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细节

　　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红军(1934——1936)》一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涉及了此类书籍许多以往忽视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该书的编著者认为：当代人回望70年前的故事，不应沉迷于所谓的解密，实实在在的历史的细节，却很可能贯穿起真实的历史。

　　谁命名红军

　　长征期间的红军并不是一支衣装统一的队伍。受条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断吸收各地的新兵，红军实际上是一支衣装杂乱的队伍。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时，武装部队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始称为工农革命军。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黄麻的起义，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

　　12月，广州起义的部队出现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而红军的正式名字，则在一个月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做了“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命名为红军”的规定。毛泽东、朱德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队伍。“工农”两字具体显示了中国红军战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多数观点认为“红军”的称呼乃是从苏联红军沿袭而来。亦有人考证出“红军”最早的说法是来自一副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副对联是1927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时，由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创作的，首次用“红军”两字来形容这支部队。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混乱了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称呼上的延续关系。

　　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有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1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缔造了苏联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是工人、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的革命士兵。10年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也称为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也是工人、农民和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高级将领不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苏联红军大学就专门设有中国班，而红军也同样学习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设置的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骨干担任。

　　红军创建时期，无统一军装。当时的红军士兵具有代表性的服装是灰色粗布的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三个口袋，五个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绑腿)，也有的战士穿列宁式或中山式服装。

　　红军的帽子也不尽相同，有的部队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红四方面军的帽檐比较大)，但都缀有红布做的五角星(象征着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衣领配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志。

　　当时红军军服的用布，主要是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蓝色。

　　红军到1931年年底才有自己的统一军装。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但当时红军的着装很不统——，有穿工农装的；有穿从战利品中获得的白军服装的；也有的穿打土豪分来的各色服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红军服装。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的赵品三接受刘伯承的命令开始设计新军装，刘伯承当时从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新服装设计出来后，首先是红军学校里的学员每人一套，并逐渐扩散到全军。

　　红军的军装一开始是仿照前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的，上衣是紧口套头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与我国南方的气候有差别，这个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于是改为开襟敞口的，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后来发现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就又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缀一颗红五角星。考虑到红军经常要在山地行军作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如英国籍传教土R·A·勃沙特所描绘的，长征期间的红军并不是一支衣装统一的队伍。受条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断吸收各地的新兵，红军实际上依然是一支衣装杂乱的队伍。

　　除了“红军”的命名值得探究以外，“长征”二字的起源也值得考证。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长征”一词，首次出现于1935年5月，当时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此六字“骈文”，乃是当时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的陆定一的手笔。红军“长征”的最早说法自此始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自称“西征军万里长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11月，先后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完整地论述了长征的意义。“长征”一词始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而广泛流传开来。

　　红军食谱

　　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麦面疙瘩汤、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汤、青稞、牛皮带、旧牛皮鞋、牦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在不断地调整，而最重要的却是红军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缩减，这是由于红军是一支非政府补给的部队，并且长期在外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

　　在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萧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饱几顿饿几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当时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都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在此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之外，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辨认出是果子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还有一个关于组织起来学习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了当地的通司和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战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在《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的记述里，朱德还是一个在行军中亲自下厨的红军总司令。书中有一个情节很有趣：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在长征期间，能吃到一顿好的食物，在所有将士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1.麦子1斤4两；2.苞谷、什粮1斤2两；3.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按半斤算。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日趋恶化。

　　在藏区，红军本来还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就不断地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以死刑，以示惩戒。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稞，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

　　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关于红军饮食最惨的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红军病历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毛泽东、王稼祥在长征一开始就是带病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儿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陈伯钧的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钧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妨碍，这的确是需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行进到后期，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钧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而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的第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队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设在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位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位少校军医。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外，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祥在长征一开始就是带病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儿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的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限于条件，当时对病患的治疗用的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这是经常的事。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地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而另一种死亡则更让人心酸。由于长征途中部队规定不能多吃，红军战土长期过着饥饿生活，没吃没喝，胃已萎缩了，在宿营地里一下子吃硬饭，或者吃得过多，都有可能被撑死。就有不少红军因为吃多了，疼得在地上打滚，那场面很吓人。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爬过老山界后，曾玉就生产了。当时没有吃的，只能喝碗豌豆苗汤。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贺子珍产后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身边爆炸了，她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流散的红星

　　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了。

　　除了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也应载入史册。如在长征中担任一方面军一团团长的赵基训，用机枪把国民党的飞机从天上打了下来，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鼓舞了军心。在雁门关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他的头部被子弹打了个大洞，经白求恩大夫抢救才转危为安。周恩来亲自动员这位著名的伤员回乡养伤。回到乡下老家，直到解放后，赵基训也没有暴露身份，住着祖上留下来的老土坯房，过着简朴而清淡的生活，从来没有向国家提过什么要求，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平静地走完了一生。

　　——这个著名的战士，只不过是很多的流散在民间的红军中的一位。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难的故事。他们昔日的战友、下级或上级均功成名就，成为将军、部长、省长，而他们却仍在乡村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曾经是红军战士，也经历过一次次的冲锋拼杀、行军跋涉。由于战争的偶然因素，他们在与敌人遭遇时或被打散，或是受伤，或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形单影只，萍踪浪迹，在村头寨尾、野岭荒山间东躲西藏，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隐姓埋名，安顿和生存下来。

　　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这样的信念：“永不叛党。密藏证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起来。”他们把这些遣散证明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废证密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种，与那些牵牛的、耕地的、挑担的、收割的农民并无二致。

　　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了。

　　这些红军流散人员在红色中国诞生的前夜，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这些“掉队者”被认定为“红军流散人员”，简称“红流”。

　　这些人包括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失散的人员、正规红军失散人员、游击队、赤卫队失散人员和地方革命人员等。国家及省民政部门曾专门发文规定，“红流”的范围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及在上述时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其成员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离队失散，经组织动员分散隐蔽或被捕、被俘，在离队后表现较好，没有投敌叛变行为者。”

　　如今这些流落民间的昔日红军战士，已经极少有人能知道他们当年的故事，红色的青春激情。他们中的多数人，后半辈子都是默默地住在乡村，过着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给乡亲们说“扩红”，说“平债分田”。年轻、精干、满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倾慕的眼神。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手把手地教穷人的孩子们写“田、土、屋、衣”。每天，学校窗扇后都传出孩子们的吼唱：“什么是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心！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农的血！什么是黄的？穷人的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回家乡，可听说自己参军后国民党杀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们中曾经有一位是小脚姑娘，参加红军时才十来岁，加入了童子团，因为小脚走不动，跟不上部队，失散后再找到部队却发现已经没有女兵了，于是在当地嫁了人，做农民，种庄稼……

　　1979年国家进行优抚大普查后，对“红流”人员给予定期定量补助，最初的生活补助费为每月6元，以后逐年提高。根据民政部门多次对红军流落失散人员进行普查登记，目前尚有接近八万的“红流”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截至2004年10月)。

　　(宁远摘编)

　　(《红军(1934——1936)》师永刚等编著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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