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艾滋孤儿调查：患病父亲用煤油将母亲毁容

小娥向记者展示照片中曾经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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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孤儿”调查之一 毒瘾发作 爸爸用煤油将妈妈毁容

　　调查对象：阿超，男，16岁，父亡，现由母亲抚养

　　听到别人提起那个被称作她丈夫的男人时，岳小佩就本能地缩回身子，睁着满是惊恐的大眼睛盯着对方。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曾有过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但她现在对这个男人只有仇恨。在他死于艾滋病前，岳小佩就逃离了家庭，但看到丈夫死后留下娃娃太可怜，她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家。

　　染上毒瘾家破人亡

　　岳小佩今年39岁，外表柔弱，从身材看曾经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可她的右半边脸上的皮肤却坑坑洼洼仿佛烧焦了一般。1989年，22岁的岳小佩嫁给了刀保忠，这个男人相貌英俊，伶牙俐齿，很是讨女孩子欢心。

　　但是结婚后不久，岳小佩发现刀保忠时常放点白色的粉末到烟锅里点着抽，一开始刀保忠骗她说是头痛粉，但后来她知道了，这种白色粉末叫做“海洛因”。刀保忠的毒瘾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田里的活已经做不了，兄弟们也看不下去都跟他分家了。

　　“那时候的日子很难过，米也没有，经常吃不上饭。”岳小佩说。每天30至40元的毒资是这种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刀保忠先是找人借钱，然后就从家里偷东西去卖，搞到家徒四壁后，他又逼着老婆给他借钱。

　　1996年的一天，刀保忠毒瘾发作，缠着岳小佩给他30元钱，看到妻子怎么也拿不出来，丧失理智的刀保忠将一碗煤油泼在妻子头上，随后点燃了

　　出院后，已经忍受不了这种摧残的岳小佩逃离新城乡来到瑞丽市打工，偶尔寄钱回来供孩子读书。此时，阿超刚刚7岁，不久就要上小学了。

　　以后的事情，岳小佩都是后来听阿超说的：1999年，刀保忠帮别家干活，突然被一堵倒下来的土墙砸伤，到医院抽血的时候化验出感染了

　　岳小佩是在她丈夫死后10天才回来的，看到丈夫的坟，她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如果他不死我永远都不会回这个家，他死了我终于解脱了。”岳小佩面无表情地对记者说。看到阿超没人照料太可怜，她辞掉了在瑞丽的工作，回到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

　　为孩子艰辛持家

　　那时，家里的土房子已经失修倾覆，岳小佩向娘家借了1万元钱重新盖起了房子。她自己种了几亩地，又把家里剩下的4亩田租给别人种(每年能有800元收入)，还帮别人家干活，种甘蔗、打甘蔗叶，好的时候，在山上忙一整天还可以得到10元钱的报酬。此外，民政部门每个月会给阿超50元的生活补助。

　　“很苦，但是没有办法，孩子还小，要读书。”岳小佩小声而坚定地说。她告诉记者，也曾想过改嫁，但担心别人嫌弃阿超，她最终还是坚持一个人生活。村子里一般都是男人干活女人在家，但岳小佩只有样样活都自己干。有几次她要扛麻袋到地里，一袋100多斤的麻袋一下把她压垮在地，她咬着牙、撑着膝盖，流着眼泪又爬了起来。

　　收入大部分拿去还债、交阿超的书费，剩余的用于生活。记者在她家的灶台看到，上一顿吃剩的米饭还在锅里，揭开锅盖，米饭表面飞起来几只小虫子。

　　“有菜吗？”记者问。“有！”岳小佩从碗柜里捧出两小碗黑乎乎的剩菜，一碗是酱，一碗是炒菜叶，还剩区区几片能盖住碗底。

　　以前农村没有实行“两免一补”的时候，每次阿超上学的费用都要找亲戚去借。岳小佩记得，在阿超读小学时，有一年实在借不到300元钱的书费，学校就扣下课本没有发给阿超。岳小佩急了，把地里已经成熟但尚未收割的甘蔗卖掉。“在地里只能卖500元，如果过一个星期砍了能卖1000元，可那样得两个月以后才能收到钱，孩子上学等不得。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了，谁会这么做啊！”岳小佩一个人站在田垄边，看着已经长得很茂密的甘蔗，眼泪不停地流。

　　孩子争气成绩不错

　　知道妈妈很辛苦，阿超读书非常努力，今年他上初三，成绩一直在全班名列前4名。“我想考昆明的高中。”小超说：“以后我还想上清华。”但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子，他又不说话了，不一会儿便开始默默流泪。因为他上高中这一大笔钱从哪里来，现在还是未知数。

　　岳小佩说，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下去。但未来的生活如何继续，她也茫然无助。“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晚上我一想到明天该怎样过下去，就怎么也睡不着了。”(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文中阿超为化名)

　　“艾滋孤儿”调查之二 一月内失去父母姐妹俩相依为命

　　调查对象：小娥，女，18岁，父母双亡

　　父母双亡厄运开始

　　自从爸爸妈妈2004年因艾滋病相继去世后，16岁的小娥一夜之间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羸弱的肩膀上仿佛压了座山，每一天都过得举步维艰。

　　爸爸身上首先显现出可怕的迹象。之前他身体很壮实，家里30亩甘蔗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条件挺不错，在村里率先买了74厘米大彩电和DVD机，令人羡慕。

　　可是同村里一些青年男子一样，他沾上了毒品，开始是吸大烟，后来经常偷偷摸出个针筒往胳膊上扎。不幸是从2003年开始的，先是这个男人干活没力气，不愿动，逐渐消瘦。后来发烧不退、头昏、呕吐。不久，妈妈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医生说验个血吧，结果双双被确诊为感染艾滋病。

　　终于有一天，父母病倒在床上。小娥向学校老师请了假，回来照顾父母。那是2004年初，小娥16岁，上初三，面临中考。妹妹小花只有12岁，上初一。

　　艾滋病患者到了晚期，所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听着父母整夜整夜不停呻吟，小娥和小花总是躲在被子里哭。

　　2004年4月21日，父亲病逝。

　　一个早晨，妈妈突然发现自己如何挣扎也起不了床了，她把小娥叫到床边对她说：“我可能真的不行了，你要好好照顾你妹妹，要供妹妹继续读书。”“那一刹那，我知道，要和心爱的校园永远说再见了。”小娥紧咬嘴唇，大滴眼泪止不住滑下脸庞。

　　之前，乡卫生院院长李榆春大妈告诉小娥：“赶紧写个申请书，我们去帮你妈妈联系一个医院看病。”可没过几天，小娥拿着申请书来找李榆春，哭着说：“大妈，妈妈真的病重了，不行了，不用去医院了。大妈，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棺材钱都没有，怎么办？”

　　2004年5月18日，母亲在疼痛中去世了。

　　在李榆春的奔走帮助下，县民政局给了800元，乡里补助200元，买了一副薄棺材。“我妈死前，一直看着我，像是要说什么话，可已经虚弱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小娥说。正在小娥呆呆地看着来帮忙的乡亲们为母亲料理后事时，刚从学校下课的小花从外面哭着跑进来，姐妹俩抱在一起痛哭。

　　16岁姑娘挑起生活重担

　　第二天一早，小娥就去学校把自己的书本搬回家。“我和妹妹最多只有一个能上学，我答应了妈妈要供妹妹读书！”从学校走到家，不过20分钟的路程，小娥走了一个多小时，中途还几次折回头。隔了几天，她又把书本搬回学校。来回搬了5次后，她终于把读书的念头锁进了记忆里。

　　在母亲死后大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小娥和小花是一分钱收入也没有的，还欠了不少债，靠嫁到县城的阿姨每个月给100元度日。小娥告诉记者，为了补贴家用，她曾经到盈江县城的一个饭馆里当了两个月的小工，包吃管住200元一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2点，洗碗、端菜、拖地什么都干，脚底起了大水泡，下班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后来，妇联和民政给了小姐妹俩一笔相对固定的补助，前者每人每月100元，后者每人每月50元，而现在有一部分补助只有妹妹小花的一份了。“生活改善很多了，但还是要掰指头算，一天五六块钱，不算妹妹2元钱的早点，一天吃饭是3元钱。”小娥说，她们大多数时候吃光饭，有时买点蔬菜，做菜用不起猪油。即使是这样节俭，很多时候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了，因为妹妹上学虽然有了“两免一补”，但还需要一大笔开支，遇到生病更是没钱去治。还好现在小娥又在乡卫生院找了份临时工，每月能有200元收入。

　　妹妹要上高中难倒姐姐

　　小花今年初三了，学习在班上算中等偏上，上高中需要到县城里，学费和生活费更贵，也不能享受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了，小娥开始为妹妹上高中的问题忧心。

　　“如果考不起你就别读了。”

　　“不！我要读！”

　　“家里没钱你怎么读？”

　　“你别管，我在外面边打工边读书！”

　　……

　　为了读书这个问题，姐妹俩最近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我怎么会不想让妹妹继续读下去？这是妈妈临死前对我的嘱托呀，可这副担子太重，我实在挑不动啊！”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小娥流着泪说，“夜里我常常梦见爸爸妈妈，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但是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文中小娥、小花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