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还在 诗人却没了

　　诗意还在，诗人却没了

　　2006年10月11日午后，在北京朝阳门合众人寿总部，阳光离开丁当两面通透的办公室，只有风把百叶窗帘吹得啪啪作响。室内摆满了各式绿色植物，富贵竹、滴水莲、巴西木，巨大的芦荟。而他的座椅跟所有CEO一样宽大而柔软，案头摆满文件。

　　到今年10月，合众人寿已在全国12个省市铺点，有两万多名员工，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排名第十。而一年前，这还是一个只有一二千人的小公司。

　　在所有转型的诗人当中，丁当算是最早也比较成功的一位。这与诗意无关。“作为诗人的一生，生命状态是飘的，而我借助职业牢牢抓住了大地。”这句话可看作是丁当人生转型的依据。

　　丁当的初次转型发生在16年前，“乘喷气机去南方”为深圳市政府创办了《投资导报》。 1990年秋天，丁当第三次来到深圳。此时北方已肃煞，而南方的夏日却没完没了似的。长途飞行之后，满眼长绿树木使丁当幸福起来。

　　这一次场景转换成为丁当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一来，他便不再是诗人了，离“痛苦的灵魂”越来越远。三年后，丁当加盟平安人寿保险，在这行一干就是13年。

　　丁当是做市场的好手，几年间，他从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做到北区事业部总经理，再做到平安人寿副总经理。那时候他工作非常忙，写诗基本上中断了。“但我内心的诗意还在。”不同的是，他转而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寻求诗意。

　　用一段时间写诗而非一生，这是丁当的选择。82年大学毕业后，丁当在西安一家电子工业部属下的大型企业搞管理工作。此时，学管理、做管理的他似乎更热爱写诗。

　　就在这一年冬天，丁当结识了刚到母校陕西财经学院教马哲的诗人韩东。第一次会面在韩东狭小的宿舍，两个人围着煤球炉子谈了一晚。丁当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找到组织了。“韩东奠定了我对诗歌的热爱。”

　　其后，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强调反操作的丁当也成名了。他与韩东、于坚等人一起创办了“他们”文学社，被誉为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甚至引出了一位冒名四处朗诵的“假丁当”。

　　丁当形容自己是一个骨子里好动的人。去年底，他放弃成为平安人寿总经理的可能，跳槽小公司合众人寿，重新投入一段“飘”人生。曾劝他改作导演的好友韩东，形容丁当的选择是蜕茧成蝶式的，有重大的人生意义。

　　诗意还在，它选择了生意

　　“年轻时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现在的管理工作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真实。实在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今天，丁当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诗人经历，如果有人问起，他会不知如何面对，只轻描淡写的带过。“我的转型不仅仅是职务的转型，也是心理的转型。”丁当说自己跟诗人过的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生活，“毕竟那种角色在我身上已经褪色了。”

　　他不再翻阅自己的诗，办公室也找不到一本丁当诗集。

　　环境如此，以丁当为代表的转型诗人纷纷摘下桂冠，把冲动、激情和各种可能性变成职业的实在。而中国当代诗歌也被掰开了、揉碎了，融进赵丽华的“肉夹饼”里。

　　丁当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公司老总，虽然跟韩东等多年的好友也有频繁联系，但都只谈诗人不谈诗了。他更愿意把自己身上诗意的特质投射到工作中，给团队提气或注入激情。

　　他现在最想做一个好企业家，带领团队创造行业和市场的奇迹。而真要达到理想中的境界，仍需依赖理性与制度，而非诗意。丁当的目标是将合众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这才是他字典里成功的含义。

　　“在商言商。”丁当说：“想想做诗人那十年，恍如隔世。”

　　《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

　　现实在一切之上

　　文/朱慧

　　导语：

　　一份报纸壮大了，一个诗人“死”了。南方诗人圈曾有人如此评价过陈朝华与他供职的南方都市报。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早期元老之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如今还兼新创办的《南都周刊》的总编辑。在一个常规忙碌的傍晚找到陈朝华，谈到诗歌，他的表达开始让他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他说过，“我的内心永远与诗歌有联系，尽管1995年之后，我不再‘写诗’。”

　　曾经，在“第三代”之后的诗歌圈各种集体命名活动中，陈朝华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预设或者追列为其中一分子。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陈朝华在《南方周末》做编辑记者的早期。从大学组织诗社开始，他与诗歌圈的一些朋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阅读和思考，周末聚集在一起泡吧、喝酒、聊某些形而上的话题，聊各自的诗歌，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新作，面对面恶毒吹捧或者无情抨击，那样的日子，那种对诗歌外在的狂热，陈朝华现在回忆起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95之后，不再有诗

　　1995年，是陈朝华与诗歌十年缘分之后的一个转折。借助《南方周末》的媒体平台，他看到，自己的报道所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用新闻语言呈现的对真相的逼近与追问远远比诗歌更有力量也更有意义。诗歌对人性的真实体察和探究也许能走得更远，但毕竟太隐蔽而让人有虚无之感。陈朝华在《南方周末》为自己写过一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实在一切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各种新想法，可以通过人力的整合调配，以报道或者言论的方式表达或者传达出去，并且第二天就能在大众中产生反馈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影响社会潮流的“力量”的快乐。

　　最近十年，陈朝华刻意回避诗歌圈的聚会，回避所有诗歌圈的活动，他不再发表任何诗歌(虽然如今发表诗歌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再买诗歌杂志，只是翻阅着朋友们寄来的自编诗刊。可是，他依旧“感激”诗歌。他认为，青春期，他找到了诗歌这种最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众人看到了他的价值。“是诗歌使我灵魂开窍，使一个乡村少年发现了自己对人生一种新的表达与眺望，使一个闭塞胆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轨当代中国文化逻辑和思想嬗变的通道。”

　　多年，陈朝华一直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文化报道版块，他也一直努力把个人人文关怀的趣味与南都的办报理念进行有效互动，并通过打磨、整合一个精英团队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版面、每一篇具体的文化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去影响更多的人。2003年，陈朝华努力促成《南方都市报》举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希望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之心。

　　许多知名媒体的主要负责人青春时期都是与诗歌有关的风头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寻原因，陈朝华相信，诗歌通常能培养一个人的敏锐，激情，应变力与创造性，对表达准确的挑剔，而那些也许也是优秀媒体从业者所需要的。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

　　“所谓成功”，也许很多人包括陈朝华自己都给自己这样一个认定，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陈朝华有点无奈地发现，对今天的自己而言，理想中的幸福是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隔断所有的通信手段，做一方隐士，读书、写诗。但是，陈朝华知道，今天的忙碌是自己理智的选择，是自己性格决定的。

　　他曾经与朋友说过，“随着时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现实坚硬的挤压，诗歌于我越来越像一块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即使揭开，在想象中浸透的，也只是旧日的鲜血，而曾经视为精神粮仓的那种荣耀和热闹，早已一去难返了。”

　　然而回头去，每每收到当年诗歌朋友寄来的杂志和诗集，看到那些名字，陈朝华还是隐隐有微妙情绪的。毕竟比起媒体经营，诗歌是属于个人更永恒的作品，“如果一个人的诗歌语汇能道破这个时代的秘密，能发现当下生活最大的痛与快，那样的诗歌值得珍藏。”他羡慕那样的诗人和那样的作品。

　　他偶尔写日记，他的很多更为强烈而复杂的情绪，依旧会选择用诗的语言去记录，因为他始终认为诗歌是最准确而隐讳的表达。他并没刻意想要发表那些诗歌，只是认为那是个人的隐私，为自己记录下生活的瞬间，可以回忆。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采访尾声，他莫名地打印出来一页纸 ，那是写于2001年的一些诗句，仿佛却是一代诗人的告白：兄弟，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所谓的理想与激情都是隐私/我已经习惯在繁华中消失/用一张张报纸隔离身体的孤独/兄弟，请容忍我从你们的视线淡出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习惯舞文弄墨长歌当哭/即使看见和尚走上情侣路/也无法把我的郁闷超度。

　　诗歌丢了 诗意还在

　　“一个人仅仅拥有今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在“那个”诗意的世界，诗歌是多余的；而在“这个”分裂的世界，我们一手抓着钞票，一手抓着诗的尾巴，尽量维持着某种平衡。

　　文/肖锋 图-

　　诗人“圣洁的城池”屡遭臭弹围袭。这次首攻的对象头顶着一个“国家级诗人”的帽子，而“国家级”也让两年前的赵忠祥吃尽苦头。“国家级”契合了个头越大、杀得血越多这个网游潜规则。守城者出城围殴敌方领军人物韩寒，却不敢直斥他所代表的庞大的80后大军，以及埋伏在网络各个角落里的老愤青、半老愤青们。网络愤青如蝗虫般，见神灭神，见佛灭佛。他们张开牙齿，利如剃刀，解构一切过往的所谓“光辉形象”。先是名人，然后是大片，现在是诗人们。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攻击的机会。如果破坏也是一种创造，那么恶搞是某种程度上的进步。

　　这正是传媒学者描述的网络具有的“推土机功能”。由众多网站愤青军团攒成的这部巨型推土机，没有那个个体敢惹，意在将一切移为平地，生成托马斯·弗里德曼高歌称颂的“平的世界”。其目的是争夺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神圣的，如今大多已经被解构或正等待被解构。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八十年代”，一方面是有人死劲恶搞，另一方面是有人频频致敬，构成这个时代两股对冲潮流。

　　诗歌，丢了就丢了

　　代际冲突是全球化的潜在主题和最为精彩的戏剧。每个年代都存有“弑父情结”，文革不但弑父而且还杀亲。那时的“弑父”是由一位70岁的老人挥手发动的，今日的“弑父”看似是自发的，实际上也有导师，就是全球化和Internet。只是，今天的韩寒们比起他们上个世纪60年代那些戴红袖标的前辈们来讲，其暴力程度和血腥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键盘上完成的这个“弑父过程”其颠覆性却也同样彻底。

　　在新一出的“弑父”戏剧中，进攻方武器在网上，守城方武器在网下，所以难论胜负。只是，防守方太容易露出破绽，几乎处处是破绽。如果守城者的过往成长经验，基本被80后们看作是一个笑话，那么诗歌只是笑话的一部分而已。

　　古人言：“诗言志”，可60、70年代生人的那个“志”本身就显得荒谬可笑。凤凰卫视正热播《帝国斜阳——湘军》，过去被妖魔化的曾国藩们，经常是几千人对撼被神圣化的十几万洪秀全们，天京大战二万湘军对撼拥有洋枪洋炮的20万太平军。如果把军队比作企业，除组织化程度不同外，太平军的企业理念肯定出了问题——打仗是为了坐江山娶美女，天王洪秀全带头娶了88位美女，儿子9岁都娶过4位“妃子”。60年代生人，基本上就是听着诸多这类“笑话”长大成人的。如今“大英雄”都沦为“大笑话”，大理想成了大拧巴，何言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新时代的鸟儿们根本不会把所谓神圣的东西死扛在肩上。他们痛快笑纳前辈们创下的一切成果，却毫无谢意。事实上，新时代鸟儿们以嘲笑老鸟儿们为能事。因为老鸟儿们挡了他们的去路，占了太多位置，阻止他们发声——当然，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把持话语权，像他们今天的长辈一样，挤兑老的压制小的。

　　一个不信神佛只信自己的时代来临了，需要祭奠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作者马歇尔·伯曼详细论述了现代性体验是怎样一个过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并非马歇尔的原创。现在应该说，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疯搞了或被搞疯了。西方现代化对神圣的解构历时百余年，而我们加速压缩，从王朔的“顽主”们至今天的韩寒们，不过十几年光景。同样是“去神圣化”过程，从上上世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西方人走了一百多年。

　　过程的压缩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心态。西方人能安然享受代际流变的成果，小布什与竞选对手克里都读同一类杂志，《滚石》或《花花公子》，如今他们的反叛终修成正果，不是总统就是总统竞争对手，不是CEO就是COO。中国人的代际冲突则多少带着某种“死磕精神”，带着一种“急吼吼”的腔调，互不相让，苦苦相逼。从大场景上看，在这场代际争夺战中，诗歌的丢失只是副产品之一。就因为它是上一代人用的道具，新生代们用短信、流行歌、博客和QQ。

　　诗意，请妥善保存

　　新浪适时作了个“今天我们离诗歌有多远”的调查，结果半数人认为现在的诗“很滥”，另外半数以上者承认自己“曾写过诗”。只要分泌过荷尔蒙，谁没有胡写过两笔呢。曾几何时，诗人被置于社会职业声望列表的顶端，与科学家、文学家同享荣耀。那会儿，不懂诗、不懂存在主义就不是新青年，没女孩待见。这会儿，诗歌与时俱进，成功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俘虏一切群体，诗人们自然不能免俗。诗歌捍卫者坦言“诗人现在都活得不错”，并无穷酸相。

　　一般而论，吃饱了撑着了之后才产生文化。按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理论，诗这类文化产品属高层次需求。而我们的历史却证明越穷越写诗。“文革”诗、农民诗、改革诗，最兴盛时都是肚子没填饱的时候。等吃上小康之后诗情反而枯萎。只有靠商业伟哥来催大。所谓诗意，不就是小资情调嘛。

　　现在的小童，出生后接触的第一首诗可能是广告语，稍大点了进入动漫和游戏世界，无论如何也跟家长老师逼他们背的唐诗宋词对不上号，所以只有“口水直下三千尺”的乱搞。情景不同了，90后更对诗没了感觉。于是长辈们像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那样感慨“童年的消逝”。这是个没有神圣感的年代，连月亮都有人想着卖，诗歌自然随童心死去而消亡。公平地讲，实在没必要在一个乡村凋敝的时代去怀念那种逝去的农业文明的诗意。事实上，新一代生活在电子文明时代，有必要区分快世界的诗意和慢世界的诗意。因为毕竟，速度改变了一切。

　　问题出在“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纸片。我们在争艳着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中寻找诗意，可谓是“烂极生春”(闻一多《烂果》)。大人要求小童背诵唐诗宋词，自己却滥造人造景观。我们就这样分裂着。诗，就像盲肠一样属于体内残留物。这种残留无处不在，像叫某某花园、某某山庄的楼盘，带“诗”字的化妆品、洗头水，等等。商家多是善于借“诗”还魂的高手。“生活，像那五彩斑斓的玻璃屋顶，玷污着永恒的白光……”

　　有评论说，穷人才“诗言志”，对富人，作诗只是打了个饱嗝。那么在80后们看来，60、70年代生人就是“穷人”。最早的情诗被视为泛化的前戏。80后们没有了前戏的必要，直接谈姿势或玩不玩SM。没有了仪式感，没有了崇高更谈不上悲壮。当然，诗意只能算作刻意制造的舞台效果吧。独立纪实片《八十年代荷尔蒙》就记录了这一群不需要前戏的一代人，他们所代表的快感文化、即时文化充斥着声像、荧屏及各类广告画面。没人关心这种快感长短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宣称，对于60年代生人，性只是关了灯之后床上的事；对于70年代生人，性是尴尬的事；只有他们80后，性是超市里的货品，随手随处可得。艰忍，苦闷，然后酿造成诗。这个过程简直无法接受。

　　“一个人仅仅拥有今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难道是个苦中作乐的可怜虫？

　　上世纪，人类学家来到太平洋岛国，发现那里没有青春期。这对饱受力比多困扰的现代都市人，不啻是个理想国。“思无邪”，古典诗歌成为对那个伊甸园的怀念。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位诗人迷途误入一个无忧国，乐不思蜀，但他的写作能力“退化”到每天只会写：“天真蓝，风儿吹过树林……”要知道他可曾是下笔千言的主儿。可到了无忧国却只会这两句。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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