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

　　人物周刊：北大认为您“歪曲了事实”，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北大的声明出来后，很多读者和网民认为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您所知道的都有谁？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数学和力学两个学科直接从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

　　有全职的，说他们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那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查，田刚、夏志宏是海外全职。陈十一、佘振苏是在海外有全职的特聘教授，还有最近的那个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职的特聘教授。就数学和力学那几个人，在网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网站有，海外大学的网站有，你只要随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简单得很啊。

　　海外大学的这些网站上，都载有这方面的正式人事资料。至于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很简单嘛，教育部的网站倒还没有关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来会有多严重？

　　丘成桐：一个学校、学术机构，是培养年轻人的主要机构，是给年轻人作榜样的。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

　　第二点，年轻教师的工资比所谓引进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远很远，比讲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我常听他们诉苦，钱不够。他们在那里全时间地教课，做研究，有些年轻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现在这样的引进法，他们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能做第一流的学问。除朱熹平外，国内很多的年轻人也都能够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们现在觉得很伤感：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视，跟海外短期引进的所谓的人才相差这么远。

　　第三个弊端啊，所谓引进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学，他们是大人物，强迫年轻人跟他们走同样的路，把这些年轻人放到他们的研究领域里去。虽然不见得每个引进人才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跑进来，不但对年轻人没有帮助，而且强迫年轻人走他们走的路，就算年轻人不想做，他们也强迫他们去做，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轻人的成果里去。

　　这样做，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造成了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国内。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有能力在国内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多严重！

　　比如庞加莱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让中国的年轻人去做，结果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做。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允许年轻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只来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他们要赶快有成果，所以他们要年轻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够向上报告，才能够得到重视。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内名牌高校开始较大幅度引进海外人才，你如何评价其利弊得失?应该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够真正引进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就好比姚期智(编者注：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迄今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亚裔科学家)去清华，我对他本人很佩服，我对清华大学能够成功地引进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够从普林斯顿辞掉所有位子，能够很专心地教课，带了很多学生，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够大量引进这样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进上，我是非常敬佩的。

　　北大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引进××本来是和引进姚期智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普林斯顿是全职的，甚至当初引进的时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职的，这样做很不好。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却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年轻人。

　　姚先生是大学问家了，我也觉得引进海外年轻人也很好，现在慢慢地全职引进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就引进了一些。我就觉得能做到真正引进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国外有全职的，却又回来，也说是全职。

　　北大反反复复地引进××，在以引进××的名义捞取巨额国家经费、把××推上院士、政协委员位置之后，又说××每年来2~3个月，以后计划增加回国时间，而对教育部又说是全职。这就说明了北大的人才引进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简直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些引进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职回来呢？

　　丘成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假如一个教授的目标不是替中国的年轻人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在国外能拿到全职的教职，又能在国内拿到全职，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要离开美国？他们两个薪水加起来，两个好处都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20多年来，我感触很深的：假如你还算是个美国的教授，国内对你就非常重视。假如你在美国的教授辞掉之后，国内对你重视不够，因为你就变成国内的教授了。政府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大体晓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刚从国外回来头两年还是受到重视，过几年之后你就是国内的教授之一了，薪水开始减，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玩弄权术的大学的学术气氛不浓厚，到这些地方的归国学者学问慢慢就不行了。

　　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

　　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

　　开始学问做得不错的数学家为了做院士，宁愿置自己的学问于不顾，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触到某些院士的错事和坏事时，谁都不敢讲话，为了做院士要讨好他们。年轻人的科研基金和经费都要这些院士来评审，都怕院士。全国数学界有20多个院士，有七、八个是不管事的，因为年纪大了，剩下的那十几个就管着全中国数学的方向，他们就有这个权力，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到这种地步学问还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运动办学”，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这种运动对大学发展有什么作用？不论是奖项、还是基金都需要评委来评，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评委的来源，不能够单请中国的专家，坦白讲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数学研究的趋势，我想请国际上的专家来帮忙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的地方。在美国，我们要评审一个重要项目时，也请欧洲的专家、亚洲的专家来帮忙。欧洲的项目，也会请美国的专家帮忙。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重大的项目，小项目也一样，要加大评审专家的量，让专家能够表示意见。同时在选举院士或者在评阅大项目的时候，应该用纯粹学术的资格，就是用学术内容来作评审，不应该涉及到人事关系。

　　现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学术上没问题，有些院士们就讲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用这种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的提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用非学术的方法来打击有学问的人，让很多人觉得很气愤，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无可奈何。

　　假如评审委员会邀请相当多的非华裔的有学问的专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现在中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们拒绝海外专家进来，因为请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垄断地位就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闻发言人就引进海外学者予以回应，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这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就是因为从海外“引进”了他。还有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那这些经费都是很有疑问的。不单是声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

　　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心痛。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替国内这些年轻科学家找个出路，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去美国，不能在国内做好的学问。

　　假如最终不能替中国数学界培养年轻人的话，我就不想再来中国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培养人才，无论是利还是名，我都没有兴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打击不能成功，也不能补救，我也就没兴趣再来了。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还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为什么不在数学上多花点功夫呢？而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

　　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