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长征路]第二站:湘江,万里长路最惨烈之血战

　　72年过去，见证了当年血战的湘江平静而祥和。

　　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

　　广西兴安县狮子山顶的湘江战役纪念碑主碑

　　如今广西全州的凤凰嘴渡口的百姓过着平静而恬淡的生活。

　　当时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卫生员的张育发，

　　亲历了那场红军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

　　尽管记性不太好了，但对于当年那段历史，

　　老红军刘华连记忆很深刻。

　　■本报记者高利锋发自广西兴安、全州、灌阳

　　■核心提示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央红军在40多天中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从江西突围出来后，在广西的灌阳、兴安、全州三县之间的湘江地域，遭到国民党军队三面重兵包围封锁。红军陷入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前堵后追、三面夹击中，敌方30万人马装备精良，布下绝杀之阵，血战一触即发。

　　“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第一场大战，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场生死决战。”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管理处常务副主任蒋小平说，湘江血战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元气大伤。

　　■血光，决战前夜

　　2006年9月2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界首渡口。3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在湘江河畔嬉戏打闹，波光粼粼的江面寂静无声，一派祥和的景象，让人无法想象当年那悲壮的场面。

　　界首镇位于兴安、资源、全州、灌阳四县交界地，濒临湘江，交通发达，自古便是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之地。而72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湘江战役，更是将这个古镇写入了红色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在江西、广东、湖南等省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为此颇为恼火。11月12日，他急忙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先后调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整师，30余万的兵力，在湘江沿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决心“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光我们兴安境内几十里的湘江地段，就盖了140多个碉堡。”界首镇94岁的刘发祥老人回忆说。刘是当地的一位老铜匠，1934年底，红军长征强渡湘江时，他曾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并为红军带路、架浮桥，为红军最终突破湘江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队伍在缓慢西进，国民党军队紧急从三面赶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湘江血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血色，血染湘江

　　“那次仗打完后，江水都成红色的了，江底到处是战士的尸体。我们老百姓都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曾在战斗中为红军搭建浮桥的界首镇94岁的刘发祥，目睹了战斗的惨烈过程。

　　事实上，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四大渡口中，界首如此，其他3个渡口同样血染湘江。

　　界首往北，是大坪和屏山两个渡口，它们距离全州县城仅10余公里，渡口两岸是矗立的高山，江面狭窄，江水较深，仅一只小船摆渡。1934年11月的最后几天，随着觉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日渐艰难，红军主力最后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

　　凤凰嘴位于全州县凤凰乡和平村湘江旁，也是湘江古渡。清代以前曾在这里设建安司，为农产品货物集散地，渡口上游也有一个堰坝，江面宽阔，水浅可涉渡。

　　1934年9月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就是从这儿涉渡过江的。

　　其后，九军团、五军团十三师过江时均遭敌机轰炸，但他们的损失还不算太大，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惨重。八军团长征时有一万余人，但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八军团建制撤销。

　　2006年10月2日上午，记者到凤凰嘴采访时，在江边遇到了60岁的马兴武。他常听长辈们讲，战斗过后，老乡们在江边连续三天掩埋烈士尸体，而更多的烈士则沉没在江底。

　　“湘江战役惨啊！战士的遗体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红色。”88岁的刘华连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很悲痛，“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这个曾经参加长征的老红军，住在老山界脚下的华江瑶族自治乡同仁村，身体很硬朗，平时经常下地干活。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老人现在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对于72年前的那段历史记忆很深刻。他是江西人，1934年，16岁的他跟大哥一同参加了红军，随后跟随大部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他渡江时，战斗已到最后时刻。12月1日上午，包括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为了保住全州凤凰嘴渡口，为江东部队赢得渡江时间，坚守觉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的将士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在10多公里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人争夺。

　　直至12月1日中午时分，军团首长才命令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边越城岭山区转移。

　　■血祭，悲剧本可避免

　　那几天，湘江是一条血染的江。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鲜血，把碧绿的江水染红了。

　　湘江之战，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从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遭重创，共经历了9天血战。这一战，使红军遭到了极大的损失，部队由开始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实际上，红军也并不是毫无机会。”广西全州县党史办主任蒋庭松介绍说，因为国民党各部队间貌合神离，担心红军夺取桂林的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广西全州至兴安之间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但很可惜，红军并没能抓住。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憾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从苏区出发到渡过湘江这一段路程，我们都是以‘搬家’的方式进行的。小到坛坛罐罐，大到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抬的石印机、大炮底盘，什么也舍不得丢下。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当时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卫生员的张育发，亲历了那场红军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张育发今年88岁，湘江战役中受伤走散，数次寻找红军队伍不得后在当地成家，一直居住在兴安县兴安镇冠山村。

　　稍纵即逝的战机，就这样延误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湘江战役后，红军所带辎重基本丢失，终于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作战了。更为重要的是，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契机。

　　三大战场悲壮抗敌四昼夜

　　■新圩阻击战：红6师18团和红34师全体阵亡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全州)灌(灌阳)公路自此而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

　　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险峰、茂林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构成了阻击战的理想阵地。

　　2006年10月1日，记者乘车过了新圩乡，快到马渡河时，当地的司机师傅就把车在路边停下了，他指着两边的山说，“据说，这里就是新圩阻击战的主战场。红军当年就在这里埋伏，阻击灌阳而来的桂军，掩护正在界首渡江的主力红军”。放眼看去，两边远处群山层叠，近处是几个较低一点的山。

　　72年前的1934年11月28日，天刚亮，桂军的四十四师向红五师阵地发起攻击，红军突破湘江的战役首先在这里打响。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抢渡的必经之地，而新圩以北又无险可守，红五师必须死守新圩才能保证红军主力的安全。

　　《红军长征史》里提到，在新圩阻击敌人的红军部队不断接到总部这样的电文：“红星，纵队正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这每一份电文就意味着让这些阻击部队坚持再坚持，因为他们多坚持一分钟，中央纵队就多一分安全。可是，这种坚持，面对的却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付出的代价是牺牲……

　　2006年10月1日下午，记者走进新圩乡一个叫楠木村的地方，村庄背靠高峻绵延的楠木山，处在山脚一个狭长山谷里。9月29日记者在兴安采访时，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馆管理处常务副主任蒋小平手持一张《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告诉记者，“红5师撤下来，红6师18团接防，在这个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这个团最后战至弹尽粮绝，从团长、政委到战士几乎全体阵亡，团长的姓名至今没能查明。”

　　最悲壮的是红5军团的34师。这个师担任红军的总后卫，在湖南道县与广西灌阳交界的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敌人。红军主力过了江，这个4000多人的主力师却被阻隔在了湘江这边，陷入敌人重围，几经血战最终全师覆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在昏迷中不幸被俘。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用手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殉国。国民党军十分恼怒，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觉山铺阻击战：山槽里尸体垒成了堆

　　新圩一战打得正酣时，觉山铺阻击战也已经打响。

　　觉山铺是一个400多人的小村子，坐落在322国道全州县才湾镇路段，周围有几座小山，被322国道分在东西两侧。觉山铺北距全州15公里，南离红军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敌人进入红军渡口的咽喉要地，是红军能否越过湘江的生命线。

　　11月29日早上至12月1日中午，在觉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两个师顽强地阻击着从北面全州来的湘军的4个师。这是三大阻击战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

　　《红军长征史》在提到这场阻击战时，用了这样的词句：“(1934年)11月30日，在觉山铺两侧的山头上，(红军)和敌人展开惊天动地的争夺战……12月1日，在10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红军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

　　全州县党史县志办目前正准备把相关历史整理成书。2006年9月30日，记者到这里采访时，唐兴文主任介绍了他们收集到的许多有关这场阻击战的故事。

　　“在觉山一带阻击敌人的是红军红一军团一师和二师，人数不足一万，对手是何键的湘军，有六七万人。军团长林彪、军政委聂荣臻曾命令红五团抢占全州县城，那里的盘石脚易守难攻，用少量兵力便可守住，但因湘军兵马先到而落空。湘军占领全州后，一下子就攻到了觉山铺。”唐兴文说。

　　在觉山铺村，记者见到了曾见证过这场战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经90岁了，思维仍相当清晰。

　　“红军在觉山铺一带打了三天三夜，我和他们呆了两天两夜。”老人说，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的枪不好，有些子弹头还是竹子和木头做的。这场战斗，有的部队整连整营地全拼光了。“红军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牺牲的战士垒成了堆，光这里可能就有上千人，都来不及埋。因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

　　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与强大的湘军鏖战三天两夜，终于按军委要求的时间，把湘军挡在了觉山阻击线以北地域，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阻击战中，红军将士牺牲人数达2000余人，二师五团团长易荡平在这场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后，饮弹殉国，一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也在这场战役中负伤。

　　■光华铺阻击战：一天倒下两任团长

　　2006年9月29日下午，在从界首返回兴安县城的路上，记者路过光华铺阻击战阵地，沈述清、杜宗美等18位红军英烈合葬的墓地就在公路旁。

　　记者从兴安县党史办提供的有关史料中了解到，这条322国道就是72年前红军死守的一条通道。在这里，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受命坚决阻止桂军北上，保证界首镇三官堂渡口正浩浩荡荡渡江的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县城之间桂黄公路边一个村庄，距离界首渡口仅5公里，村北是开阔的水田，另三面是起伏的山丘。占据光华铺，可北控界首，南制兴安县城，东观湘江，西进越城岭，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在他的指挥下，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控制了界首湘江两岸地域。29日为掩护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及后续部队从界首渡湘江，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立即率领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不久敌人已迂回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团主力打响，战斗甚为激烈。张震营长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夜间激战一场，30日拂晓与团主力会合。

　　1934年11月30日，是中央军委两个纵队从界首渡江之日，桂军两个团已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两个纵队安全过江，军委电令三军团坚决阻击由兴安县城向红军出击之敌，并保持光华铺北端阵地。当天晚，阻击任务完成，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安全渡过了湘江。

　　但红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曾在光华铺坚守了3天的张震将军回忆，仅十团一个团，就挡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战斗最激烈的11月30日，26岁的团长沈述清牺牲了，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34岁的杜宗美也被流弹击中了。同时，三营九连连长谢兴福二次负伤后牺牲，全团共伤亡400余人。

　　◎相关新闻

　　在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庙堂守望着东去的江水。起初因为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得名“三官堂”，后改名“红军堂”。72年前，它是红军强渡湘江战役的临时指挥部，朱德、彭德怀等人当年就在这里亲自指挥红军渡江。

　　由于“大搬家”式的行军，致使部队延误了渡江的有利时机。为强渡湘江，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红二师、红四师各一部于兴安、全州之间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很快，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红军猛扑而来，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红军渡河西进。尾追敌军也与红军后卫部队交上了火。

　　灌阳新圩、全州觉山铺和兴安光华铺三大阻击战，从11月28日早上开始先后打响，到12月1日中午结束。这是湘江战役中红军两翼掩护部队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强渡湘江而全力阻击敌人的3个主战场，它们构成了确保红军渡江的生命线。

　　◎记者手记

　　静谧中的血色微茫

　　广西之美，不言而喻。这里有独特的地貌、秀丽的风光，有绚烂的少数民族风情，还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但此次踏访广西，记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因为记者此行的目的，是在桂北湘江河畔寻找70多年前，长征红军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寻找那幅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历史画卷。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开首部分红色的惊叹号。

　　记者的第一站就是广西桂林的兴安县———尽管“湘”为湖南简称，但湘江发源于广西东北兴安县的海洋山，而湘江战役的主要战斗都发生在广西境内，兴安更是这次血战的主战场。

　　行走在桂北的322国道上，看着两边郁郁葱葱的山林、山脚下红砖砌的农家小楼以及悠闲地从山沟里走过的农夫，很难让人把这情景与72年前那场血肉搏杀联系起来。

　　位于兴安县城南一公里处的狮子山头的突破湘江烈士纪念馆，形象逼真、铿锵有力的大型雕像群，艺术地再现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情景。展览馆内陈列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图片、资料，集中表现了数万名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

　　自广西兴安县城往北15公里左右，就是著名的界首镇。湘江上游，自镇区东边缓缓而过。岸边，一座古老的祠堂，大门上刻着“三官堂”三个大字。这座现已改名“红军堂”的建筑，就是彭德怀老总当年指挥红军渡江的指挥所。

　　江水平静地流着，碧绿碧绿的，两岸是密集的灌木，也是碧绿碧绿的，极目望去，是一道道怡人的田园风光。当年，疲惫的红军将士们无心欣赏风景，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这条并不宽的湘江几乎葬送了年轻的红军！

　　一路上，记者一直在想：在那样的绝境之中，革命先辈们是以怎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忍的毅力，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革命的火种和希望带向前方？！

　　一代人的命运，总是和一段特定的历史相连。我们试图走近那个年代的人们，从他们身上找寻岁月的印记，并从他们的口中了解更多未加修饰或者少有修饰的历史。94岁的界首老铜匠刘发祥、老山界脚下同仁村88岁的老红军刘华连、兴安镇88岁的失散老红军张育发，以及在湘江河畔采访时遇到的几位老人，都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

　　72年过去了，战火硝烟已经散去，阵亡烈士的英灵已经安息。而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们，在红军精神的鼓舞下，正谱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篇章。

　　新圩、觉山铺、光华铺，这是湘江战役中三大阻击战的发生地。一路走过，这里的村落依然穷困，这里的土地上依然只是种着稻子。

　　但距此不到几十公里甚至几公里的兴安、全州和灌阳县城，大街上的商铺和建筑，则一点儿也不逊于桂林市。

　　最突出的是兴安，在长征胜利72年后的“十一”黄金周到来之前，各个宾馆的房费已调至原来的3倍，一个普通的标间张口就要四五百元，有的宾馆甚至打出条幅：“内设宽带，免费上网”。大都市的星级宾馆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