一次考察。张鲁新所在单位的领导告诉张鲁新，孙部长来了，他这一次高原之行，对青藏铁路上马至关重要，你要向他认真地汇报冻土的科研进展情况。张鲁新连夜赶到格尔木。第二天的汇报会上，一直到12点半，才轮到张鲁新发言。他发言很快，怕耽误孙部长吃饭。孙部长说老张你讲慢一点，你不讲完咱不吃饭。张鲁新向孙部长汇报了青藏铁路的冻土研究工作。张鲁新认为青藏铁路上马，冻土这一块，基本上没有问题，具备了上马的条件。第二天孙部长到风火山去，张鲁新听了这个消息后，从格尔木乘出租车，连夜赶到。孙部长从风火山下车之后，看见张鲁新站在青藏铁路试验路基上，这个试验路基是七十年代建的，483米长，青藏铁路一些实验数据基本上出自这里。孙部长问：“你怎么来了？”张鲁新说：“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只有我来了，才能把青藏铁路的一些情况反映清楚。”

　　张鲁新一次在高原的火车上，见到一位地质工作者，张鲁新问他：“你后悔不后悔？”那位地质工作者说：“我不后悔？”张鲁新又问：“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我是学地质的，我把我的事业奉献给祖国地质事业，才最有价值。”张鲁新和这个地质工作者进行了一路长谈。他问这位地质工作者：“家在哪里？”，他说：“住在甘肃农村，家庭比较贫困。老婆在农村，孩子也在农村”。张鲁新说：“你比我的境界高，我也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的孩子在英国留学，我的夫人在兰州工作，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我曾经一度当了逃兵，而你的条件比我差得多，你还没当逃兵。”张鲁新的灵魂得到一次净化，得到一次提高。

　　再如吴紫汪，他患有二十多种疾病。他是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研究员，是我国第一代冻土科学家，他在高原生活了28年，做过五次大手术，所以，人们称他是一个肝胆不全的报效祖国的科学家。60年代上高原的时候，他一个月的粮食是28斤，吃不饱，为了让同志们吃饱，吴紫汪经常提着口袋，到兵站，把剩馒头，剩米饭，弄到口袋里背回来，给科研工作者吃。有一次他出去搞勘测，6个人3天3夜，没吃完四斤蔬菜和几个馒头。吴紫汪说不是吃不完，而是怕吃完这一点东西，走不出去荒原。吴紫汪不相信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他说什么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干了28年，如果是生命禁区我还能干28年吗？如果不相信，我现在还可以走它几个来回。他是福建晋江人，家里在国外做生意的很多，都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他们多次要求吴紫汪离开西北，到香港或者到国外去享受生活，但他没走，现在还在兰州，从事冻土科研工作。他到西藏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巴桑问他，老吴，你能不能回答，青藏铁路冻土攻关能不能攻克？青藏铁路有没有希望？但是他每一次都很有信心的回答，青藏铁路一定会修到拉萨。胡锦涛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也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咨询青藏铁路冻土攻关的问题。这个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觉得你们采访不要忽略此人。

　　还有刘永智，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几次拜访他，他都不在。有时候我到山上，他下来了，我到他家去，他外出了。他是青海人，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学没毕业就被吴紫汪要来，给他做助手。从1975年上高原，一直到目前，他还在高原上，已经32年了。他是在青藏高原搞冻土研究坚持最长的一个人。大家说刘永智：“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中科院的。”这个人工作是不要命的人，他一年有10个月在风火山上，两个月在兰州。两个月在兰州是怎样工作呢？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进工作室，每天夜里12点回家。几十年不变，开始家里边都是用市电，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吃饭太费钱了。为节省一点钱，特地给他家安了内部电话，是专门喊刘永志吃饭的电话。妻子吴梅林和他是1978年结婚的，吴梅林对丈夫有99.9%的爱，有0.1%的恨。每天深更半夜，她从楼上都能看到他房间的灯光。有一次夜间，他要加班，妻子问他几点钟了。他说，4点20了。刘永志出去后，夫人又睡了一觉，醒过来一看才4点多。结果是刘永志把钟表看错了，2点40，看成4点20。有一次妻子病了，刘永志出去给她买饭，结果工作问题把他牵进去了，把夫人吃饭和有病的事忘了，一直到下午两点才回家。他问妻子你吃饭没有？妻子说你不是给我买饭吗？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妻子是江苏高邮人，这两口子的故事，一会儿让你兴奋，一会儿让你伤感，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很像陈景润的故事，刘永志就是和陈景润一样的人。

　　央视记者：能否说说风火山观测站的故事，听说你对他们曾作过多次采访？

　　朱海燕：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风火山是一个险关。它的垭口海拔高度是5010米，隧道标高是4905米。风火山这一带的冻土比较复杂。如果破解了风火山的冻土，基本上可以应对整个青藏铁路沿线的冻土。所以上世纪70年代在风火山搞了一个483米的铁路试验段，试验段集中了科研的各个方面。有试验段总得有人看守它吧，西北研究所周怀珍老人，就负责这个工作。周怀珍是甘肃天水人，对党对毛主席一片深情。他上了风火山之后，在那里干了几十年，到1978年他老了，他说我得找一个徒弟，来接替我。他就找了孙建民。第一次见到孙建民，我把他当成神经病，说话语无伦次，挠着头，哎呀，哎呀，喊头疼。我想这个人怎么变得神神叨叨的。但有一个细节使我改变了看法，我要离开时，他把我送了100多米，一边送我，一边给我系钮扣。他说，前边的路远着呢，千万不要感冒。他给我讲应该如何如何在高原生活。这个时候我才把他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第二次见面，我们就是朋友了。孙建民跟我说，他没洗过澡，只是把棉衣脱下来擦下身，下身擦完了穿上棉裤，再擦上身。他擦澡都是半截半截的擦。当年青藏铁路下马后，他吃菜要到附近的道班去背，那个道班离他有十多里路。他背一次菜最少要吃两个月，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生活，没有人和他交流，时间一长，会说话的人都变成哑巴。后来又去了一个助手，我问过他的助手：“你们平时聊什么？”他说：“没有话聊了，该聊的话题都聊完了，该说的话题都说完了，我们两个谁也没有隐瞒谁的秘密”。长年累月两个人面对面，一个房间两个铺，你想，还有什么话说不完。1991年孙建民结婚。结婚后，妻子认为两地分居，一个在风火山，一个在兰州，生活不方便，以感情不合提出离婚。大约在1998年左右，孙建民又找了一个叫李华的女人。

　　央视记者：你是怎么采访到王跃新这个人物的？现在媒体的朋友都在报道他。

　　朱海燕：我对王跃新的报道，应该说是比较早的，此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位记者采访过他。青藏铁路开工后不久，我到风火山二十局集团工地采访，二十局医院院长丁守全对我说，他最近正忙一件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二十局指挥部准备给王占吉同志刻一个墓碑。”我问：“王占吉是干什么的？”丁守全说：“是西北院的，原来是风火山试验段的党委书记。60年代上高原，70年代末下高原，回到兰州，患了癌症，死后就埋在风火山上。他的儿子王跃新现在是工程监理，负责二十局的工地，就在风火山观测站旁边。我顿时感到这里面有戏，就让丁守全带着我去看王跃新。因为他和丁守全是朋友，自然他也把我当朋友看待。后来，我去兰州采访时，专门去看望过他的妈妈。那一天，王跃新正好也在兰州。

　　王占吉去世的时候，才50多岁，母亲还在冀中农村。老人不知道儿子去世了，写信就问王跃新的妈妈，问占吉到哪里去了。王跃新妈妈说，出远门去了，到国外修铁路去了。老人一直到去世那一天，也不知道儿子早她而去多年了。

　　王跃新办公的地点在风火山下，他跟我谈起了他爸爸，他说，我对我爸爸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了，爸爸没我妈妈伟大。妈妈当年把爸爸送到青藏高原，结果爸爸在青藏高原上患了癌症死了。现在妈妈把我又送上青藏高原，子承父业。我认为妈妈更伟大。他爸爸埋在风火山，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给他上过坟，因为，太遥远了。一天王跃新一个人走到山上找爸爸的坟。那真是上帝显灵，那么多的土包他都没有注意，走到一个土包前，他意识这个土包应该是爸爸的坟了。挖开之后就是王占吉的骨灰盒。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那真是心灵的感应。为了每天看到他爸爸的坟，他买了一个望远镜。从他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坟。当时，我用望远镜看了三分钟，在看这个坟头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和王跃新心灵沟通的过程。我和王跃新一起走上试验段，走了几个来回，一边走一边聊，讲他爸他妈的关系，讲对青藏高原的感情，对我震撼很大。后来我到兰州，去看王跃新的妈妈，敲他们家的门，感觉屋里边有人，但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大概等了七八分钟，门终于打开了。他妈妈走路非常困难，拄着拐，腰几乎弯成90度。我把她扶到沙发上，我说我是王跃新的朋友。她说，跃新的爸爸，一生只知道工作，她生王跃新的时候，急需用钱，他却把钱寄给老区的乡亲们，谁有困难就给谁，只给妻子五块钱。我觉得她对王占吉是充满感情的，从她的牢骚里可以感到她对王占吉高尚人格的钦佩。我们聊了半个小时，王跃新回来了。

　　后来，听说老人去世了，我心里十分难过，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丈夫是一个伟大的丈夫。在共和国开发西部的光辉册页里，他们理应名垂千古。

　　央视记者：你谈的这些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但从他们身上却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他们无疑组成了一排民族精神的山脉。

　　朱海燕：我以为他们所表现的精神世界，只是民族精神峰峦中的一座山峰。因为这些人太平凡了，在我没采访他们以前，谁也没有确定他们是英雄，就是现在谁也没有把他们当成英雄。只是他们撞上了我，或者说我撞上了他们，并写了他们。对这些人的采写，我是原创者，就是说在我的新闻没见报之前，很少有媒体报道他们，或者说基本上没报道他们。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不少记者一写青藏线就写这样人物，好像青藏线上就是这些人物的故事得彩。有些媒体的同志，干脆去都不去，拿过来照抄。有一个大报的记者写张鲁新，根本没和张鲁新见过面，把我的文章抄抄摘摘发了一个整版。诸不知借宣传青藏为名，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新闻业的“江洋大盗”。

　　宣传青藏线，谁也不能搞新闻垄断，也搞不了新闻垄断，垄断新闻也是极不道德的。我是说，青藏铁路是一个创新的伟大实践，对青藏铁路的报道，是“千里青藏线”的报道，不是对“几个人”的报道。铁路建设是创新的，新闻从业者也应是创新的。不能一个创新的实践，养了一帮“偷懒的记者”。千万英雄的建设者战斗在那里，我们笔下呈现千万英雄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些建设者，才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英雄的时代。新闻记者寻找的，是他认为向读者、观众与听众提供了新近的、重要的材料，以满足公众了解情况的需要。这个记者写张三，后面一个跟着又写张三，或者抄袭第一个记者的东西，向读者提供陈旧的信息，这显然是道德品质问题。青藏铁路精神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记者也应该挑战极限，挑战开发新闻源的极限，写出别人不曾报道的人物。不应该“如果竞争需要它，报道需要它，我便需要它，我便抄袭它”。未经准备的思想，是看不见机会伸出来的手的，不知疲倦地“复印”别人的新闻，他发表了再多，对青藏铁路来说，都是不严肃的，任何时候人们都有权问他，关于青藏铁路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央视记者：青藏铁路的新闻你写了80多万字，可能算得上国内新闻记者写得最多的一个了。现在青藏铁路通车在即，你此刻的心情如何？

　　朱海燕：当然，青藏铁路通车了，我十分高兴。国人和世界上关注青藏铁路建设的人不就是盼望这一天吗？但是，胜利在望之时，我又十分地痛苦，有一种失落感，就像石光荣走进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一样，觉得没仗打了，枪刀入库、马放南山了。我就有这种感觉，很留恋青藏高原采访写作的多月，很留恋那个风风火火的日日夜夜。这种“反常情绪”，也可能是因为爱青藏铁路爱得太深的缘故吧。关于青藏铁路的报道，我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工作，但我做得并不好，并不够。

　　央视记者：你能够用一句话表达青藏铁路让你最感动的情愫吗？

　　朱海燕：很难回答，我觉得让我感动的事太多了，我在青藏铁路采访，是泪洒青藏线，情满青藏线，志壮青藏线。整个青藏线，不能说哪一件事感动我，哪一件事不感动我。总体来说处处感动我。我想只有把心掏出来，变成火把高举起来，在行进中歌唱，在歌唱中迸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才能对得起青藏线。我认为，我把青藏线作为人生最辉煌的段落来写，我曾经在唐古拉山，一天写过一万二千字。白天要采访，要吃饭，要跑路，就是用早晨的时间，中午的时间和晚间的时间来写。为什么写那么多，因为睡不着觉，没想到，越写越睡不着觉。那一天我在唐古拉写9800字，写得出虚汗。汗几乎顺着裤子往下滴，赶紧找医生来。医生给我打了吊瓶。那次，我带了一个记者，记者说，总编你今天已经写了9800字了，你能不能再坚持写200个字，咱们凑一万字，完成在唐古拉山写作一万字的记录。我说，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但是，当两瓶吊水打完之后，我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下，又写了两千字。那天共写了一万二千字。

　　央视记者：青藏铁路通车时，你会再次走上高原吗？

　　朱海燕：按理，应该去。但是那个时候，正是全国新闻大战的时候，我作为报社的老总可能要全面策划青藏铁路“总结式”的报道。许多稿件，我要亲自操刀。大家庆祝胜利的时刻，我可能还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虽然不能经历那个胜利的时刻，但我经历了它的历史过程。我不后悔。

　　央视记者：咱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你谈了对青藏铁路的认识，很有见地。你还有什么新的观点需要表述？

　　朱海燕：我认为西藏是个“铁皮西瓜”，它的瓤非常甜，但它的外壳非常坚硬，如果没有一把锋利的刀把这个铁皮切开，就永远品尝不到甜甜的瓜瓤。青藏铁路就是一把能切开这只“铁皮西瓜”的刀，有了它就能打开青藏高原封闭之门。另外我感觉到青藏铁路是一把钥匙，青藏高原是一个宝库，如果没有这把钥匙，你就打不开这个宝库。这一点，我感受非常深，90年代初，我到西藏采访时，西藏的人均煤炭占有量一年是1.2公斤;2006年的时候，人均煤炭的占有量是6公斤。我以为作为一个自治区来说，一个人一年才6公斤煤，几公斤钢铁，是不能迈入现代化的门槛的。另外，人民币在北京100块钱当100块钱用，如果100块钱到西藏的话，它只抵54块钱，其中46块钱被运费吃掉了。它的运费太高，比如说青海的曲玛莱县，它在不冻泉的南边，离格尔木大概有300多公里。煤炭在格尔木一吨是400块钱，而到了曲玛莱就850块钱一吨，现在曲玛莱县是24000多人，需求量每年是20000吨煤，现在汽车运输每年只能运8000吨；而汽车的运费远远高于火车的运费。所以青藏高原要发展，必须要修铁路。铁路对西藏来说，就是氧气。西藏没有氧气还能发展起来吗？我是这么理解的。

　　青藏铁路正在促变青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青藏铁路开通后，进出藏物资的货运价格、货运规模和方式，都将发生变化。从目前形势的发展看，到2010年进藏出藏物资将达到280吨，其中由铁路承运的将占75%，达210万吨，是2000年进藏出藏物资总量40.3万吨的5倍多。同时，铁路运输成本也将比公路有大幅度下降。2002年从格尔木走青藏公路运输到拉萨，每吨货物增加运输成本465元；青藏铁路开通后，按目前全国铁路运价计算，每吨运输成本仅137元，比公路下降3/4还多。

　　另外，青藏铁路开通后，对青藏高原的矿产和旅游的带动是不可估量的，这方面媒体报道的很多，我不再一一细说。

　　央视记者：青藏铁路通车后，你是否还要常去青藏高原采访。

　　朱海燕：去是肯定的。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写过一首《赞美西藏》。他说：“虽然西藏不是我的故乡，它却是我留连忘返的地方；”“虽然西藏不是我的故乡，它却是我朝思慕想的地方。”我的人生中，不可能割舍掉西藏。再说，在不久的将来，铁路将由拉萨向日喀则和林芝方向延伸，那里又要变成铁路建设者的战场。我不可能不走向那个战场。

　　日喀则位于拉萨以西270多公里的年楚河和雅鲁藏布江汇合处，海拔3800米，总人口9.2万人，是西藏第二大城市，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称日喀则地区为后藏，是后藏首府，也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日喀则是“西藏的粮仓”之一。

　　古老的日喀则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著名的江孜白居寺、萨迦寺、平措林寺、觉囊寺和帕拉庄园，以及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均分散在它的周围。一年一度的扎什伦布寺展佛节、跳神节、夏鲁寺的西姆钦波节和藏戏演出，均以其独特的风格享誉于世。它以其古老的文化、雄伟的寺庙建筑、壮丽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藏最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

　　林芝位于西藏东南部、地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处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错的高山峡谷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河川下切、海拔高低悬殊、青山林海，气候宜人。

　　林芝地区林业资源十分丰富，几乎从亚热带到寒带的各种针、阔叶树种均有分布，全地区森林面积达260.7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6%，木材蓄积量8.82亿立方米，目前年均采伐木材约15万立方米。林木主要有云彬、冷彬、华山松、云南松、落叶松、白桦、青冈等，另外还有楠木、香樟、杪椤、乌木等贵重稀有树种。

　　铁路若是修到林芝和日喀则，那么，西藏真正是迈入了现代化的铁路时代了。

　　今天谈这么多，没什么准备，皆为泛谈，也许有用，也许没用，权且算我们之间就青藏铁路问题的一次交谈。谢谢。

　　相关专题：青藏铁路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