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整体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社会三维建设

　　重新发现社会

　　在一个政治成熟的国家，不仅有选举时的“左右之争”，更有选举后的“上下之争”。后者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与救济。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让政府回归“仲裁者”、“服务者”与“监管者”的角色，无疑是防止公权力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与保

护伞的重要路径。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已将“社会建设”提到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样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下最主要的“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等三大组织的建设。只有让三者各归其位，各负其责，恪守权责的边界，才是建设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当务之急。

　　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公民社会治理成本最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小政府，大社会”与建设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杜会“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与此同时，政府权力有着自己确定的边界，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随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当经济改革将资本从权力中部分救赎出来后，官商合谋很快形成了特殊权力集团，既能拒绝市场的利益分化，又可能拒绝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

　　商业改变中国，但在现有权利格局下，并不足以保障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重重危机，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性，使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社会”，并寄以厚望。

　　转型，更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充分博弈，它决定了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一蹴而就。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经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来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讨论“风险社会”，也是要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几年前人们为孙志刚之死拍案而起，有一个被忽略或不被公众承认的细节，即孙志刚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我看来，或许正是这个“大学生”身份使许多民众心有戚戚，奋起还击。因为，通常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然而，孙志刚的遭遇否定了人们的这个观念。孙志刚可以通过高考将自己从封闭落后的农村带到城市，但是，凭其一己之力，并不能抵挡公权力的突如其来的袭击，以及社会在权力授意下打出的组合拳。

　　俗语云，“在激流中能够屹立的人，未必能坚挺于人海。”显然，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一切个人幸福都是可疑的。一个人自顾自的奋斗，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可能会有风险。“权利短板”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弱者。同样，对于个体维权来说，仅靠一个人是不够的。正因为此，当下人们对“福利工会转向维权工会”、“村委会外设立农会”等呼吁才显得如此迫切和重要。

　　近200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使人们能够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与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事实上，公民社会的长处即在于此，当一个人明确自己的权利越多，便越不会去抢夺他人的权利。只有互相尊重，守住自己心灵与权利的疆界，才能保持自我权利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