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称管轶文章监测结果和数据可信度极低

　　[香港文汇报记者]: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最近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南方六省份采集到了53200份样品，其中分离到1294株病毒，并且很准确的指出鸡的分离率是0.5%，鸭的分离率是3.3%，鹅的分离率是3.5%。而中国公布的监测阳性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请问您对此有何解释？

　　[贾幼陵]:

　　我们在刚开始对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评价就是数据不真实。我毫不怀疑，管轶医生从采集到的样品中分离到病毒，因为我们也公布了我们的监测数据，我们也曾采集到病毒，但是我们认真分析了文章，看到他所提供的监测结果和数据可信度极低。

　　按照国际通行的采集样品的规范要求，采集时要有准确的记录，像采集地点、畜主姓名、家禽品种等等，我们在采集过程中都是严格要求的，而我们从文章的介绍中看不到管轶有类似的认真的记录。

　　按照管轶提供的数据，采集的5万多份样品都是咽喉拭子和泄殖腔拭子样品，并且按照他所提供的采集频率，每次采集都要采集1000—2000份样品，根据中国的法律，没有兽医主管部门的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采取家禽的样品。我们了解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六地的主管部门没有接到过管轶先生采样的申请，也就是说如果真是采集了样品，也是不敢声张的私自采集。

　　每次采集一两千个样品，工作量是很大的，就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有很大的难度，这些鸡鸭都是要卖的，任何货主都不可能轻易的让不相干的人随意在自己的鸡、鸭、鹅的咽喉部、泄殖腔里捅来捅去采样，更何况还有市场的检疫人员监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答应是不可能的。

　　可能有人说，我把这5万多只都买下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提供的血清样本数据只有76份，而血清学试验比病原学试验容易得多，如果真是买了5万只家禽，那他所提供的血清的监测绝对不会是76份，他会用大量的数据支持他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说明他并没有买下这5万多只鸡鸭。这样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在家禽交易市场的粪便中采集样品，但是市场的粪便是混杂的，鸡鸭鹅也是混杂的，鸡鸭鹅的粪便也是混杂的，不可能拿出精确的数据，我刚才说的都是普通的基层的采样者的常识，可能管轶先生没有到实地采集，他不知道难度，所编出的数据，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

　　还有一个事例支持我们的判断。2005年青海发生候鸟疫情，我们国家参考实验室采集了大量的候鸟样品，最后分离到4种不同的H5N1病毒，也进行了系统的基因学序列分析，独立的测定，免疫学试验的工作。而管轶发表的文章，声称从候鸟的病毒中分离到了20株H5N1病毒。

　　这篇文章的所有作者没有一个人现场采集过病毒。据了解管轶先生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别人那儿获得了一株病毒，分析其提供的20个基因序列，同源性为百分之百，证实为一株病毒，可见他的可信度只有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5%，我们只能用这个比例来衡量PNAS上的这篇文章可信度。

　　我还想说一句题外话，可能有的记者会说我指责了一位科学家的良心，就在这里，曾经有记者问过所谓科学家的良心的问题。我们农业部组织了450万份的禽流感监测，一旦发现病原学阳性，都要采取扑杀、消毒等措施，如果在市场上发现，要及时停市消毒，防止疫情蔓延，防止感染到人。

　　按照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一旦发现了重大的动物疫情应立即报告，如果管轶真的发现了有禽流感病毒却不及时上报，使疫情得不到及时处理，六个省份的市场上一年起码有上百万人有可能接触到禽流感病毒，他所提到的1000多个病毒样品，很可能随着鸡鸭鹅卖到妇女和儿童手里，这是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在国际上一个兽医如果发现疫情又不报告疫情，会马上被取消兽医资格。

　　管先生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声称要向全世界发出告诫，防止禽流感的威胁，但你为什么不在发现病毒的第一时间就报告政府，以采取措施，扑灭眼前可能发生的疫情呢？在座的都是记者，使我联想到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任何一位也不会为了获取新闻而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孩子遭受灭顶之灾却不伸出援助之手。1994年记者卡特因一幅《饥饿的非洲小女孩》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秃鹰注视下的非洲小孩难逃死亡厄运，记者也遭受良心的谴责。如果管轶的数据是真实的，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禽流感的威胁，良心能不受到谴责吗？

　　[彭博新闻社记者]:

　　我想再次请您澄清一下，刚才您提到管轶博士对76个样品进行了血清试验，而贵国的实验室每一年对400万样品进行试验，您是否能给我们澄清一下，管轶教授所进行的这76份样品的测试是为了证明有关的疫苗是否有效，而贵方实验室所进行的这400万份样品的试验是为了整个病毒的攻击性是吗？

　　[陈化兰]:

　　我想我们国家的实验室做400万份血清样品，检测疫苗免疫后的抗体水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估我们疫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