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狩猎场真相揭密:中国没有真正的狩猎业(图)(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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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3日16:37 国际在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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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猎人对自然界的体会是具体而微的。他要学会分辨兔子蹬蹬的脚步声、野鸡行走时的唰唰声，寻找脚印、粪便、羽毛，了解季节、风向、气温。 ″我见过我们国家级的兽医师和国外一位猎人辩论。一块去了皮毛的肉，兽医师凭目测、加热、燃烧判定是羊肉，猎人则认为是鹿肉，因为脊椎骨跟羊的不一样。兽医师私下告诉我：那个人，有点意思。”
但在国内猎场，寻踪辨迹的活儿几乎全由导猎员代劳。“冬天，老玉米砍倒之后还有茬子留着，一群野鸡在地里啄食，脑袋埋在玉米根后面，跟我们相距还不到5米。我看了着急：那么大一片，怎么不开枪？！可是大家端着枪四顾茫然，除了老玉米根什么也没发现。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这种状况，不认识，不会辨认，要先从扫盲开始。” 狩猎就是花大钱，受大罪。打狍子，清晨天不亮就得上山蹲守，打野猪得熬到三更半夜。美国SCI的会员一年花在狩猎上的时间是一个月，大部分时间用来跑步、进行力量训练。他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地方存活。 “我们陪过一名70多岁的老人进山，到了海拔4000米的时候他就不行了，回来直流眼泪，他觉得他老了。” “我们的情况是没越野车代步基本没人打。越野车都有空调，载着你开到山上，导猎员告诉你这儿有东西，几个人下去趟一遍，10分钟打完、收回战利品，开着车再找下一块地。说到底是在城市里享受惯了，还是希望舒适。 除了五寨这类狩猎场，北京有不少郊区狩猎游也搞得有声有色，但刘浙张认为打猎不能这么“整”。“弄一个大网子罩起来，把鸡扔进去，能听到它摔到地上的声音，然后人也钻进去打这个鸡。它都没有逃跑的权利，那还是打猎吗，直接去屠宰场不就完了？” 跟国际同行谈什么？ 奥林俱乐部每年组织国内的狩猎爱好者参加在美国举办的SCI年会，去年2月，刘浙张还在拉斯维加斯的年会上见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年会有两三千个摊位，跟狩猎服务有关的参展商都会去。衣食住行，整个产业链都在那里，连猎人专用马桶和套马桶的袋子都有人提供。有的服务商在卖路线，到非洲、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去打羚羊、水牛、狮子，类似于旅行社卖欧洲游；有的厂家在介绍自己的枪弩、瞄准镜，进行场地试射；还有一些猎人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讨论某一款枪的射击性能、使用者反馈、狩猎知识和动物知识；或者拍卖标本。谁打的盘羊角最大，组织每年都在作记录。花2万美元打的，在那里可能要拍到20万美元。” 刘浙张感慨道：“没什么说的，做成这样就是一个产业。根据SCI的统计资料，他们有三四万会员，每人每年的打猎费用约为1.5万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他们每年要拿出29天半的时间去打猎，这才是真正的奢侈。所以SCI会刊上很早就打出卫星电话的广告，因为这方面的需求特别强烈，猎人要保证走到天涯海角还能控制公司。” 虽然参加年会是为了促进中外狩猎界的交流，但刘浙张觉得跟国外同行没什么可交流。“大家都知道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们除了打鸡打兔，到野猪就很困难了，狮子、大象见都没见过。没有刊物、协会，俱乐部的活动主要是打猎，偶尔会组织一点聚餐和小规模的比赛，比如打打飞碟。” “我到现在只是觉得很困难，但也没有什么悲观的地方。”刘浙张的态度挺明确，支持国家林业局，希望把这个产业往好的方向推一推。“拍卖延期，按照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做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到有强烈的需求。中国没有这个产业，我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产业。”- 适度狩猎是一个借口？ “适度狩猎”的概念，在很多专家眼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撰稿／黄 祺(记者) “适度狩猎”假设 有人怀疑，国家林业局透露将“拍卖狩猎权”的新闻，实际上是为了试探公众对有偿狩猎的态度。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次“试探”是如此成功——如果不是“拍卖狩猎权”引发的争论，没有多少人知道野生动物保护是这样一个牵连复杂的“大问题”。 距离成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林业局将举行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的消息，已经1个月，虽然稍后国家林业局宣布“暂缓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活动”，但网络上的争论还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在搜狐网的专题栏目中，上千网友展开了辩论。 国内狩猎场和有偿的狩猎活动已经存在了20年，但在网络急速发展的2006年，“狩猎权”却像是第一次被人知道一样，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论。 本次拍卖的野生动物额度，共有14种289头(只)。计划拍卖猎杀动物包括盘羊、羚羊、岩羊、马鹿、矮岩羊、白唇鹿、北山羊等14个物种，范围涉及青海、陕西、新疆、宁夏、甘肃、湖南、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牦牛被明码标价为4万美元。 网络讨论看上去总是很混乱，但争论的根本矛盾却在混乱中显现——“狩猎权拍卖”是否与保护野生动物相冲突？本已脆弱不堪的野生动物世界，是否会因为公然被允许的狩猎，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看上去猎杀几个个体，但是维护了栖息地的平衡关系，更有利于保护动物。”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野生动植物管理处处长王维胜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这样的解释。 “适度狩猎”的概念看起来合情合理：在自然环境中，如果一个物种数量“过度”，给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或者其他动物的生存带来压力和威胁时，如果用猎杀的办法调节一下物种数量，于这个物种本身和环境都有好处。 但正是这个“合理”的理由遭到了最多的批评，不论普通公众还是动物保护专家，都向主管部门抛出了一个问题：谁能给出一个物种数量“过度”的依据？ “野生动物一个种群，达到多少数量，才能安全地世代繁衍，本身就是学术界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公认的评判标准体系，能够划定某种动物达到多少数量就不再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也没有人知道究竟种群数量达到多少才算‘过度’。”季洋(化名)对记者说，他是北京市一所高校动物保护专业的研究人员。 “如果要达到‘适度狩猎’的理想状态，退而求其次，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野生动物物种数量动态消长的数据。一个物种在短时间内数量增长特别快，也许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狩猎，但问题是，要得到这个动态数据非常困难，国内并没有完善的监测系统能够提供这个数据。”季洋提出两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的观点类似。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是多还是少，哪种多哪种少，现在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吕植因从事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获得过很多国家级殊荣。在参加网易的访谈节目时，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打猎这个事情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但必须有前提。我们的动物是不是真正多了？我没有看到要拍卖的究竟是哪些物种，每种有多少只，数字没有公布。” 吕植的意见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适度狩猎”的概念，在专家眼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昂贵的调查 野生动物调查是一项“奢侈”而艰苦的工程。每调查一个物种，调查人员用于交通、野外考察服装、仪器设备、野外生活用品上的花费，不会是一个小数字。调查某一物种在某一局部地区的分布及种群情况可能就花费几万元。 除此之外，野生动物调查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调查人员，在一些调查中，调查员并不能看到动物，而是通过动物留下的痕迹，如羽毛、粪便、足迹来判断数量。“调查员必须既有专业知识，又要有野外调查的经验，非专业的人，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生活在广袤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千差万别，不同的物种的调查方法可能并不相同，不同季节调查同一物种的方法也会有不同。调查人员必须充分熟悉调查对象的习性，掌握足够的技术，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例如，猫科、犬科、鼬科、兔形目及啮齿目的一些兽类生活在洞穴中，调查人员可以采用兽穴统计来测算数量；但兽穴通常是较隐蔽的，在我国北方最好的寻找季节是冬季。调查人员在找到洞穴后还要判别洞穴是居住洞还是弃洞。“通常居住洞在冬季有水汽冒出，或洞口有结霜，夏季则气味较大，洞口也常有动物的足迹和粪便等。”专门教授野生动物调查技巧的资料里，列举了不同物种的调查方法。 “有的调查还要挑选时间，因为一些动物可能只在夜间活动，有的具有季节性，冬天可能就冬眠了。”季洋说，调查一种动物有时需要耗时数年。 一次普查尚且如此困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长期跟踪监测其野生动物数量的动态消长，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主要包括监测动物种群数量的变化和栖息地变化，但实际监测内容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特征来确定，例如包括孵化率、出生率、死亡率等项目的监测。 站在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动物数量的动态消涨数据，是“适度狩猎”的依据，但现实中，得到这个数据代价昂贵。 多少才算多？ 一种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达到多少，才“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动物保护专家给出的答案，让多数同行赞同。 为了研究种群存活的最低条件，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概念，“有效种群”和“最小可存活种群”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个概念。其中“最小可存活种群”是种群生存力分析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它表示种群以一定概率存活一定时间的最小种群大小。如果一个种群达到这个“临界值”，它就有走向灭亡的危险。 最初的研究认为，存活时间为100年以内的种群，有效种群大小不小于50。存活时间超过1000年的种群，有效种群大小应该是500。一位动物保护专家告诉记者，这两个数字公布后，一直就充满争论。两个数字被人们叫做“神秘数字”，因为不同种群的特性和遗传能力的不同，以及它们栖息环境的不同，使得不可能得出一个适合于所有物种的“最小可存活种群”标准。 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距离必定越来越远，只有像大熊猫一样，栖息在特定区域内，数量极其稀少的濒危动物，我们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确切信息。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说，即便是不遗余力地投入资源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我们也只能模糊地判断野生动物面临的危险。 所以，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专家们都愿意把情况猜想得严重一些，他们根据不完全的信息制定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而不是等到得到确切数据后再开展保护，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等待搜集到足够的信息再行决策时将会错过决策机会。” 划分物种的濒危等级，是目前各国都在采用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效方法。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制定的物种濒危等级，是权威的物种濒危等级分类方法之一。 在中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使用了两个保护等级。中国特产稀有或濒于灭绝的野生动物列为一级保护，数量较少或有濒于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其中规定，由于科学研究、引种驯化等目的需要猎捕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需要经过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由于科学研究、引种驯化等目的需要猎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需要经过省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缺口打开以后 和世界各国一样，《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17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保护野生动物，但人类活动还是在影响着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让它们时刻处于危机之中。 调查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国家林业局(林业部)1995年启动的首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选择252种野生动物作为调查对象，首次掌握了191个物种的基础数据和61个物种的种群动态。这252种野生动物主要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我国加入的其他公约或协定中规定保护的物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环境指示种及生态关键种。 在被调查的78种兽类中，调查结果表明，普氏原羚、白颊长臂猿、貂熊、亚洲象等16种动物的数量不足1000只。其中的东北虎仅存约14只，白颊长臂猿仅存165只，亚洲象仅存180头，双峰驼、野牛的数量也不足500头。种群数量超过10万只的兽类仅15种，主要是岩羊、野猪、狍、喜马拉雅早獭、灰旱獭等草食性动物。 这次调查表明，在有数据可供对比分析的61个物种中，种群数量下降的27种，占可对比分析物种的约五分之一，占所有调查物种的十分之一。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趋势明显。 “通过多年积极保护，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部分野生动物的资源数量趋于稳定并有所上升，但一些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调查报告中这样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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