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争议是学术问题还是利益之辩

　　《备忘录》被一部分人看作责任感的体现，被另一部分人看作是地方利益在作祟。

　　撰稿／汪 伟(记者)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下称《备忘录》)的两位主编，林凌81岁，刘宝珺75岁，两人都思路清晰，言谈敏捷。主编这本书，用林凌的话说，是“立此存照”：

　　“我们不反对南水北调。但是我们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规划内容到决策程序，都有质疑。”林凌说，“争议应该发出声音，并且保留下来。”

　　多名学者从各自课题经费中提出资金，资助了这本书的出版，其中包括主编林凌和刘宝珺以及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等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根据他的知识和积累，提这些问题，完全应该，也是他的责任。”林凌说，“这本书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体现。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也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称黄委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

　　《备忘录》出版始末

　　2004年，有报纸刊出新闻称，西线工程计划将于2010年动工，并有意见认为，可将动工时间提前到2008年。林凌说，西线工程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变得十分迫近，但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十分陌生。

　　2004年6月，四川省老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老科协”)在成都都江堰召开会议，邀请多位省内学者与会，就西线工程进行座谈。

　　大多数《备忘录》的作者，在这次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的规划文本。而此时距离黄委会《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已经有3年之久了。

　　在林凌等人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不管是对青藏高原的地质问题，还是对藏区的了解，四川学者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令他们不满的是，黄委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四川学者参与甚至知晓其事。

　　鲁家果和《备忘录》的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都证实，总的说来，参与规划课题的四川学者与黄委会的合作不算愉快。那些涉及西线工程对四川水力发电的影响以及移民等敏感问题的课题，尤其如此。

　　“不知情”的感觉显然加重了初见规划时的意外。对陈智梁这样的地质专家，意外转化成担忧，对马怀新这样的电力专家，觉得黄委会的低调是刻意为之。

　　都江堰会议的与会者认为，规划中的西线工程风险过大。“会上最尖锐的说法有两种，一种叫‘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种叫‘不要在脑袋上抽血’”。林凌本人正是前一种说法的发明者。相比较而言，鲁家果对西线工程的批评，做了大量数据分析，虽然语气温和许多，但更加迫近实质。鲁家果于2003年底得到西线工程规划，会议召开前，他已将对规划的不同意见撰写成文。他在文章中提出，西线工程规划在调水量、地质风险、环境影响和经济可行性方面的评估，都难以成立。

　　他的观点在都江堰会议上显然影响了一批同行。最后，会上形成的主要观点被写成报告，由老科协出面，提交给了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政府。

　　主要由四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组成的四川省老科协，核心组织是其“高级专家顾问组”，其中既有退休的前政府智囊，各行业领域的退休负责人，也包括退休的前四川省高级官员。老科协的报告中说，四川应该注意西线规划包含的风险，并提出应组织力量投入研究。

　　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回复他们的报告。而鲁家果的文章此时呈送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此后引起了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的重视。

　　2005年3月，水利部和黄委会一前一后，在一周内先后赴四川，就西线工程及其规划，与四川省有关部门、专家和学者召开座谈。林凌和鲁家果都受邀赴会。

　　这两次旨在说明和沟通的会面，并没有消弭双方在西线工程认识上的鸿沟。相反，某种情绪在会前会后开始发酵。

　　“会上我们才知道，规划早在3年前就编制完成”，林凌说，“我们的意见更大了。”

　　有人认为，那些对西线施工地带有着多年研究经验的四川学者，因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被排除在了规划之外。或许正与此有关，2005年3月前后，林凌、刘宝珺等人开始向四川学者约稿，筹备出版《备忘录》。

　　“利益相关”之辩

　　2005年3月在水利部的座谈会上，鲁家果提出，黄河流域的缺水现状难以通过调水解决，相反，要从节水上想办法；黄委会一位专家愤而起立说，让黄河流域节水，无异于让饿肚子的人勒紧裤带，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讲法。

　　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林凌说。但是，尽管他们一再躲避“地方利益”以免损伤学术公信力，利益相关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我觉得从地方利益角度考虑我的意见是误读和误判。”陈智梁小心地避免了说出更刺激的词语。

　　黄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西线之所以在工程项目书编制的节骨眼上引起争议，一是和今年人们非常关注水利枢纽工程有关，另一方面，黄委会过去的表述口径中，对西线的影响太过于轻描淡写。

　　“比如环境影响，过去说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实际上，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影响很小呢？”

　　事实上，四川方面正是觉得，水利部门在试图尽量淡化工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这激起了他们情绪上的反弹。四川社科院研究员张序说，水利行业的“庞大队伍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利益集团”，其他人群的声音和影响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2005年3月的两次会议上，很多细节都是饶有趣味的。林凌等人提出，南水北调对调水区的移民和生态要做后续投入。据林说，当西线调水投资高达3000多亿的消息传到规划中调水点四川甘孜和阿坝一带，地方官员一度十分高兴，对调水补偿抱有很高期望。但补偿方案只列出了淹没损失，距离当地政府的期望甚远。

　　“通过搞一个工程使当地老百姓富起来是不可思议的。”2005年3月22日，在水利部召开的会议上，林凌说，“要调水区和受水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要后期扶持。”随水利部前来的研究人员反驳林凌说，硬要将当地的小康和南水北调挂钩，是不现实的，那样只能使工程搞不成。

　　但林凌坚持认为，如果后续扶持不到位，将对长江上游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工程施工完成后，要恢复和保持长江上游作为生态屏障的功能，需要花大量费用用于移民安置和环境治理。

　　“否则，就算救了黄河也要毁了长江，甚至毁了长江，也不一定能救得了黄河。”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黄河发电的增量正是调水流域发电的损失，南水北调与西电东送存在冲突。“长江上游已经规划和在建未来的水电基地，要水还是要电，不能两全”。当有人提出黄河水发电收益可对长江发电损失进行补偿时，林凌说，对四川和长江流域来说，损失多少电并不是问题，损失多少税收才是问题。

　　水权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这一点显然没有被黄委会考虑在内。因为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事属“全局考虑”。双方就此僵持不下。2006年8月21日，水利部与黄委会二赴成都，专门与四川方面谈补偿问题。从反馈的信息看，双方并未在水权方面达成协议。

　　利益相关的指责天然是双向的。同样是在8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官员向全国人大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专题调研组做汇报时说，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