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讴歌壮举传播史诗

　　长征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70年来，许多外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及友好人士一直不断地报道、记述和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著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扬。

　　踏访红区高度评价长征伟绩

　　最早关注长征这一重大事件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报纸也开始关注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出去以后，立刻引起一些外国记者的注意，为了探寻红军长征胜利之谜他们想方设法进入西北苏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如探险家一般来到陕北保安，成功地直接采访了一系列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并用相机拍摄了他们的形象。一年后，一部真实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在西方引起轰动。斯诺在书中首次向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等惊世骇俗的壮举，并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非凡的经历介绍给世界。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此后不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写出《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1937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德国的王安娜女士也以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的经历，撰写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这些书中，长征和红军将士的生活成为重要的内容。

　　综观当年这些报道，都对长征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先，盛赞长征精神。苏联《真理报》载文说，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斯诺认为红军“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海伦根据红军在长征中的牺牲人数得出结论，认为红军年轻和勇于牺牲。并指出，“恰恰因为红军非常年轻，才能精力充沛，勇于牺牲，富于理想和激情。”她还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为国家民族牺牲精神和共产党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军队结合起来，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王安娜说，红军之所以战胜长征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其次，称颂红军是新型的军队。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他在《西行漫记》中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在红军队伍中，连普通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海伦也认为，红军优越于国民党军队主要表现在：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士兵有阶级觉悟；政治工作好，教育好；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官兵一致；战术灵活等。

　　第三，肯定长征锻炼了红军，保留了骨干，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王安娜写道，长征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海伦指出：“长征是个熔炉，它把各种元素都熔在一起了。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优质钢铸成的革命精华。”“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 史沫特莱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称共产党为“赤匪”，然而，在外国记者眼中，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完全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朱德是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红军“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们用自己的笔，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群为了救国救民的中国精英。并认为这些人是长征胜利之所在，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回溯历史展望新的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反映长征的书籍更多了。其中英国有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诗史》和安松·劳伦斯的《中国：长征》等，美国有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诗史》和琼·弗里茨夫人的《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途》等，法国有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有冈本隆三的《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等。在这些著作中，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斯诺早年曾说过，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在半个世纪后终于由索尔兹伯里实现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作者又大多不像当年斯诺等人那样亲自踏访红色根据地，因而这一时期国外关于长征学术研究的著作增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把长征中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结合起来考察。美国人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重大问题，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他们认为，长征将毛泽东造就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在领导长征时充分显示了政治天才，善于将机遇同英勇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

　　其次，把长征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联。认为长征不仅仅是一次杰出的军事成就，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运动，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索尔兹伯里说：“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威廉·莫尔伍德形象地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埃德蒙兹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第三，把长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联系起来，试图解读长征及长征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索尔兹伯里指出，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踏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实验。”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7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始终没有间断。尽管视角、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长征的积极评价却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的笔下，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而且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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