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忆苦思甜的年代

　　本刊记者/黄艾禾

　　在当年“阶级斗争观念”的教育下，那时的美德，似乎除了苦，除了穷，还得要脏

　　“最高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听了‘九大’代表安玉蓉同志的忆苦报告，很受教育，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在旧社会，安玉蓉

一家被地主资本家剥削压榨，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拳打脚踢吐血而死，哥哥被资本家活活打死，姐姐卖给了人家，妈妈也几乎自杀。剥削有罪，罪该万死！”

　　这是一个北京初中生1970年的日记。

　　36年过去，当年那个初中生的孩子，要上高中了。孩子听说开学前的军训“很苦”，特意要求母亲“这两天给做点好吃的”。

　　军训到底苦不苦，这事单说。但当年，恐怕只嫌日子“不苦”。那是一个以苦为荣的年代，在学校里，动不动就要“忆苦思甜”。

　　手里这本当年的日记，记录了1969年到1970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的学校生活。数一数其中听报告的次数，大约平均每月两次。这些报告，有的是英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讲用”体会，有的是来自“反修前线”的人物讲斗争经历，更多的，就是“忆苦报告”。

　　做“忆苦报告”者，不少是农村请来的老贫农，也有部队的政工干部。这种报告，对讲述者来说很耗精力，几个小时下来，人哭得数度死去活来，下面听报告的，也是泪水涟涟。

　　报告人是如何被发掘的，不得而知，只知道做报告者很忙，日程排得满满的，常常这个学校刚讲完，又赶往另一个学校。所以，不少次，我们听的只是录音。教室里，大家盯着黑板旁的小喇叭，即使听到里面的老贫农讲得语无伦次，也不敢笑。有的老农民讲着讲着就讲岔了：“唉，旧社会苦啊，但是哪有六二年苦，六二年的饥荒那才是真苦。”——当然，讲到这里，会马上被主持者拉开。

　　“忆苦思甜”，是文革年代“阶级斗争观念”教育的一个基础。在刘仰东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一书中，披露当年“复课闹革命”时，学生用的语文课本内容：23篇课文，有三分之一是毛泽东诗词和“老三篇”(毛的著作)；有三分之一是《人民日报》《文汇报》社论、林彪讲话和京剧《红灯记》选段及大型雕塑《收租院》的解说词等；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全世界人民怎么热爱毛主席的文章了。

　　我记得，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篇一定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最有钱的，地主和买办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中产阶级，是一个必然要分化的阶级，一部分成为敌人，一部分成为朋友;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半无产阶级，即大部分贫农和下中农，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而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学习了这篇文章，自然要对照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当时无论是入学、参加工作、参军、提职等等，填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者是革命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分类，根据就是来自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当然，在“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职员”或是“小业主”，那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虽然现在看来，城市里众多“白领”或公司小老板都是属于这个行列，而且这支队伍日益壮大，有更多的人希望能成为里面的一员，成为今天稳固中国社会意义重大的中间阶层——但在当时，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只恨家里怎么比无产阶级有钱，为什么不是赤贫，脸上灰溜溜的。

　　所以，当年是一个赛一个的“惨”，一个赛一个的“穷”，穷到拖着棍子去要饭，被狗咬——忆苦报告的主讲人撩起裤腿露出狗咬的疤，是常见一幕。

　　围绕着听忆苦报告，学校还会搞一些其他花样。比如，吃忆苦饭。这种饭，由学校食堂负责制作，每人发一个由糠、豆渣和玉米面做成的窝头，配一碗白菜汤。窝头粗糙得难以下咽，幸好白菜汤还不难喝——据说，有的学校，为了磨练学生，故意把白菜带着泥下锅，似乎当年的美德，除了苦，除了穷，还得要脏。

　　有一次，语文老师还搞了配乐朗诵:我们一边吃糠窝头，一边听着女教师带着南方口音声情并茂地朗诵：“吃着这糠窝窝，喝着这清菜汤……”

　　配着音乐，大部分人把这糠窝头吃下去了，但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偷偷把它扔了。

　　忆苦报告的教育，使人们真诚地相信，旧社会的中国人都在受苦，而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我的一个表姐，1978年考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得知她是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出生的——竟然说道：“那你还受了两个月苦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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