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利益协调的“东方经验” ■ 胡 健

　　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频发性与司法救济手段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因此，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调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山西省开展了“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青岛市建立了“大调解”工作机制。上海则将人民调解

工作与诉讼制度紧密结合，创新诉前调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被称为“中国特色的ADR替代调解机制”（ADR，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美国法院为应付诉讼爆炸局面而创造的，通过组织、利用律师和社会人员参与诉讼调解，把大多数涉诉纠纷解决在开庭前的一种制度）。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并已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是社会所固有的，人们可以暂时压制、控制、缓解，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所有矛盾和冲突。因此，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平衡和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地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和冲突，使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最小。

　　这就需要我们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层面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实践操作层面的利益整合机制，实现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增强社会自主的利益协调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十六大之后，不少地方和部门积极探索并实践了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协商谈判、公布法律或政策草案征求意见、听证会、论证会、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公民旁听政府常务会议等利益表达机制，同时，也在不断创新利益整合机制———“调解”就是探索出的路径之一。有关方面领导指出，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调解”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舶来品”，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社会“大同”。在儒家看来，诉讼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因为它偏离、扰乱了和谐的社会关系。受此影响，传统社会“无讼”意识弥漫，调解过程成了说教的过程，调解制度成了维护道德伦常的工具。双方当事人往往是牺牲自身的权益来接受调解的结果，信服的是调解者的道德权威而非服膺于正义的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平等、公正等法治价值相悖，曾经受到过强烈的批判，而西方文化传统中“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和意识则受到高度的重视甚至无条件的盲从。但调解制度是否真的就无法与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相融合，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现在，不少西方国家把调解视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并借鉴其中的合理经验，创造了ADR这一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应对了诉讼洪峰的社会压力，同时节约了国家的执法资源和公民的诉讼成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确实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同的取向，但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却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收到预期的效果，确实值得深思：我们应当如何冲破对传统文化批判和漠视的桎梏，积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子，经过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创新调解这一利益协调的“东方经验”。

　　从社会现实看，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大量出现，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并出现由个别向群体发展的新动向。这些社会矛盾纠纷有的没有能解决在基层，没有能解决在萌芽状态，最终以案件的形式集中到了司法领域，成为各级法院难以承受之重。诉诸法律和司法是至关重要也是十分正当的。但如果片面强调或依赖诉讼，恐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矛盾纠纷，反而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的对抗和紧张，影响到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度，不利于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频发性与司法救济手段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因此，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首先，调解并不是单一的。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中介调解等调解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整合各界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积极进行利益协调，社会才能呈现出和谐的发展态势。

　　其次，调解要扎根于文化心理的认同。中国是一个重感情、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并奉行“和为贵”，这是非常难得的文化心理，这也是调解在中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因此，只要调解的制度设计考虑并充分反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实践中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就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创造和谐的气氛，接近实质正义的要求，达到既稳定社会，又节约社会资源的目标。

　　再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在找到调解这把“钥匙”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总结、开拓创新，用好调解这把“钥匙”：在司法调解中，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在行政调解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及早发现矛盾，及时进行调处；在人民调解中，积极拓展调解领域，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在社团调解中，发挥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在劳动争议、青少年维权、家庭纠纷等方面的调解优势；在行业调解中，利用行业协会自治力量对同行业间或与行业有关的常见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在中介调解中，建立有效机制鼓励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对社会各界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服务，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着力缓解诉讼压力。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