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跑冠军的梦与痛

　　本刊记者/杜智娜

　　“何洁真的花100万买了一栋豪宅吗？”10月11日下午，本刊记者采访郭萍时，看到本刊有关“超女”何洁的 报道时，她抬头问记者，立刻又咂咂嘴，说：“瞧人家，在台上唱不了两分钟就能挣那老(那么)多钱。”在郭萍看来，10 0万是一个天文数字。

　　看到她满脸的羡慕，记者没有忍心告诉她，网上报道“何洁一次性付清一千万购买别墅”。

　　满口东北腔的郭萍和队友艾冬梅近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只因为一个月前，她们将自己的教练王德显告上法庭，诉 讼理由是侵占个人财产。

　　不能兑现的承诺

　　本刊记者见到郭萍和艾冬梅时，她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法院确定开庭时间。虽然已经掌握了很有利的证据，但她们还是 害怕与王德显面对面地坐在法庭上。

　　“王德显平时对我们很严格，稍有错误，上手就打。我们已经被他打怕了。”郭萍说如今提到王德显，她的手心还会 冒汗。半夜听到楼道的走路声，她都误以为是王德显来了。听记者说法院开庭时，允许外人旁听，特别是媒体的朋友也会过去 ，她松了口气。

　　“其实我们也不想走到这一步。”郭萍和艾冬梅说，与王德显打官司实属无奈。

　　艾冬梅和郭萍都是1995年进入火车头体工队的，当时王德显向她们承诺，如果能取得全国前六名的成绩，就可以 将她们转为正式队员，给她们发工资，并在退役后为她们安排工作。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都不敢向我们保证能给我们找到一份工作，指导的一句话，(让)我们有了目标。 ”虽然已经退役三年了，虽然与王德显的关系破裂了，但郭萍和艾冬梅还是习惯性地称呼王德显为“指导”。

　　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成绩不断提高。1999年，艾冬梅是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的第一名，郭萍的成绩也非常骄 人。“在我们队，我和艾冬梅的成绩是最好的，各项比赛的成绩总是排在前三名。”郭萍以为，有了这样的成绩，她就可以稳 妥地等待一份工作了。

　　2002年，艾冬梅退役了。2003年，她们另外两名队友也退役了。此间在家治脚伤的郭萍见队友们相继离开， 也自动退役了。

　　退役后，王德显让她们在家等待，他会为她们找工作。相信这一承诺能够实现的郭萍和艾冬梅，一等就是三年。

　　2006年3月，郭萍来到北京，她要去找王德显当面询问分配工作一事。“当时艾冬梅在家生孩子，我和另外两名 队友去的。指导还是说他正办着呢，被我们问急了，他说了一句‘不信你们去体工队问呀’。虽然加入火车头体工队8年多，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在哪里，门朝哪里开？”但是性格倔强的郭萍还是坐上

　　到了体工队以后，她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答复。“他们说分配工作是不可能的了，很早就没有分配工作这一说了，何 况你们根本就不是体工队的正式队员。”郭萍很是气愤：“我们在体工队干了8年，竟然还不是正式队员。就为指导一句不可 能实现的承诺，我们等待了3年。”

　　然而，另一个发现更让她们吃惊。“我们和体工队的人说，我们退役后一个月就700多块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对方很惊讶，说你们还应该有一张农业银行的存折呀！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退役时，指导只给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存折。 ”郭萍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艾冬梅时，艾也不敢相信王德显会向她们隐瞒了另一张存折。

　　向王德显索要农行存折未果，郭萍和艾冬梅一纸诉状将王德显告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一双变形的脚

　　郭萍和艾冬梅现在借住在北京通州区艾冬梅的三叔家。这是一套约80平方米的居民房，两室两厅，室内没有

　　“这张床是三叔临时架起来的。”在北京无依无靠的郭萍对艾冬梅的三叔心存感激：“如果三叔不收留我，仅靠每月 300块钱的工资，我无法生存。”

　　郭萍提到的工资是火车头体工队发给她的，原本应该是700多元，从上个月起降为300元。郭萍和艾冬梅很清楚 这其中的原因，但她们选择了沉默。为了节省开支，她们每天很少出门，艾冬梅也将女儿的奶粉从几十元一袋降到十几元一袋 。

　　采访中，不断有媒体打来说话约采访时间，从座位到电话机，短短3米的距离，艾冬梅走得很吃力，身体左右摆动， 显然她变形的脚已无法支撑她的体重。

　　郭萍说就是因为这双脚让她和艾冬梅失去了工作能力。

　　艾冬梅退役后留在北京，找了一份卖衣服的临时工作，“可是这一天要站12个小时，我的脚根本不允许。”之后， 她尝试着找了其他工作，都因脚疼而不得不辞职。

　　而郭萍的工作生涯更短，仅仅45分钟。“我在老家找了一个小学体育老师的工作，一堂课没下来，我就被校长解雇 了。因为我不能跟着学生们一起跑，甚至站一会儿就要坐下来让脚放松一下。哪个学校会要这样的体育老师啊！”郭萍说这次 工作经历给自己的打击很大，她再也没有勇气去找工作了。

　　郭萍说她的脚疼是从2001年开始的，“之前不是很厉害，一针封闭就能解决一时的疼痛。可是到了2002年6 月，我实在受不了了，钻心地疼。我就向指导请假回家治脚。”郭萍极不愿意回忆治脚的经历：“因为骨头变形太严重了，医 生说我这脚必须做手术，要上钢针，如果手术不成功的话就会踮脚，我想真成了踮脚还不如现在呢！后来我选择了保守治疗， 骨科医生抓住我的脚不打麻药，就愣拽愣捏，然后拿个夹板夹上。哎呀妈呀，真是难以忍受呀！”

　　郭萍说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疼，她三天三夜没睡着觉，床上躺了八个多月后才敢下地。能体会这种疼的只有艾冬梅， 两个人的治疗经历让她们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说话间，郭萍转过头问身边的艾冬梅：“如果现在还让你去这样治，你还去吗？”见她没有用“是”或“否”来回答 ，郭萍接着说：“我反正是不去治了，已经没信心了。”

　　在记者的要求下，郭萍脱下鞋，轻轻地退去一双白袜子，向记者展示了她那一双严重变形的脚：五个脚趾已经不在同 一平面上了，二脚趾叠压在大脚趾上，而大脚趾一侧的骨头凸出很高，几乎形成一个直角，远看上去，就像是“六趾”。

　　见记者拿出相机拍照，郭萍笑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双脚可出名了，上了电视，还上了报纸。”

　　这时，艾冬梅突然抬头问记者：“如果有人说我们的脚变形是遗传，你相信吗？”

　　有媒体曾报道艾冬梅与郭萍的病脚属于拇指外翻的家族遗传，两人对此很气愤：“教练员选运动员时，首先要看他的 脚，特别是我们这些长跑运动员，脚就更重要了。”艾冬梅说：“我妈知道这事特别气愤，一大把年纪了还想来北京为我作证 ！”

　　郭萍说她们的双脚都是练跑步练成“残废”的。“一天从早跑到晚，每天六七十公里的运动量，那时年龄也小，骨骼 发育还不完全，加上训练的场地是带坡度的柏油路，不断地上坡下坡，我们的脚受力太重才会变形的。”

　　“指导就想把我们培养成王军霞，短跑、长跑、马拉松样样都行，可是有几个能像王军霞那样呢？”郭萍反问道。

　　“下辈子决不干体育”

　　采访接近尾声，艾冬梅的三叔外出回来，手里拎着一个生日蛋糕。

　　“今天是郭萍的生日。”当他知道本刊记者在采访时，他说：“你的到来打破了我的初衷，原本我告诉她们，今天不 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谁也不能提官司和王德显，让郭萍痛痛快快地过一个生日。”他说，现在让她们回忆的都是痛苦。

　　“每次和你们提起训练时的事情，心里好不得劲儿。昨天，我们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把主持人都说哭了。回来后， 我们心里老不是滋味了。”郭萍苦笑着说。

　　生日晚餐都是艾冬梅的三叔亲手做的，可是为这位昔日体育冠军过生日的却寥寥几人。郭萍说，母亲和姐姐都已经给 她发了生日祝福短信了，她现在很高兴。

　　吹蜡烛时，郭萍站在蛋糕前，闭着眼，双手合拢放在嘴边，默默地许了一个愿。没有人去问她许了什么愿望，可大家 已经心知肚明。

　　其实，郭萍走上体育这条路纯属个人爱好。“在小学开运动会时，看同学们都报名参加长跑，我想我也跑跑呗。结果 这一跑，发现我挺厉害的，于是就喜欢上了体育。11岁时开始接受正规训练，进了佳木斯体校。”

　　郭萍说，她的父母始终不同意她走上体育道路，可是郭萍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们。“我说，你们要是不供我上体校，等 我长大了埋怨你们怎么办？”

　　郭萍开始为自己当初的坚持后悔了，“我没想到会把脚练成残废，回家后，母亲看到我的脚，哭得特别伤心。没办法 ，谁让我当初爱上这一行了呢？现在想想，我都后悔了，特别后悔，可后悔了。”她叹着气，重复强调她的悔意，“现在除了 一双伤脚，我一无所有。”郭萍十分坚定地说：“下辈子决不干体育！”

　　“现在我们就想官司打赢了，拿到这笔钱，自己开个店什么的。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呀！”郭萍说她要开一家能坐着 干活的店。

　　艾冬梅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有几家医院表示愿意为她们免费治脚。但她们一想到官司，就无法安心治疗。“等有了结 果吧，等这些事情都利利索索了，我们就去治脚。医生来家里看过我们的脚了，说是有希望治好。”

　　对于未来，她们满心期待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