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超女纪念碑”的话，最容易想到的是：无聊。而当我了解到艺术家“雕刻”这个无聊花了两个月时间后，心里不禁想问：艺术可以无聊到这个地步吗？
“超女纪念碑”到底想要“纪念”什么？这是个问题。中国素有立碑传统，自秦始皇巡行天下，到处刻石记功以来，中国碑石的功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原来测日影、立界标的功能转变为主要是记功颂德。那么，“超女纪念碑”究竟要记何功颂何德呢？
仔细想想，“超女纪念碑”其实反映的是一种艺术沦落———高雅艺术正成为商业娱乐的婢女。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对潘冬子、雷锋、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的恶搞风气已让人唾弃，而“超女纪念碑”仍然是这种风气的延续。不同的是，恶搞红色经典的是在用恶俗消解崇高，让严肃的政治话题娱乐化，而超女纪念碑却转向它的反面，即用崇高包装恶俗。在来回的消解与包装之中，崇高脱离了它本应赋予的对象，以委琐的姿态摇尾奉承于后者，试图“攀上点亲戚关系”，以便分享商业时代的荣华富贵。崇高已经丧失了自我把持的能力，有意删除了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以自由的名义，心甘情愿做恶俗的包装外衣。
于是，艺术的崇高成为这样一种东西：谁火我就赞美谁，谁流行我就巴结谁。这种情形下，那些真正需要被时代铭记的，需要用崇高来记录的，都被忽略了。长此以往，由崇高艺术所记录的我们时代的历史，将只有流行没有感动，只有时尚没有伟大。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崇高正与恶俗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体上写满了用钞票称量的利益。在万能的经济利益作用下，崇高与恶俗“对立面的一体化”趋势，分外鲜明———“超女纪念碑”正是这样一个清晰的注脚。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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