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长征精神伴一生

　　编者按:在此文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10月5日晨6时30分，敬爱的廖汉生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这篇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编发的特稿，也成为我们对廖老的深切悼念。

　　前不久，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发起在四川甘孜县举办的一个药品物资捐赠活动。从成都乘车大约17个小时，

也就是说行车要日夜兼程一天一夜。然而，这段长途跋涉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其意外的回报。美丽的甘孜，如果把她比作人间的天堂，一点都不过分。我甚至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就是红军长征的会师之地，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地方！不能想象，实在不能想象，这里就是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汉生将军曾经讲给我听的甘孜，那个令他一生梦魂牵绕的地方。

　　记得在我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时，他曾经对我谈到过长征，其中曾谈到过甘孜。今天，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亲临过当年牺牲过无数烈士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城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座座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留下的居住遗迹的时候，对于革命前辈廖老那言语铿锵、充满感情的回忆，才有了真切并且深刻的理解。是啊，那一段段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岁月，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永远远都不可能忘怀······

　　廖汉生同志的谈话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长征留给后来人的应该是不朽的精神，是长征精神。今天，我想把深埋在廖老心中的长征告诉给读者，让我们共同缅怀那段无法忘却也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吧。

　　永难偿还的感情债

　　1935年11月，当时刚刚24岁的廖汉生在家乡桑植县刘家坪出席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为粉碎30万敌军以堡垒为依托的步步逼近，红军二、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

　　苏区群众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中知道红军要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6师师部驻在刘家坪旁边的一户姓朱的人家，这家老婆婆的儿子也在师里当兵。6师还有很多家属都是廖汉生的熟人，乡亲们从洪家关等地来了很多，直接到师部找廖汉生，言辞恳切地说:“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作为红军的指挥员，年轻的廖汉生不能不承诺下来:“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同时廖汉生也对来队家属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廖汉生的家距离师部不算太远，在送别的人群中，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他紧紧地勒住了马的缰绳，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掉转马头，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5年11月18日，廖汉生政委和郭鹏师长率领红六师，作为红二、六军团前卫，踏上征程。俗话说，一诺千金啊。廖汉生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竟然使他从此背上了永远难以偿还的感情债。众所周知，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乡亲们的儿子、丈夫有许多都在长征中牺牲了，甚至有些人连牺牲在什么地方廖汉生都很难说得清楚。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廖汉生的心头一压就是几十年。

　　廖老说，战争的残酷和红军战士的乐观精神形成强烈的对比。1936年元旦刚过，二、六军团来到湘黔交界的晃县、玉屏，按预定设想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敌人紧随过来，众兵扑向晃县。二、六军团立即沿河的左右两岸迎敌。

　　6师赶到作战位置后，4师代理师长金承忠率部正从廖汉生所在指挥所前经过。金承忠和师长郭鹏都是从六军团调来的，他在4师当过参谋长，廖汉生曾两次在4师代理过政委，因此大家都很熟悉。郭鹏和廖汉生看到金承忠从面前经过，就跟他开玩笑:“喂！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打死呦。”

　　过去打仗经常这样开玩笑，打的仗多了，生死大事自然都在笑谈之中，谁都不会在意。金承忠对郭鹏和廖汉生笑了笑，答应说:“好哇！”便带领4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

　　没想到，这个玩笑开过仅仅十几分钟，金承忠就牺牲了。廖汉生和战友们真后悔和他开了那么个玩笑。自打这儿以后，廖汉生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全国解放后的30年间，不少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回乡，但是廖汉生却迟迟没有回去看望久别的故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廖汉生的内心就会时时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

　　对此他曾多次感慨道:“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我们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万人参加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又有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死了······”

　　1979年，也就是距离长征出发44年后，作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第一次回到家乡。作为幸存者，他来到桑植县烈士陵园，向矗立着红军战士雕像的烈士纪念塔，深深地鞠躬，在场的父老乡亲无不为之动容。

　　长征途中红军的官兵关系

　　有几件事，廖汉生始终记得:

　　1936年1月中旬，经过在石阡的七天休整，6师接到贺龙总指挥的命令:“传18团跑步前进！”追赶上国民党军第23师，6师做后卫。

　　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立即带着18团跑步上前，一下子消灭了敌23师的一个营，并在敌人设置的堡垒群中打开了一条通路，缴获敌人新装备的一支20响驳壳枪。这之前，驳壳枪都是打单发的，这次缴获的20响驳壳枪在当时就像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的部队第一次缴获到20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成本兴团长和余秋里政委把这只枪送给了郭鹏师长。二、六军团沿着18团打开的通路，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在此后的战斗中，二、六军团与围追堵截的敌军展开一场气势磅礴的千里回旋战。在赫章县的则章坝战斗中，廖汉生和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在一个山包上指挥部队出击。成团长正要冲下山去，敌人的一串“花机关枪”子弹打来，余政委喊了一声:“危险！”伸手把团长拉了回来，他自己的左手骨头被打断。他只包扎了一下，坚持不下火线，左臂再次负伤，直到黄昏后部队撤离则章坝，才被送进军团卫生部。由于无药可医，生活又非常艰苦，他的伤迟迟不能痊愈。行军中，廖汉生常看到余秋里政委用一块凉水手巾敷在伤处镇痛，直到长征后期才作手术，截掉了左手。

　　1936年4月，在抢渡金沙江的战斗中，作为后卫的廖汉生所在部队6师接到贺老总命令，立即原路返回，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整个部队行动。

　　廖汉生和郭鹏师长研究后决定，全师后卫转前卫，以强行军向六甲开进。在16、17、18团的相互侧应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战斗。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一整天。敌人在飞机、大炮火力掩护下的数次集团冲锋都被打败了。6师全师伤亡220余人。18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伤，三个营长伤亡两个，九个连长伤亡八个。16团参谋长牺牲，两个营长牺牲，六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17团掩护部队撤出时负了伤。但是，尽管伤亡这么大，指战员们却打得顽强，打得英勇。上一级倒下了，下一级马上代理；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石头拼杀；敌人爬上了阵地，就抱住他肉搏。

　　敌人靠的是火炮壮胆，督战队威逼，红军顽强阻击，靠的是灵活有效的战术技术，靠的是深入有力的战场鼓动，靠的是旺盛高昂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红军硬是把敌人死死顶住了，又在5师增援部队的配合下把敌人打退了，为使全军摆脱被敌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为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贺老总疼爱地说:“你们这一仗打得苦啊，打得好啊！”

　　廖老记忆里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现在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既神奇又美丽的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在红军将士们的记忆中简直就像一场噩梦。

　　尤其对于廖汉生所在的6师，作为后卫部队，在大部队经过之后，草地上已经看不见绿草了，很多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嘴里还含着没有吞完的草根，因此，粮食对于6师来说就是生命的代名词。

　　在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这段路上，有一段令廖汉生常常提起的故事。这段路途估计要走10天左右，结果却走了17天，而部队只筹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子。随着一天天地向草地深入，本来就不多的粉子渐渐地消减得很快。于是廖汉生所在师领导研究决定，为了节省粮食，师首长带头遵守如下决定:1、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队帮助分发粉子。2、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3、不到开饭时间不准自由吃粉子。

　　就在这时，17团有一个连队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的时候，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师部，引起了师领导的重视。就因为这么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消了职务。

　　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看来，也许是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红军不能不这样做，尤其是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一点私利的权力，哪怕是一把粉子。

　　廖汉生宣布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处分决定，同时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一兵，跟大家一起向饥饿做顽强的斗争。

　　以后，这个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廖汉生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廖汉生对此感慨地说，其实，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政治指导员，一位被饥饿和草地吞噬了生命的红色士兵。

　　1936年7月27日，6师来到了号称“草地上海”的阿坝。但是，当部队到达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跑光了，前边部队相继经过这里时，连附近的野菜都给扯光了。

　　为了指导部队采食野菜，部队根据上级下发的材料向战士介绍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有时碰到谁也没见过的野菜，廖汉生等师领导先尝尝，等证明确实可以吃了，再向全师推广。

　　干部关心战士，战士也在关心着干部。一天，廖汉生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师部的几个警卫员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把两面烤得焦黄焦黄后，用小刀刮得干干净净地，拿来给廖汉生吃，战士说:“政委，你饿不？快吃吧！”

　　廖汉生一听就火了:“我饿，你们就不饿？为什么就该我吃？真是莫名其妙！”

　　“你是首长嘛。”他们不服气地嘟囔道。

　　廖汉生狠狠地把他们几个批了一通，吓得他们低着头一声不敢吭。其实，廖汉生嘴上虽然在发火，心里却难受得什么似的，想想他们比自己也小不了几岁，都是二十来岁的人，谁不知道饿呀？可是他们为了照顾好首长，宁愿自己饿肚子，这种感情实在是深啊！

　　想到这，廖汉生极力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反过来劝他们吃了那一小块牛皮。结果是，一小块牛皮在几个人的手里推来让去的，谁也没有吃，送到了最困难的同志手里。每当廖汉生回忆起长征，一定会想起这件事情并且感慨不已。

　　红军长征必然取得胜利

　　回忆起长征，廖汉生感慨地说，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是必然的。

　　他说:“同今天相比，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够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也是我们力求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因而，广大政治工作干部和共产党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服，布置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我们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他举自己为例:“我当师政治委员，给自己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遵守纪律，按政策办事，不脱离群众，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虽然不那么全面，却是我从我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许多政治工作干部的共同经验。”

　　回忆红二、六军团，廖汉生这样说:“我师18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手；第二任政治委员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的确，无数资料表明，在长征中，共产党组织切实起到了先锋堡垒的作用，党员切实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党员执行组织的决议，是一点不打折扣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共产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共产党员，牺牲最多的仍然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是如此。

　　根据统计，6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路程，牺牲了的党员人数达到360名、共青团员256名，这还没有加上最为艰难的雪山草地。

　　在廖汉生的记忆中，6师团以上干部党员牺牲、负伤的就不在10人以下。同时，他们还在长征中不断地发展党团员，注意吸收那些表现积极、勇敢、吃苦耐劳的新同志加入到党团队伍中，使党团员在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及时地得到补充。长征出发时，6师有党员801名，团员144名，合占全师人数不足28％；到甘孜时有党员761名，团员615名，与全师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45％，班长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党团员队伍，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红军长征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长征时期，是红军历史上一个充满艰苦、充满困难的时期，是共产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时期。它保证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使我们的长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它在指战员的心中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高昂的斗志，使我们的长征冲破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向抗日前哨。

　　总之一句话，廖汉生肯定地说:“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在廖汉生同志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抄录下来，从中你也许可以感悟出老将军内心深处的感受:“在长征中，我在红2军团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长征路上，那长眠的战友身影，那鏖战的枪雨剑幕，那跨越的万水千山，那激荡的革命正气，时时扑面而来”。

　　在甘孜，当我们一行人经过一座静静的掩埋着九位无名女红军的烈士墓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跳出来了，那墓地上稀疏地开放着洁白的小花，被风轻轻地摇曳着，仿佛似在和我们打着招呼。她们是谁？她们当时有多大年龄？她们发生了什么······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相信，她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告诉我。《北京日报》 专栏作家 虹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