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应满足底层人群的发展诉求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仅要保障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利，更要为他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向“上”流动的发展诉求，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直面城市底层人群的发展诉求

　　过去，各级政府往往注重温饱的解决，认为有饭吃有衣穿就能安抚底层民众。但现在，这一群体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帮助实现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当一部分城市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利得到基本保障，他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与此同时，“发展问题”却逐渐凸显出来，而且越是底层的人群发展诉求越强烈。

　　近年来，各地多次提高低保金标准，不断扩大低保的覆盖面，成都、重庆、西安三地主城区的低保金标准已达到了每人每月200元左右。如果按一家三口吃低保计算，每月有600元的收入，跟这些城市的实际最低工资标准接近，加上其他社会救助政策，维持基本生存不成问题。即使目前还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群体，要在城市中“活下去”也并不难。

　　目前，许多农民工从内心深处发出强烈呼吁——享受“市民待遇”。

　　据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有43%%的低保户认为“靠个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占13%%；有43.5%%的农民工认为“靠个人努力不能改变生活状况”，认为“能”的仅有0.3%%。据成都、重庆、西安劳务部门介绍，农民工现在希望政府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跟城里人同工同酬，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有的农民工还要求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政治权利、在居住地应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而对于低保户，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提供适合“4050”人员或残疾人的就业岗位，给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的机会。就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支点

　　没有充分而稳定的就业，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就很难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据有关部门调查，城市低收入家庭与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业率比平均数低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们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无业而造成贫困。陕西钢铁厂是西安首批破产国有企业，没破产前有20户吃低保，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工厂破产后，低保户猛增到860多户；2003年企业重组，部分人员重新上岗，一下就有600户主动退出了低保。

　　拥有17亿资产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没有就业，就谈不上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如果数量庞大的穷人很难通过就业改变生活状况，这是十分危险的。尹明善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由于就业压力太大，某省的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邀请他和工商联的企业家去办厂，当地工人只要有每月300元的工资就满足了，因为他们不就业每月就只有100多元的低保。

　　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基层干部认为，对于城市困难群体来讲，只要就业一个人，就可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重庆沙坪坝区提出“每一个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就业”的口号，将困难家庭成员按照就业能力等级、就业愿望、就业技能，分为“ABCDE”5类就业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类帮扶指导，目前已帮助65%%的贫困家庭实现了就业和再就业。

　　基层干部建议，当前应打破城乡就业分割格局，建立以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培训、再就业援助、就业优惠扶持政策、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的就业新体系。针对无业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等人群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特点，多开发公益性的岗位，落实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就业培训的财税、信贷等有关优惠政策。

　　教育：社会流动主机制不能再“去公平化”

　　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但近年教育的“去公平化”趋势未得到真正扭转，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成本高昂，已阻碍了社会底层的人群的向“上”流动。

　　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城市调查队近3年来的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的3倍以上，是从未上过学人员的9倍。但随着教育收费的逐年攀高，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大约为5万元左右，是低收入家庭不吃不喝至少5年的家庭收入总量。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成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调查表明，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

　　据西安市民政局统计，西安有低保对象16万人左右，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但2003年~2005年间，仅有3000名低保户子女考上大学，为解决其上学困难，民政部门对他们给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资助，但低保家庭仍普遍反映高昂的学费难以承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光伟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恶化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说，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人群对子女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为了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础，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必需的资源，在目前公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势下，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取向，只能是雪中送炭的普及教育而不是锦上添花的精英教育。摘自《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