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价控烟：关键是提价者想不想控烟

　　近日港大教授林大庆在“北京论坛”上称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10月29日中新网)。

　　毫无例外，在公众强烈的厌涨情绪下，“提价控烟”的建议遭到网民的激烈抵制。

　　理性地看，林教授的建议是符合烟草控制经济学的。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这是基本经济学原理，研究人员发现，吸烟者对香烟的需求虽较固定，但也受到烟价波动的很大影响。加拿大1982—1992年间提高了税率，这造成了香烟零售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消费量则明显下降了。同样，课税也减少了南非、英国等若干国家的香烟消费量。

　　既然符合经济理论和实践理性，林教授的建议为何引来如此大的反对，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非理性情绪：如厌涨情绪下对所有涨价不加辨别的排斥，吸烟者自私立场上对提价控烟的反对等等——但反对声音中更多的是理性的质疑：许多人并不怀疑提税涨价可以控烟，但他们怀疑与烟草商走得那么近的政府是否有“控烟”的诚意，如果深陷烟草利益链的政府不想控烟，“提价控烟”只会成为权力与资本合谋搜刮烟民的一次操作。在中国的语境下，关键不在提价是否可以控烟，而在提价者是不是想控烟。

　　确实，许多国家成功地通过提高香烟税的方式减少了社会的香烟消费量，但产生这种效果都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政府与烟草商的关系走得不是太近——因为走得较远，政府不是太多地依赖烟草税源，在体制上没什么利益关联，所以能比较坚定地站在公共卫生和国民健康的立场控制烟草，不介意烟民消费减少伤害到烟草商，也不介意控烟可能会减少政府收入。

　　而我们的体制语境就不一样了，政府与烟草商走得很近，关系非常亲密，提价者缺乏控烟的公益驱动。一方面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依赖烟草税收入。上个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榜就显示，纳税前十强中，烟草占了3家，前100强中，烟草占了30席——财政如此依赖烟草，公众哪里会相信政府部门会诚心控烟？正因为烟草是我国第一大税源，控烟在我国很多时候流于形式，许多违规的烟草广告被监管部门故意回避，不少地方不断投资大上烟厂；政府与烟草的另一层“近”表现在烟草专卖制度上，许多烟草企业既是企业又拥有公共部门的行政权力，专卖制度使权力深陷烟草利益链而被资本所俘获，控烟等于是割自己的肉。

　　在政府与烟草商走得相当近的中国现实下，“提价控烟”根本行不通。提价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会进一步强化政府财政对烟草税源的依赖，可能戒了少数穷人的烟瘾，却加深了政府财政的“烟瘾”；增税造成的提价可能让一些穷人买不起现在抽的烟，但他们会转向便宜而危害更大的烟寻求替代，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提价的结果很可能是政府与烟草企业双赢，而普通烟民只输不赢。

　　因为政府与企业关系太近的纠缠，中国许多公共事业都陷于这种境地，人们对这些符合经济理论但遭遇中国国情的命题充满质疑：提高水价是为了公民节水吗？提高景点门票价格是为了限制游客从而保护景区吗？提高油价是为了节约能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