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

　　方舟评论

　　□邓科

　　法拉奇去世了。

　　这样一个“调戏”基辛格、激怒霍梅尼、频访世界风云人物的传奇女人，《纽约时报》讣闻版只给了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对西方新闻界，法拉奇也许不过是一个名记和作家；但对中国，法拉奇则是个“神话”。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这样的问题，一个是问邓小平，一个是问基辛格。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想象这会是从记者口中问出来的。

　　法拉奇1980年亮相中国时，中国刚开始“解冻”。她对邓小平的采访，有交锋，有质疑，甚至有咄咄逼人的追问。居然可以跟最高领导人这样去对话，中国民众相当震撼。

　　如果面对“神”，显然是不能这么提问的。从不自视为“神”的邓小平，当时正在倡导解放思想，破除个人崇拜。而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恰恰有利于把领导人从“神”还原为“人”。

　　公正地说，这篇“杰作”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书就的。没有邓小平的智慧和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邓小平自己显然也很满意，把采访收录到了3年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由此，法拉奇及其采访在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不畏权威、平等相待、独立自由的法拉奇，与那个时代“人”的苏醒、对个体的尊重、对公民平等权利追求的趋向正相吻合。

　　当时《人民日报》亦发文介绍法拉奇：她把采访看成是“一出出有情节的戏剧”，她自己就在其中扮演着昂然阔步的角色。卡扎菲让她等了两个小时，为了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她还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上校，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那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护呢？”

　　那时，经历“文革”的中国新闻人亟须找回新闻的尊严和职业的方向。法拉奇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有人说，身为外国人的法拉奇，自然容易做到“尖锐的提问”和“平等的对话”。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伊拉克战争中，同样是外国人身份，著名的电视主播丹·拉瑟采访萨达姆，就因过于谦恭软弱而饱受批评，“那时我们怀念起法拉奇来”。

　　勇敢而平等的人格是需要锤炼的。法拉奇把这种新闻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把这种自由人格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在开放的中国，这种平等独立的人格，和滋养这种人格的社会土壤，越来越成为新闻人的内在追求。

　　20多年来，很多有上进心的新闻人一直坚持这种追求。“平视”而非“仰视”、“俯视”，成为公认的职业规范，保持独立判断和公益立场成为新闻的内在要求。

　　中央政府也力促媒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但是，罔顾政治大局和公众利益、妨碍记者行使职能的仍不乏其人，而市场资本的兴起也在侵蚀一些新闻人的独立品格。只有改善和健全机制，才能使记者作为社会进步推动者的独特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20多年后的今天，法拉奇已逝，她对邓小平的提问在中国仍被视作“神话”。应该感谢邓小平。正是那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著名访谈，时刻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高度，时刻警示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也时刻提醒中国新闻人对于记者职业的思考，对于勇气和平等人格的珍视。(相关报道见D25－26《中国视点的法拉奇》等报道)(P118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