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化民
今年国庆黄金周，江苏省某县级市的公务员小黄(化名)去邻近一个地级市旅游，顺便看望在该市某局任局长的专车司机的叔叔老黄(化名)。小黄待了两天，老黄都忙得早出晚归，他竟没能和叔叔说上几句话。老黄感慨道：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请看老黄的黄金周日程表：10月1日，局长朋友的儿子结婚，接送新人。2日，把局长公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3号，陪局长夫妇及其父母到城里购物，陪局长各处送礼。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继续陪局长送礼。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公子一家。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再把喝醉的局长送回家。
七天里，公车用来干的除了局长自己的私事，就是局长亲属与朋友的私事，怪不得老黄坚定地认为，“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其实，老黄的经历不是个例，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媒体早就披露，公车公用占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照老黄的例子看来，公用占三分之一也是被高估了。
公车成了“用公款购买的私车”，体制、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学者焦建国曾撰文称，公车等职务消费是一个模糊的“灰箱”。在这个“灰箱”内，既有公务人员履行公务必须的消费，也有履行公务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过度消费，还有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个人消费。
“灰箱”不破，公车永远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寄生于此的腐败就难以消除。笔者以为，不妨尝试公务消费货币化。具体讲，就是按照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科学合理地核定职务消费标准，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货币化的轨道，依靠完善的财政、审计、纪检的监控，实现“阳光下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