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总导演薛继军访谈：民族的胎记(图)

《圆明园》总导演薛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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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导演金铁木（中）在拍摄现场

薛继军和金铁木在还原的大水法前合影

　　访谈/阴山

　　当进口大片和国产商业片几乎覆盖掉所有票房时，一部严肃的史诗电影《圆明园》将于2006年9月亮相影院。这是我国第一部史诗风格的数字纪录片，在三维技术手法和影像效果上创造了纪录片史上的数个第一，故事片所具备的“人物、情节、悬念和视觉奇观”统统被引入这部纪录片。十几位专家对该片最集中的评价是“震撼”。

　　我们不知道这部影片在时刻都用数字说话的票房院线究竟能争得怎样的席位，但将一处承载着民族辉煌和耻辱的遗址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推出，在中国却是前所未有的。

　　拍摄这部影片的缘由是什么？

　　它的拍摄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圆明园作为遗产的独特性，是怎样在影片中体现出来的？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圆明园》总导演、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薛继军先生，听他畅谈有关《圆明园》和圆明园的故事……

　　记录片应该关注民族的胎记

　　历史是一种动态的集体记忆，流淌着一个民族文化浮沉的独特基因。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无不深烙着民族的胎记。纪录片也应该关注我们的胎记是什么样的。

　　《中华遗产》：关于圆明园的书籍、电影等已经有很多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再提圆明园、再拍圆明园？而且投资这么大？

　　薛继军：我始终认为我们并不了解圆明园。

　　我们去圆明园总会直奔大水法、海晏堂，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所能看到的包括福海在内的仅仅是圆明园2%的面积，而98%的面积根本不为人所知。很多人甚至感觉圆明园就是西洋建筑，是皇帝的一个小花园，仅仅是他引进外来文化的一个缩影。

　　圆明园到底什么样？圆明园到底有什么？在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世纪80年代曾经拍过一部电影《火烧圆明园》，但那部故事片把重点放在宫廷之争上，片子的核心是讲西太后怎么篡权，圆明园只不过是故事的背景和衬托。

　　我对圆明园的了解，最早是1999年偶尔看过一本介绍圆明园的书，后来又看到了法国作家雨果写的《给法军上尉的一封信》，加重了我个人的好奇。1861年，远在法国的雨果居然都知道东方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梦幻之乡、艺术圣境！看了那本书和那封信，我就感觉到这可能是拍纪录片的好题材。

　　纪录片有多种样式，一种是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但也应该有一类纪录片是关注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一种动态的集体记忆，它流淌着一个民族文化浮沉的独特基因。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无不深深烙着民族的胎记。纪录片也应该关注我们的胎记是什么样的。国外这样的纪录片非常多，比如凯撒大帝、罗马时代、希腊的城邦时代、古埃及文明，这样的纪录片给我们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纪录片在表达和反思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进程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所以我们觉得圆明园很适合拍纪录片。

　　《中华遗产》：为什么想到要拍成电影呢？

　　薛继军：圆明园从建园到成园再到毁灭历经了将近两个世纪，里面故事很多，具备了故事化的可能性。如果做成一个90分钟的影院片，我觉得它会像故事片那样吸引人。整个决策过程很简单，没有什么详细的论证，但促使我坚定地想拍《圆明园》的，主要是一种渴望换个视角解读历史、寻找真相的冲动。在今天看来，当时提出的那个创意是很鲁莽的。要想真正做好一个有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内在品质的纪录片是很难的，它和拍一个失学的孩子、拍一个街道的搬迁、拍一户边远山区人家的生活太不一样了。它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1.故事性。它要像故事片那样吸引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题片。一般意义上的景区或建筑介绍，观众很难建立真正的影像记忆。

　　2.再现的可能性。要有重现圆明园的技术手段。

　　3.思想性。必须要在反思那段历史的叙事中建构一种新的诠释，没有思想性的东西是不会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更不可能留下来。

　　我们今天看任何历史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对历史要有一定的评价。今天怎么来评价圆明园？当初为什么要建圆明园？为什么后来又被毁了？很多专家在研究这些东西，也有统一的定论，但究竟是什么证据在支持这些定论？圆明园和它的时代是怎样的对应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缺少这三个东西，这个片子就不应该做。

　　《中华遗产》：《圆明园》为什么拍了那么长时间？

　　薛继军：剧本、策划经过了很长时间，几易其稿，开拍也非常缓慢。当时我是导演，还是科影厂的副厂长，一方面要搞科影厂的管理，一方面还要搞创作，特别牵扯精力。我们第一年基本上在搞剧本和融资，用片子本身独到的构成到处去游说，花了一年多时间，到2000年10月才正式开拍。今天看来花这么长的时间很值得。一方面我们在不断接近圆明园的真相，同时也在思考：我们到底要通过影像向观众传达什么？

　　后来我当了科影厂的厂长，时间大受影响，就把片子交给了曾拍过《复活的军团》的金铁木导演。金铁木从来没有拍过电影，《圆明园》是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在拍《复活的军团》之前，他也从来没有拍过大型电视纪录片。硬是靠着勇气和不断学习、全身心投入，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部影片。

　　导致周期漫长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要用电影级仿真三维动画来重现圆明园的景观，并且还要与实拍场景、真人表演合成。这个目标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难度也很大，更不用说以前了——当时国内能达到这一要求的绝无仅有。所以我们依托相对简陋的技术条件，与动画制作团队不断探索、磨合，生成一格画面，甚至需要十几、几十个小时。靠时间和耐心，最终创作出四十多分钟的三维和特效镜头，耗时达四年半之久。

　　《圆明园》：真说而非戏说

　　《圆明园》比较强调故事性，把历史事件变成一个有人物关系、有戏剧张力、有矛盾冲突的情节化的东西。但它仍然坚持纪录片的基本品质——真实。决不能“戏说”，要真说。

　　《中华遗产》：为什么说《圆明园》既不同于传统的科教片，也不同于传统的纪录片，这个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

　　薛继军：传统的科教片以传授知识为主，排斥故事，只传达结果，因此很难生动。比如我们拍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科教片只会关注成果，而不会去表现科学家研究的过程。这种传统的科教片已经不适应形式的发展，因为今天的受众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已经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他们再也不会耐心去听所谓系统的、干巴巴的知识传授了。在《圆明园》中，关于建筑、园林、建筑和文化的关系、建筑的历史传承等，都是通过人和故事表达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传达知识时也不会从基本的ABC说起，而是水到渠成地把知识融进了情节之中。

　　纪录片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真实电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专题片：有一个思想或主题，然后罗织材料来论证或说明这个主题。另一种是“直接电影”，就是纪实类纪录片，它把镜头放在生活当中，客观地记录具体的人的性格、命运的变化和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圆明园毕竟是历史，当然不能用纯纪实的方法来拍，因为根本就没有东西可拍。而我们之所以没有采用专题片的方法，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因为那样的片子有强烈的说教意味。我们所希望的是感染观众而不是说服观众，首先让观众耳目愉悦，在他爱看之后再把所要传达的思想渗透进去。

　　《圆明园》融合了科教片、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某些创作手法，比较强调故事性，把历史事件变成一个有人物关系、有戏剧张力、有矛盾冲突的情节化的东西。有位领导在看完《圆明园》之后说，《圆明园》既不是科教片，也不是纪录片，又不是艺术片，应该叫“艺术纪录片”，有专家叫它“历史纪录片”、“人文纪录片”，这个看上去“四不像”的东西正是我们要追求的独特的艺术样式。

　　《圆明园》大量运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这种手法在国外被大量运用。实质上这是一种“有根据的还原”，而不是凭空编造。很多纪录片界的人和观众不理解：“你这不是编造历史吗？那不就是虚构的故事片了吗？”我们认为，不要忘记在“再现”之前有个定语——“真实”。

　　所谓“真实再现”就是“一切都是有依据的”，事件的当事人、环境，甚至小到道具，都尽可能依据历史记载进行再现。在《圆明园》中，康熙上朝的仪式、雍正的炼丹之处、乾隆办公的地方，都是根据记载还原的，虽然是影像虚拟的，但我们可以对观众说，当年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说了这样一些话，做了这样一些事。这就是“真实再现”。“真实再现”的大量运用最大的好处就是将文字记载影像化，给观众一种直观的“进入”历史事件的感觉。

　　我相信，在国外我们这样的片子还是算纪录片，因为国外有些片子比我们走得还远，有的简直和故事片没什么区别。而我们还是坚持纪录片的基本品质，不因为追求影像戏剧化和冲击力的同时丧失本原的东西——真实。决不能“戏说”，要真说。

　　圆明园是我们民族的胎记

　　圆明园是我们民族的胎记。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最重要的就在这些胎记上。

　　《中华遗产》：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圆明园作为一种遗产的独特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

　　薛继军：圆明园是我们民族的胎记。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最重要的就在这些胎记上。圆明园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老实说，即使今天做了这个片子，我们对圆明园的了解也还是皮毛而已。建造圆明园的时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远比今天的美国强大。德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白银时代》，书中说，在17至18世纪，大清帝国的GDP是全世界的1/3，今天的美国哪里有全世界的1/3？那本书之所以叫《白银时代》，就是因为那时中国大量出口丝绸、

　　虽然我们今天只能看见几条小河，虽然我们今天只能看见那些残垣断壁，但在这块土地上确确实实存在过旷世的辉煌，它和我们民族的荣辱兴衰是这样的紧密相连。这就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