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脑的歧路

　　左脑的歧路

　　传统教育理念一直都是“宁左毋右”，工业时代的法则也是标准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远离创造性和想象力。

　　文/陈漠

　　左脑是怎样让我们感到不愉快的？因为左脑几乎就代表着理性、逻辑、规则、体制化、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它在工业时代给人类带来了集体主义的效率，但在眼下这个时代里却在和电子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它让我们放弃跳跃的思维和奇幻的想象力，让我们的生活变成模块，让我们不愉快。

　　对习惯的清算

　　对于中国人来说，好些人在小时候都有过因为左手拿筷子而被父母用筷子劈头的经历。左手是不能拿筷子的，所有的父母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礼仪？因为“披发左衽”而被视为野蛮人？或者因为智力？

　　虽然早在1950年代，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教授就划时代地指出，右脑不逊于左脑，它实际上是高级的思考方式，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左手拿筷子是不好的行为，小孩子必须要学会熟练使用右手。熟练使用右手，因而锻炼了左脑，左脑是理性的、逻辑的、规则的。

　　为什么左手不能拿筷子——因为它不合规矩，为什么不合规矩——这不需要问为什么。正是理性的、逻辑的、规则的思维，规定了使用左手是不合规矩的，使之成为一种“天然法则”——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规定我们的思维。

　　我们再来看看，习惯是如何拒绝非常规思维的进入的。

　　丹尼尔·平克的“六感”理论把娱乐感列为其中之一，而孟买的买丹·卡塔瑞尔医生则因其致力于用欢笑来治愈病人而被平克认为是娱乐感最优秀的例子。让我感到有趣的是卡塔瑞尔医生创建了这项“欢笑瑜伽”之后的一小段自述：“如果我不是一名医生，人们可能会嘲笑我。”

　　为什么？设想一下，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在欢笑俱乐部里开怀大笑”，并许诺这对健康有好处，我们脑海里——准确地说，是左脑海里——立刻排列出这样的等式：一个古怪的动议+并非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动议提出者=疯子的举动。

　　很显然，我们习惯让我们深刻理解这样的逻辑推理，因此拒绝了一切看上去不合理的思维。这种思维机制让我们抵制了明显错误的同时，也放弃了可能有益的反传统尝试。

　　有一个冷笑话是这样的：“一只番薯走着走着，然后，它就跌倒了。”讲完了，就这样，好笑吗？可有的人真的会笑到晕死过去。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冷笑话？因为左脑让我们习惯了笑话必须要有起承转合的逻辑，要有包袱。我不知道右脑是怎么定义笑话的，但毫无疑问，它对笑话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右脑思维，你连笑话都要少听一半。

　　对教育的清算

　　在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里，机读卡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不仅为了机器的方便而制造出考生的不方便，更可恶的是，让一种机械的思维成为理所当然。

　　这种思维的定式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有着唯一正确的答案，甚至唯一正确的表述方式！把唯一正确和错误混在一起，考生只需要选出来就可以证明自己了。所以，考生的能力由那些石墨方块的排列方式所表达，而不需要表述自己。由此又催生了一门新技术，如何正确使用2B铅笔和填机读卡。

　　如果再发展一下，教育的过滤制度可以用电子的与非门来解决，这就是我们要用四个选项的选择题来决定我们一生的最后结果。这当然是左脑乐于看到的，这是它最擅长的。我们培养的是知识掌握者，而不是创意制造者，这就也是很多人对想象力匮乏的教育制成品怨气冲天的原因。

　　然而，十年来，美国的艺术设计师增长了10倍，与化学工程师的增长比例是4：1。从1970年起，美国靠写作为生的人增加了30%，靠作词谱曲和演奏为生的人增加了50%。比起律师、会计师和

　　但所谓“MBA让位给MFA(艺术硕士)”的趋势在我国的教育体系里并不明显。我们最大的创意，就是新概念作文比赛，而这个比赛也变成了生产机器。它最终带来的并不是创意的普遍化，却可悲地变成文坛登龙术，成为一种技巧——如何在比赛中做出让评委们喜欢的“创新”动作。

　　这和我国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一脉相承。历来，东方乃至中国的教育制度就以培养文学官僚而非技术官僚著称，这一美学化的教育办法让诗人和伦理学者成为管理阶层、让概念化和人际手法成为管理要义，而非西方社会所奉行的数字管理。而事实上，想象力为王只是这个体制的幌子，在外面还扣上一层“唯一正确”的僵硬外壳。

　　用2B铅笔在卡片上认真地涂小黑团的考生，和奋笔疾书六艺的儒生，在培养的方式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都是用左脑记住大量知识，然后用唯一正确的答案表达出来的存储器。

　　对效率的清算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地用尽左脑？因为我们要追求效率，效率是一切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

　　福特主义为了表达对效率的追求，甚至到了操作工人微笑都属违规之列——“这会使生产线速度减慢半分钟”。这种昔日被封为圣经的效率极端主义到如今的电子操控时代就变得非常可疑，因为，即使再压榨人的效率直到把他们变成机器，也不会比机器更有效率。

　　卡斯帕罗夫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人类在有关效率的计算上不会超过电脑，他每秒钟可以计算3步棋，可是“深蓝”可以计算300万步棋。总有一天，人们会不再去和电脑下棋，连和任何一个电子表下棋的兴趣都没有。在工业时代，机器已经证明了它可以比人的肢体更有效率；在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则证明了它可以比人的头脑更有效率，至少是大部分头脑功能。有趣的是，这正好是左脑的部分。

　　福特主义至此可以下台，登场的是Google宪法。

　　我不知道怎么界定Google所带来的企业文化。这种随意性、娱乐性的工作文化号召大家以玩的心态来从事工作，他们从不怕员工在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下效率。

　　对商业的清算

　　为什么我们拥有编制详尽、复杂说明书的能力，却没拥有将功能简化到不需要操作教程的能力？

　　有太多的人对产品说明书感到乏味，宁愿选择自己去探索产品功能，因为右脑已经厌烦了左脑所主导的具象思维时代。随着电子产品的日趋智能化、傻瓜化，随着可视化图形界面的大量使用，抛弃说明书的抽象思维时代走向使用者自我体验的天地。自我摸索、自我体验取代了模式操作的呆板性，带来更多的使用惊喜，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创造性的举动。人类科技的发展史就是由这两种思维所驱使前进的：左脑的工业时代，右脑的后工业时代。

　　在商业的算计中，我们正在看到右脑对左脑的反制。

　　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左脑的，但附加值和设计感是右脑的；大型购物超市和工业制成品是左脑的，但个人商铺和手工制品是右脑的；二八法则是左脑的，但长尾理论是右脑的；BBS是左脑的，但Blog是右脑的；把Blog写成论文是左脑的，在Blog上梦呓是右脑的；Hi-Fi是左脑的，但Low-Fi是右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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