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有关部门牵头，中山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名校联手打造的“中大-牛津班”，四年如一日地对公务员进行持续的高端锻造，使得这个培训班越来越受到官员们的青睐。学员毕业后职位变动者达到了30%，其中升迁的达40%-50%。
升迁率高，就说明这个培训班办得好———这个推论未免太简单了。更大的可能，恐怕是有关部门将拟提拔的对象先送到这里来培训一下。不过，虽然“升迁率高的培训班就
是好培训班”的观点不值一驳，但是，官场上弥漫着对培训的热衷和崇拜，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热衷和崇拜，又主要是指向名校培训乃至国外培训的。就有人曾经说，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
从官员们自己的反应来看，培训不培训确实不一样。比如“中大-牛津班”毕业的学员，有人“在油价定价控制中，借鉴了英国政府的做法”；还有人“将‘职位说明书’引入实际工作”；更有人“大胆引入ISO质量管理标准”等等。
但我仍然怀疑。名校培训也好，出国培训也好，其所能解决的，主要都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是从一般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官员队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却是一个立场和情感问题。而如果立场和情感问题没有解决，纵然方法再多，能力更强，执政效果可能也是南辕北辙。这方面的例子，大而言之如已经搞得天怒人怨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小而言之如一些城市管理者的铁腕拆迁，甚至公然喊出“谁损害城市形象，就砸谁的饭碗”之类的口号等等。
纵观现在一些官员的成长道路，一般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考取公务员，然后就在官场中熬年头并逐级升迁，间或到名校、国外去培训，往往缺乏解决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感情问题的机会，其后果就是当官的时间越长，对民间的疾苦就越隔膜。毫无疑问，这样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是不利于执政能力的提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
显然，要解决官员的立场和情感问题，除了多和老百姓接触，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应该拿出送官员到名校、到国外去培训的热情，把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官员，送到普通民众当中去，和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乃至处于社会边缘的小商贩、“黑摩的”司机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体验一下他们的疾苦，感受一下他们的艰辛，我认为这对于提高这些官员素质的意义，绝对不比送他们到牛津、哈佛之类的地方去培训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