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学者称中国崛起为非洲国家提供新样板

　　新华网专稿：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最近在媒体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拥有席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没有殖民统治的包袱。她在与非洲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奉行的是不干涉政策，因此对非洲国家而言，中国更有吸引力。英国《今日世界》月刊10月号刊发了西迪罗普洛斯的这篇文章，题为《走进非洲》，要点如下：

　　在非洲，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内罗毕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家中

国电台的广告。在距离约翰内斯堡东郊新的中国城不远的地方，一座名为“东方城”的购物中心拔地而起。在拉各斯的劳动阶层居住的地区有中国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

　　现在，非洲已经成为冷战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进行的新一轮调整的舞台。北京非凡的经济发展和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做法为联盟开创了新的渠道，并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新的样板。

　　一种制衡

　　中国是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拥有席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没有曾经进行殖民统治的包袱。它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对美国也形成了一种制衡。此外，中国一直强调南南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为许多非洲国家带来了意外收入，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向依赖这些资源的出口。这些好处既是直接的——因为对中国的出口，也是间接的——因为中国的需求对全球商品价格产生了影响。去年，非洲大陆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了400亿美元，是十年前的10倍。

　　此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

　　 政治目标

　　中国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与成为一个强国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关，同时也与非洲的历史关系息息相关，特别是那些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关系。中国的兴趣之一是希望通过提供技术、医疗、农业以及其它方面的援助，帮助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北京的考虑中肯定存在台湾的因素，忽略这一点将是幼稚的。

　　自从1971年在联合国内取代台湾(这一点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支持)以来，北京一直寻求一点点地切断台湾与非洲国家正式的外交关系。过去两年中，台湾先后失去了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和乍得。后来，中国派军队参加了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的维和部队。

　　随着中国在非洲大陆实行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台湾需要将外交政策转向更实用的经济领域，但在现在的政府领导下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把非洲国家的政府拉拢过来，因为无论台湾在短期内能够提供什么好处，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建立外交关系都符合非洲国家的长期利益。

　　今年6月，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谈到，非洲大陆需要与中国等“未来的伙伴”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但他同时也告诫说，非洲应当对建立这种新的关系更苛刻一些。他说：“条件应当由我们来确定。”

　　发展重点

　　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帮助所有的非洲国家应对中国提出的挑战。在那些贫穷弱小或者运转不良的国家，如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精英阶层对中国以及中国介入非洲的看法与普通老百姓的反应更可能出现明显的分歧。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突出，而中国帮助的是当权者。

　　在南非这样运转良好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则更加稳定。尽管两国的精英阶层之间可能会有强大的象征性的关系，但国家的程序和管理体系可以节制外国投资者和捐助者的行为和活动。互谅互让的磋商更可能同时为普通老百姓带来好处，而不单单是给精英阶层带来好处。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可以对中国进入非洲确定双赢的选择方案。

　　在那些既不贫穷弱小又非运转不良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和中国参与其事务的影响则更加不平衡，而且不稳定。非洲国家应当能够施加重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优势并没有在谈判中体现出来。

　　非洲国家在与外部进行谈判的时候通常缺少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计划，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西方的合作伙伴。非洲经常缺少一套先进的规章和行为准则，而这应当是与外部的合作伙伴打交道的基础。

　　与中国打交道应当以非盟的议事日程为基础。非盟的议事日程强调在公共和私营领域都实行良好的管理、推行法治、促进民主和人权、坚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还应当以非洲的发展重点为中心。这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和技能培训；增加国家收入；为商业发展消除官僚主义障碍；打击腐败。此外，非洲各国应当把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将保证它们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西方影响

　　西方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多地涉足非洲的反应也将影响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一种明显敌对的态度很可能加剧非洲国家对西方为援助设定条件产生的怨恨情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采取一种姑息政策，而是应当质疑目前的重点和政策方针。

　　例如，援助机构可能需要通过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这个多棱镜重新评估他们的政策，特别是那些与消除贫困有关的行动。此外，虽然中国提供的援助单纯从数量上来说无法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非洲提供的援助相比，但从战略角度出发划拨的资金，在让非洲国家忽视一些双边和多边机构提出的严格条件上却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最后，非洲国家、非洲大陆上的机构和西方对待中国崛起方式应当建立在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的基础之上，这个计划应当致力于解决一个中心问题——非洲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努力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才能兼顾在非洲的合作和发展。对于非洲国家和政府间机构来说，它们必须对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给予更大的关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