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红军女战士：毛主席用马助我驮枪支(图)

虽然已93岁高龄，王泉媛对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仍能回忆起来

　　作为妇女工作团中一员，王泉媛随军长征，后又率领妇女独立团西征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当时每个人就两颗手榴弹，五发子弹。我们要节约弹药，敌人走近时打子弹，等敌人走得再近一些，就扔手榴弹。打死了好多。等敌人第三次再攻上来时，我们没有子弹也没有手榴弹了，就是肉搏战了。

　　9月中旬，王泉媛不顾93岁高龄，坚持从江西吉安赶到北京参加《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大型纪念邮册首发式，就是为了见见多年没见的姐妹。与那些永远长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她感觉自己是幸运的。

　　12人组成妇女工作团

　　新京报：当时，你是怎么知道大部队要转移长征的？

　　王泉媛（以下简称“王”）：事先我不知道大部队要转移，我当时在少共中央，去扩大红军去了。那天我从外面“扩红”回来时，都已经是点着灯在吃饭了。

　　这个时候接到刘英同志的通知，她当时是少共中央的组织部长，要我结束手头工作赶回少共中央。吃了饭我就走了，60里路，夜里。

　　刘英见到我就给了一张表，让我填。她告诉我，“你明天到卫生队去检查身体，你要准备一些简单的东西，不要超过11斤。日常用品你带上，草鞋之类的。”新京报：当时一起出发的有多少个女性？

　　王：有12个女的，组成了一个妇女工作团，这个工作团团长是董老（董必武）。跟着总卫生部走。

　　新京报：那你们都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

　　王：我们有三个工作任务。

　　一个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说我们共产党是打富济贫，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所有的民族要团结一致，都是一家人。

　　第二个任务是找夫子，就是找抬担架的民工。当时我们团有五副担架，需要四个夫子，一个夫子要抬一天，然后拿到工钱就回去了。然后我们还要再找夫子。

　　第三个任务就是调查当地的地主恶霸，然后就写成报告给政治部。

　　新京报：你们当时也要照顾伤员吧？

　　王：要照顾伤员。有一次一个给师长抬担架的民夫的脚跌断了，然后就是我替他抬的。这个师长叫陈洪，我一个人抬了五天，我那时候身体很好，其中还两天一夜没吃饭。

　　后来追上大部队时，毛主席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于是，我就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身上摘下，放到毛主席的马背上。

　　为躲密探踮着脚尖抬担架

　　新京报：长征开始的时候，你们行军路上都吃什么？

　　王：我们抬担架的人很容易掉队，都吃前面部队吃剩下的东西，用手抓那些剩下的饭，往嘴里一抹，这就算吃饭了。因为后面敌人“嘣嘣”就过来轰炸了，我们抬着担架又要跑。

　　新京报：像这样危险的经历你经历过很多次吧？

　　王：总共有两次比较危险的经历。有一次，过竹子坑，当时我们是在山坳里，两边都是竹子，山上有彭德怀的部队，我们就想在这里休息一下。这里实际上有敌人的密探，主要是来探彭德怀的部队的。但我们不晓得有密探在前头，结果这个家伙被我们前头的搜索部队发现了。我们就晓得了，哦，前面有敌人，得赶快走，不能再休息了。

　　当时走路不能实实在在地踩下去，只能抬着担架踮着脚尖走，不然脚步声音太响。就这样走了五里多路，才走出这个山坳，来到了一座大山前。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何长工同志。他那时候是红军大学的政委，带着他的学生在这里。他一看到我，就说，“哎呀，小鬼，你怎么在这里呀？”他就要我跟着他上山。

　　当时是夜里，附近村民在山上挖了很多窑洞，用来装东西，我们怕掉进洞里。何长工当时有一匹马，马就知道哪里有危险，晓得哪个地方有洞，我们就跟着马走。这座山上有八九个洞，在这儿跌死几个人呢。要不是碰到何长工同志，可能我就摔进洞里去了。

　　新京报：好险啊，那第二次遇险呢？

　　王：在贵州的时候，因为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要生小孩，所以那天出发就比较晚一些了，差一点掉队，等她生完小孩，我们才追上部队。当时敌人白天来轰炸，都是夜晚赶路。

　　救助伤员用嘴吸出子弹

　　新京报：行军路上照顾伤员也很辛苦吧？

　　王：出发的时候有五个军团，在广西的时候，伤员病员多得很。我就在路边看到一个伤病员，手臂肿得好大好大。我就把衣服给他扒了下来，等把袖子扒下来，就看到他的手臂上子弹还没有拔出来，手臂已经有脓了。我就用嘴巴把子弹还有脓都吸出来了。

　　我就告诉他，“你在这里坐着，我到山上给你抓药”。采草药时，我一边采一边用嘴巴嚼，嚼了这么一大团子（用手比划，一个大饭团那么大）给他敷上，再给他打上绷带。

　　新京报：这么辛苦，你有没有闹情绪的时候？

　　王：发躁的呀，很少。那时候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是发了誓才当兵的。发誓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真的不能怕，在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

　　新京报：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比较艰苦的一仗，你是怎么通过湘江的？

　　王：湘江战役打响的时候，我们早过了，我们跟着毛主席他们中央纵队一起先过的。

　　新京报：部队到遵义城之后，你们还开过万人大会？

　　王：我参加过万人大会，主要是搞动员，搞宣传工作。遵义城的四个城门开了四个群众大会。每个城门要发放四十箱子东西，有衣服、袜子、被子这样的东西。把打土豪没收的东西分给群众。当时还接受群众参军，扩红。

　　新京报：你当时怎么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呀？

　　王：我们就问，你们哪一位愿意来当红军？当红军光荣呀，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保护我们个人呐！过去我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现在我们为了推翻他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分给咱们群众。你们要是来参军，也是保护群众呀。

　　新京报：你当时在遵义动员了多少人参加红军？

　　王：不止我一个去动员，一共有四五百人参加红军。

　　翻越雪山靠吃辣椒御寒

　　新京报：后来你从红一方面军到了红四方面军？

　　王：在两河口前面60里的地方，毛主席下了命令，让我们到干部连。我这就到了红四方面军，归张国焘他们管了。

　　新京报：你跟着张国焘的时候，曾因为不唱“毛主席是逃跑主义者”的歌，康克清曾夸奖过你？

　　王：那时候张国焘说毛主席是个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者，部队里编了说毛主席是个逃跑主义者的歌，让我们唱，我就是不唱。

　　康克清问我咋不唱。我说，俺不唱，毛主席是不会逃跑的。毛主席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就只有几支枪，还在坚持呢。然后就到了井冈山，后来发展成了苏区，五次反围剿，他都没有逃跑。在长征路上，我天天看得到，毛主席有马都不骑，他的马天天要驮枪支，他不会逃跑。

　　康克清说，哎呀，不错，年纪小小的，就知道分析问题了。

　　我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

　　新京报：你到红四方面军最初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王：负责搜余工作。队伍里由于有伤病员，也有掉队的，就是去照顾他们。在毛尔盖，毛主席和张国焘一个坚持北上，一个要南下。张国焘走到阿坝下了个命令，在后面的部队，要全部南下。

　　新京报：你就因此再翻了一次雪山？

　　王：嗯。我一共翻了四次雪山，三次过草地。夹金山我就翻了三次。

　　新京报：翻雪山时部队都做了哪些准备？

　　王：发大辣椒，还有生姜，看每个人的口味。辣椒都用绳子串着，吊在身上。在山上冷得受不了了，就从身上拽一个辣椒，放在嘴巴里一咬。这样就辣得全身发热，继续往上走。

　　新京报：你还记得过雪山的时候有多冷吗？

　　王：记得呀。过夹金山的时候，就有水桶粗的冰凌，石头都砸不动。那时候雪一年到头都不化，冷得很。

　　上山就是驼着背上去的，几千米的高度咧。下山的时候就往下滑。

　　新京报：做为女性，过雪山身体受得了吗？

　　王：在阿坝的时候我病了二十多天，上面就派了一个人跟着我，做通讯员。

　　为迷惑敌人妇女团剪发穿男装

　　新京报：你又去了西征军，后来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团长？

　　王：1936年七八月份，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到1937年4月的时候就失败了。我们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炮弹了。

　　我们团有1000多人呢，后来牺牲了600多人。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当时每个人就两颗手榴弹，五发子弹。我们要节约弹药，敌人走近时打子弹，等敌人走得再近一些，就扔手榴弹。打死了好多。

　　等敌人第三次再攻上来时，我们没有子弹也没有手榴弹了，就是肉搏战了。

　　敌人指挥官一看都是女兵，就叫不要开枪，也不要上刺刀了，就是抓人，抓到谁就让谁去做老婆。

　　新京报：你怎么办呢？

　　王：被抓后，我几次自杀没成，被敌军团长马进昌强娶为小老婆。1939年3月，在马进昌夫人帮助下，我翻窗逃出马家大院。

　　后来我逃出来之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要是八路军收留我，我也到了延安了。可那时候中央对西征军的政策是一年回收，两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信任，我痛苦极了。后来我又从兰州一路千辛万苦回到江西。

　　新京报：那你委屈吗？

　　王：我不计较，我是什么都不要紧。这次（发行《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纪念邮册）让我过来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中组部已经把我的党籍恢复成1934年入的党，也了了我一桩心愿。

　　■人物简介

　　王泉媛

　　女，93岁，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她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成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

　　翻越夹金山时，她的生育功能遭到严重损害，再也做不了母亲。

　　后来，她到红四方面军，并于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团长。

　　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她历尽艰险逃出牢笼，沿途乞讨回乡。当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已76岁。

　　她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与养女一起生活，享受副厅级待遇。

　　■长征揭秘

　　敌人投降红军

　　可获回家路费

　　在1934年10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文中，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做出了指示：“对敌军俘虏，应加以优待，在短促的政治宣传鼓动后，即释放之，其连以上官长，应送至总政治部处理……”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总司令部以明电的形式对俘虏政策再次做出规定：“（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红军的这几份电文，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

　　据新华社

　　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摄影：本报记者 倪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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