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新寻找和发现公民社会建设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

　　婴雄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建设”摆在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一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借此强调全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宏观而论，着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建设”。任何国家的繁荣，都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同舟共济与共同进步，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一国文化与文明之历史增量。

　　显而易见，自“治理”概念大行其道以来，以人类幸福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世界政治同样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趋势。所以，当中国人将目光投向欧洲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内涵时，世界同样发现，这个为某些西方媒体所担忧的、“滑向野蛮资本主义”的中国，已经开始新的旅程，在“社会主义”中重新寻找和发现“社会”的价值。

　　政治与经济的两种极端

　　一场新的改革已经开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社会建设”的首次着重提出，或可视为中国政府职能回归的标志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历史性告别的开始。中国政府将逐步告别过去局限于政治或经济一维的单向度思维，开始以个人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性的建设与改造。在完成对改革前“革命第一”的政治主导型全能政府以及随后“效率优先”的经济主导型政府的超越后，中国将从此进入“共建共享”公民社会的宽阔之境。

　　社会学将组织主要分为三大类，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百余年来的中国变革，即是围绕着三者之间的权界展开。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治组织在1949年确立了自己的权威。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国际环境以及观念上的原因，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时被纳入政治组织之中，并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前掌管人民一切生活的全能型政府。在这种全能体制下，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办了经济与社会的所有职能，使之成为权力的附庸与延伸。所谓“单位办社会”便是这一体制的集中体现与概括。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此一阶段“社会主义”所见证的正是“有主义、无社会”的悖论。

　　单位办社会，意味着单位是城市居民的唯一经济来源，包括住房、医疗费用、副食补贴、退休金等福利也来自单位。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而且还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企业不仅要接受政府分配的计划生产，还要协助政府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管束。在人还不是完整的“权利单位”，而只是“单位人”时，政府正是通过单位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和户籍制度一样，档案管理制度的存在，并不会增加公民的任何权利，然而荒诞的是，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往往只能通过单位证明才能获得。

　　直到今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在进行执法时，仍然习惯于将企事业单位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仿佛它们是维持公共秩序的派出所。以近两年来各地治理“闯红灯”为例，诸如上海推广的“闯红灯职员照片送达单位”、南京“行人闯红灯，单位扣奖金”以及郑州“行人闯红灯单位受罚”等规章的出台，本质上更是将“社会人”拉回单位再做“单位人”。

　　没有谁会怀疑，今日中国正在走向开放时代。和单位一样，在旧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组织的各种经营活动与分配都受命于政府。经济组织只与其上级主管部门发生垂直的单向关系，不同的经济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各个组织都是相对封闭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星状体社会，权力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与纽带。

　　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大批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资源配置良性发展，社会组织功能分化。与此同时，许多权力部门开始失去原有的利益，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下海试水。

　　与此同时，人们同样注意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及“发展是硬道理”等政治动员口号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与开放性使一些权力部门在追求效率最大化时完成了经济主导型政府的转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潜台词是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至于公平，只能等“顾问”来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效率就是“顾不上”的最好理由。

　　近几年来，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经济主导型政府的不足。吴敬琏、陈清泰等经济学家力主改变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家正处于极大危机之中，加上国家的治理资源匮乏，社会治理手段过于单一化，发展成为一个“硬道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个部分解决方案，变成了一揽子解决方案，由此异化为包治中国百病的偏方。由于“GDP压倒一切”、“政绩压倒一切”，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喊出了“谁影响某地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的情况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政府试图继续维持主导经济增长的地位，那么这种高速度、低效率的局面就无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