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民海外创业五大洲广建“保定村”

　　核心提示：在非洲那片神秘的土地上，在赞比西河那无限风光的河畔，如果你见到黄色皮肤的中国同胞正在耕耘着农场，千万不要诧异。因为在那里，有我们河北农民开辟的“保定村”。

　　截止到目前，在海外五大洲的土地上，1.6万多名河北农民陆续建立起48个“保定村”。

　　 “海外‘保定村’的模式，变国外打工为国外当老板；变输出产品为输出产业；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它不但使一些农民创造了不菲的价值，更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保定村”的创建人刘建军说。

　　河北农民五大洲广建“保定村”

　　1.6万多名河北农民建起48个“保定村”2002年270名农民往国内汇款900多万美元

　　□本报记者房建浩

　　第一个“保定村”的建立纯属偶然

　　现在的刘建军，正着力于老挝保定合作区的筹划。据了解，老挝政府已经同意，划拨出矿山500平方公里、橡树育林100亩进行项目合作。其中包括汽车组装、金属冶炼等30多个合作项目，如果合作成功，将提供近万人的外出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津巴布韦政府也发出约请，希望在津巴布韦成立“保定村”，大力发展烟草业。

　　刘建军现在的职位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创建更多的“保定村”是他当前的追求。

　　1998年初，刚刚调任保定市外贸局长的刘建军，调集了大量资料研究、制定了开发偏、小、险、难市场的计划，以避免当时金融危机对保定外贸造成的影响。同年六月，他率考察团考察非洲国家。考察期间，他偶然获悉，有百十个定州人在赞比亚河的一个村子里种植蔬菜。

　　原来，这些在非洲的保定农民，是跟随北京一个修坝公司来非洲打工的。工程从修建到完工历时两年，这些农民修建工程挣钱致富后，发现当地有大量肥沃的土地闲置，就产生了在那里种地的想法。

　　“那些定州农民对我说，他们不想回来，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搞种植业。他们盖了房子，种植了蔬菜卖给当地人，和当地人和睦相处。而当地的非洲朋友们，穷人吃肉，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舍得买菜吃。另外河北农民也为他们带去了便利、文明和实惠，所以当地人也不愿意让那些保定农民回国。”刘建军说。

　　刘建军说，由于那些留守在非洲的农民们，护照都已经到期。于是他在回国后，帮那些留在非洲的农民们，重新办理了护照。并且在当年年底，把他们的家属也带到了非洲。第一个“保定村”的雏形基本形成了。“洋插队”触角伸向全世界

　　留在非洲的河北农民生存情况，触动了刘建军在非洲广建“保定村”的想法。他确认：这是一条集体走出来，国外“洋插队”的新路子。

　　刘建军介绍，“保定村”的建设就是：由政府同国外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动员中小企业带产业、带项目去海外合作，进而组织适应相关产业、工业的农民以及下岗职工前往“洋插队”。在选址上，要避开大城市，到高速公路通达的中小城镇的边沿，申请一块土地用以种树、种菜、养殖。之后再扩展建筑、开矿、木材加工、商贸、餐饮、橡胶、腰果、木薯棕榈油加工等其他产业。就这样，一个区域性中国人居住模式就形成了，多数区域还会请当地警察局派人保卫。

　　“我们就叫这样的居民区为‘保定村’。”刘建军说。

　　直到现在，在刘建军的努力下，已在五大洲的土地上，成功建立“保定村”48处，国外就业1.6万多人，征得的土地使用年限在39年至99年之间。“保定村”的企业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推进了民间外交，增强了友谊。

　　“国外当地政府多数是将一大片土地划给白种，小则300亩，多则1万公顷，最多的能拨给土地2000平方公里，许多土地还有森林矿山，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2002年春节，仅定州市吕家庄在赞比亚的“保定村”，270名村民通过西联银行汇回国内的钱就多达900万美元，人均3万多美元。1.6万人如果平均汇回1万美元，保定就增加了12.8亿人民币的纯收入，至少相当于山区八个县的全年财政收入。”有了这样的结果，刘建军很满意。海外“保定村”也有村规

　　易县牛岗乡台底村陈来会一家4口，在2005年4月到蒙古国“插队”务工。他在砖厂当切砖工，其妻子给砖厂做饭。陈来会说：“在老家，我是贫困县里有名的贫困户，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家一个月收入就是1万多元，干8个月我就可以回家盖新房，买汽车了。”据了解，在蒙古国“保定村”6个项目中，仅天意达制砖公司就有来自易县和容城县的农民100多人，有两个建筑工地先后安排定州市、曲阳县两地农民100多人。另外在皮革加工厂、旅馆、饭店等行业落户的“保定村”，农民达300多人。接下来，他们还要申请更多的土地办农场、种小麦和蔬菜，承建总统府的扩建工程，发展矿业开采和打井等。

　　2005年7月11日，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20多位来自保定的农民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选举”，选出了村委会，选出了村长陈喜安。这标志着在当地创业、务工的300多名保定人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

　　其实，在每一个海外的“保定村”内，都有村委会，有村长。中国的乡村管理模式移植到海外创业的保定人群中。

　　在刘建军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海外各“保定村”的通联方式。刘建军说，每个月他都要和各“保定村”进行联系，询问目前的状况。为了加强“保定村”的管理，确保村民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刘建军还制定了统一的村民公约，选出了村委会主任。2003年，各“保定村”里设立了党支部，刘建军为“保定村”谱写了统一的村歌。

　　“别看他们在国外，正常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经常搞的，所有的村都在共产党员中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三个代表’、‘学习八荣八耻’等教育活动。”刘建军说。“酋长”的烦恼：如何鼓励投资者走出国门现在在非洲，有大小28个“保定村”。因此，刘建军也被西非统一组织授予六部联合名誉大酋长，尼日利亚共和国授予他打开非洲大门金钥匙等荣誉。

　　但这位大酋长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如何鼓励更多的企业家走出国门，到陌生的国度去创业。

　　刘建军认为，在非洲地区，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来说，都适合中国农民去创业。刘建军做了以下几个比较，以说明在非洲的创业空间之大：“在非洲你要种地、土地论顷给，而我们还有不少人修梯田；在非洲大白菜三十多元一斤，而我们才几角钱；红砖在非洲一元多一块，而我们才一角二分；木材在非洲论车卖，一立方米才几百元；非洲中国餐饮的水饺一美元一个，在保定能买两斤；我们的村民多数都会盖房、烧砖、打家具，而去非洲的这些人都被称作专家；在非洲做一个桌子面，要人工用斧头砍，而我们用电锯则被看得十分神奇和先进。”

　　当然，在陌生的国度上创业也存在诸多困难。因为不通当地语言，到市场上买卖东西要用计算器来完成。“你按出一个1000，他摇头；他按一个500，你如不同意，再按一个800，他点头就成交了。”刘建军说，时间长了之后，年轻人就能学会许多语言。有很多外出人员，用汉语拼音把当地语言记下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如斯瓦希里语“你好”，就用汉语拼音标出“哈巴瑞”，“请帮助”，标出“它法打里”。开始拿着本说，时间长了就不用了。

　　“困难肯定也是存在的。但只要前期工作做得充分，项目选得合适，出国创业的风险还是很低的。但北方人的固有观念，还是很难转变的。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出国创业，惟恐会创业不成。而各级领导引导宣传不够。出国创业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只有与对方政府签订协议，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目前，海外“保定村”的建设，已经得到国内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进展得非常顺利。”

　　【对话】

　　“保定村”

　　海外创业的后盾

　　人物：陈喜安乌兰巴托“保定村”村长

　　陈喜安是蒙古乌兰巴托“保定村”的村长。他在电话里，为记者讲述了乌兰巴托“保定村”的现状。

　　记者：乌兰巴托“保定村”的规模有多大？

　　陈喜安：目前有300多人，涉及的行业有建筑、制砖、羊绒加工等六个行业，生意做得都很好。

　　记者：听说有很多人都是全家从保定到乌兰巴托务工？

　　陈喜安：是的，像易县牛岗乡台底村陈来会一家4口人，在国内时非常贫困，两个儿子连媳妇都说不上。现在过得非常富裕，回家后娶媳妇也不用发愁了。

　　记者：国内的市场和蒙古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陈喜安：虽然说国内的市场很大，但国内的竞争同样也是很大的。我在投资之前，发现这里主要以放牧为主，其他产业很不发达，有相当多的日用必需品是以进口为主。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落后，经营商业的人很少，经营的空间也相对较大。所以我才选择到乌兰巴托进行投资。

　　记者：您个人认为，“保定村”的成立，有利于国外事业的发展吗？

　　陈喜安：我原来是单枪匹马在乌兰巴托创业的，后来刘建军局长找到我，告诉我在非洲成立“保定村”的事情。我非常感兴趣，于是也在乌兰巴托组织了“保定村”。“保定村”的组成，使得在海外创业的保定人有了一个相互帮助的平台，有了一个组织。一旦出现难以解决的事情了，政府也可以帮忙出面解决。创业者之间也可以加强合作，互帮互助，增加了凝聚力。

　　另外，中国有很多传统的节日，虽然我没有在国外过过春节，但中秋节却多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每到那时，我们“保定村”的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买上水果和酒庆祝一番。减弱了对国内亲人的思念之情，感受到在家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