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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3日16:14 南方人物周刊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图)

北大校园中的蔡元培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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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她能以谦虚和开阔的胸怀来面对批评,引领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诚实的社会、一个正派的社会

  -谢泳

  大学的国际化,在教授的选择方面,必然包括建立面向全球的教授招聘制度。前一段
丘成桐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引来了北大官方的回应,但北京大学对丘成桐教授批评的回应,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大学的学术地位,是自然形成的

  大学的外聘教授,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国学生在外学成归来,固定服务于中国大学;一种是外籍教授长期受聘于中国大学。外籍教授长期受聘通常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唯一性,也就是丘教授指出的全职,二是稳定性,至少一年以上在受聘大学居住生活。

  中国建立现代大学的时间不算很长,不管从何处算起,也在一百年之内,但现在研究中国大学史的人公认,中国现代大学是成功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包括它的国际性聘任教授制度的同时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步就是国际化的,老北大和老清华以及其它老大学,大体都是这样。

  本国学生在外学成归国服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海归”,在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这是一个基本传统,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主要情感体现。中国现代历史上,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是基本信仰,无论公派还是自费,那个时代,凡在西方学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服务的比例相当高,这方面有专门的统计。中国现代大学基本是依靠这些人才得以延续它的生命的。他们从西方回来,基本都是举家归国,完全放弃国外的生活,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上,很难找出脚踏两只船甚至多只船的例子,要么在外,要么回来。那个时候,没有人把“海归”认为是外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别人也没有过分强调他们的海外背景。

  那个时代虽然有许多毛病,但基本是一个诚实的社会,是一个正派的社会。老北大也好,老清华也好,它的学术地位都是自然形成的,校方从来不自我吹嘘。老北大、清华各系都有外籍教授,数量不是很多,但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长年生活在中国,完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其中许多人甚至把生命都贡献给了中国。像北大地质系的葛利普、清华外文系的温德等等。

  中国早年地质学的成绩,现在公认是世界一流的。早年中国地质界的学者,很少不怀念葛利普的,特别是

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杨钟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20年,丁文江把葛利普请到中国来,一方面在地质调查所担任研究工作,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主讲地史学和古生物学。杨钟健说:“自他到中国后,地质界有显著的进步。关于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和十年来中国地质学会会务的发展,葛教授出力很多,也是有莫大的功勋的。”(杨钟健《自然论略》第184页)

  中国早期大学中的外籍教授,给他们的学生留下过深刻的印象。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时,学生曾出过一本名为《联大八年》的书,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外籍教授和本国教授完全一样。比如对温德的介绍是这样的:

  “温德先生,美籍,在清华任教已二十余年。在校担任‘英诗’‘现代诗’‘E•M•Forster’三课。温德先生年逾六旬,而活泼仍如少年,讲解英诗时,或模仿尼姑,或假作魔鬼,‘唱作俱佳’,时常哄堂。温德先生能说中国话读中国古籍,如庄子之类,尤好研究草木虫鱼,对音乐亦有了解。所以昆明美领事馆每星期日下午的唱片音乐会便由他作介绍。”

  这本《联大八年》中对许多外籍教授的介绍都非常亲切,可以看得出,这些教授完全成为中国学生的老师。比如对历史系教授噶邦福的介绍:

  “噶邦福先生,历史系教授,讲古代史。他是从前帝俄时代的皇室贵族,现在也开始爱他的祖国了。有时候,同学常向别的教授探问政治意见,这位老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与清华

  大学中的外籍教授,是做样子,还是真融入了中国的校园生活,只有那里生活的教授和学生才明白,今天北大或者清华的学生笔下还会出现像温德、噶邦福、米士、白英等外籍教授的音容笑貌吗?大学中的外聘教授,“海归”也好,西人也好,要真正成为大学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几个统计数字来对付一下,我们要过诚实的生活,只有诚实社会才是正派的社会。

  老北大、清华有长期生存下来的外籍教授,也有短期生活过的外籍教授,无论长短,那些生活都是生动的、感人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在上世纪三十年代(1935—1936年)曾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以维纳当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华的邀请,而且在清华呆了两年时间,这是中国大学的骄傲。维纳来清华,看似一件小事,但细想起来,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清华大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维纳来清华的直接联系人是当时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李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与维纳建立了友谊,他诚恳地邀请维纳来清华访问。从清华对维纳的邀请,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清华教授的世界眼光,二是清华当时的学术环境,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在当年的清华,这两点都是具备了的。

  维纳能来清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华在1928年改建为国立大学后,实力迅速增长,三十年代初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李旭辉《三十年代N•维纳访问清华大学函电始末》)李郁荣先生在给维纳的一封信中说:“清华以工学院拥有的设备和装置而自豪。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的一样完善。任博士(指任之恭,他是哈佛和MIT的毕业生,引者注)认为物理系的图书馆要比哈佛大学的更加完善一些。我相信,您会发现这些图书馆为研究工作准备了充分的资料。”

  正是由于清华良好的学术环境,维纳回国后,又鼓动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教授冯•诺伊曼来清华访问。冯•诺伊曼夫妇对此很感兴趣,维纳还正式向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李郁荣和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作了推荐,可惜两个月后抗战爆发,冯•诺伊曼最后未能成行。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蔡元培长北大的时候,也正式邀请过当时到日本讲学的爱因斯坦到北大来访问研究,虽然爱因斯坦最后没有来成,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大学的眼光和胸怀。

  北大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她能以谦虚和开阔的胸怀来面对批评,引领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诚实的社会、一个正派的社会。今天北大在外聘教授方面,还能再讲出生动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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