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乒乓岁月--塔尖下的拼搏

　　本刊记者/吕娟

　　世界冠军只能有一个，绝大部分以体育为业的人身处塔尖之底，他们付出了所有的精力与青春岁月，却往往无法掌控 自己的未来。

　　刘莘(化名)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忧心忡忡，几天前在带学生军训时，她的左臂被撞伤

，“软组织挫伤，问题不大，但 至少得休息三周，还要尽量避免运动”。

　　对于曾经是乒乓球专业运动员的刘莘来说，如果能够为自己的身体器官买保险，那么，她的左手的投保额无疑应是最 高的，尽管它丝毫称不上美丽，相反，指关节粗大，变形，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但是，这只手陪伴她走过了11年的专业运 动生涯，帮她取得过骄人的成绩，步上过自己运动事业的巅峰，如今，却成了她靠工作之余给孩子做陪练补贴家用、支付房贷 的主要工具。

　　刘莘今年28岁，1997年从S省乒乓球队退役，目前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19岁时，她面临艰难的再就业，这 是普通人没有的经历，“对于同期从事体育的人来说，世界冠军只能有一个，大部分的人是塔尖底下的，他们付出了所有的精 力与青春岁月，却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

　　应刘莘的要求，我们为她使用了化名，并隐去了她所在省的名称。“这个圈子说大不大，你在说自己的命运，却有可 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她说。

　　“实力与机遇各占50%”

　　一直到很大的时候，我才明白，在体育这个行业里，天赋加埋头苦练并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一次机会的错过，就可 能改变你的一生。但是，等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走上乒乓之路最早是受父亲的启蒙，尽管他最初也只是按照特长的方向培养我和哥哥。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我国的“乒乓外交”时期，那个年代，国球所带来的荣誉感几乎使 每一个中国人为之狂热，父亲也不例外，他以体育特长当兵入伍，最擅长的就是乒乓球。

　　在被父亲手把手教过一段时间后，哥哥和我先后被他送进了市、省业余体校。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父亲放弃了对比 我小一岁的弟弟的培养，这样，弟弟成了我们家三个孩子中，惟一有机会留在父母身边，拥有正常童年生活的人。

　　8岁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算比较晚的。刚进队的时候，我年龄最大，成绩却最差，教练并不看好我，但因为我用左手 ，打的还是直板，队里正缺这样的选手，于是，我被留了下来。

　　一年以后，我成了全队成绩最好的，身体素质、脑子的反应速度以及对球的理解能力突飞猛进，天赋也慢慢展露出来 ，成了队里的绝对主力，打遍区、少年宫和市体校，所有的比赛都是第一。

　　1989年，我11岁的时候，被省体工队破格召入集训，几个月后，我通过了考核，成了一名专业乒乓球运动员， 同时也是全队年龄最小的正式职工。那时我的工资是76块钱，别人特羡慕我，而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已从最初的懵懂到 逐渐对乒乓球产生了特别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自己的一辈子与乒乓球都离不开了。

　　运动员的生活是极其单调的。刚入队时，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在业余体校的时候，由于家离得远，教练干脆 把我接到他家吃住，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我的生活。进了专业队，我要面对的第一件事便是独立。周围都是比我大至少四五岁 的队友，看着他们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既羡慕，又畏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把衣服洗得那么干净，为什么他们 洗澡时头发上能冒出那么丰富的泡沫，很久以后，我才鼓起勇气问一个武术队的大姐姐，她告诉我，像我们天天训练，出很多 汗，洗发精要多用几遍才行，我一试，头发上果然出沫了，那种兴奋，跟比赛赢了球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生活也变得像 大队员一样规律，早中晚超过八小时的训练，晚上回到宿舍，洗脸，洗脚，打开水，写训练笔记，喝牛奶，每天每一个步骤的 误差可以用分钟来计算。

　　体工队的竞争很激烈。每月都要打一次大循环，确定你在球队的地位，全队20多个人，如果进不了前8名，就算不 了主力队员，没有参加省外乃至全国比赛的机会。刚开始，我的成绩最差，前几次大循环都排在倒数一二名。一年多后的一次 ，我打出了自己的最好状态，全队第五名。那时我12岁。从那以后，队友们再也没有人把我当小孩看了，我也慢慢找到了自 己的状态，很快成长为队里的主力队员。

　　1992年7月，国家体委组织全国优秀少年乒乓球运动员在河南濮阳集训，每省原则上一个名额。我被教练以后备 队员的身份带去。那次集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国家女子二队选拔苗子，因此，当时国家女二队的教练都去了。集训先是采取 大循环的方式选出三组30多名队员，然后进行全国锦标赛。我大循环打进了一组。之后进行的锦标赛的小组赛，我以小组第 一的成绩进入了单淘汰赛。然后，八进四、四进二，我先后淘汰了一名国家二队的队员和河南当地的一名选手，奇迹般地挺进 了决赛。

　　决赛是在正规的大型体育馆里进行的，我的对手是一名北京选手。观众席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喊声、嘈杂声，淹没了 乒乓球跳动与被击打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这种境况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被干扰，同时也被刺激鼓舞，那 时心底拿冠军的欲望与意识真正清晰与强烈起来。第一局，我赢了；第二局，我输了；决胜局，15比18，我落后。接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打的，一切细节都记不起来了，结果是连扳6分，21比18，我赢了。真正的激动是无 法用语言形容的。那时，我看到国家女二队的齐教练神情兴奋地向我走来，说，你这场球打得很好，你知道冠军的奖品是什么 吗？随身听。那时我不知道随身听是什么，但我想它一定是上天送我的最好的礼物。

　　那次的比赛成绩登在了当时的《乒乓世界》上。这是那个时代的遗憾，没有其他方式记录自己成长的历程。

　　第二届全国集训锦标赛的时候，我在半决赛时遇到王楠，最后在决胜局以18比21落败，获得季军。

　　1992年，在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我第一次代表省参赛，和队里的二号女主力配合女双，打进总决赛，是当 年我们省女乒惟一闯进决赛的项目。

　　这个阶段是我个人体育生涯的巅峰时期，也是进入国家二队的最好时机。之后，我被国家体委点名到北京参加集训， 同时参加集训的还有李菊、王楠、杨影。我在那一批的成绩排在中流，属于可留可不留的一类。但那次，无论是我自己还是省 里，都没有为留下做任何积极的争取，一个月后，我最终回到了S省，与进入国家队失之交臂，那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对 于职业生涯极其有限的运动员来说，机遇就像烟花一样因璀璨而短暂。加上我国乒乓球项目的整体水平高，全国从来不缺苗子 ，作为一个地方运动员，在个人的最佳状态时期没有把握住机会，就意味着机会永远失去了。

　　直到1997年退役前，我一直保持着省内第一的绝对主力的成绩。但也仅此而已。其间，有大大小小的转会外省， 出国发展的机会，也都因种种原因错过，我最终留在了S省。

　　不让孩子看不到未来

　　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命运是对我爱人杨明(化名)人生的惊人类似的重复。

　　杨明大我6岁，是前S省男乒的主力队员。9岁在家乡重庆打球时被S省男乒教练看中，带到S省，开始了职业球员 的生涯。

　　1988年，全国第一届城市运动会上，16岁的杨明代表S省夺得了男子单打的全国冠军，同时与其他队员配合夺 取了男子团体的冠军。这个成绩在当时进国家队是十拿九稳的，但同样因为种种人为的原因，他失去了这次宝贵的机会，重新 回到了省队。之后，作为省队的绝对主力，他连续参加了三届全运会，并在同其他队员的共同努力下，保持了三届男乒的团体 前八名，在第七届全运会男单比赛中，以三比零的大比分淘汰了当时的世界冠军王浩。这些创造了迄今为止，S省男乒项目的 最好成绩。

　　但他的职业命运也仅此而已了。由于我们各是当时的省队男女乒的绝对主力，当身边的队友一批批选择退役离开的时 候，我俩被一年年地留下来。从主观上讲，我们也不愿退，我们还打得很好，还愿意打，为什么要退呢？但另一方面，我们不 得不痛苦地承认，留下来只是一种情结，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现实。

　　1997年，队里批准了我退役。但不幸的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开始精简机构，各单位只见人 出，不见人进，就业压力陡然增大。而省体委也不再负责为退役队员安排工作。

　　而不久之后，更为严峻的情况发生，省体委作出决定，从1997年开始，省里将不再负责乒乓球项目的财政支出， 原先的乒乓球队被从省队中砍掉，推向市场，靠民间资金支持成立俱乐部。

　　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外市一个民企便将球队买下。

　　那一年，我不停地奔波在各单位之间，碰壁，再碰壁。冠军，荣誉这些字眼变得遥远和陌生，更多的时间，我需要不 断面对的是没文凭、没关系、没工作经验的现实。在距离队里给出的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经朋友介绍找到现在这所 小学，他们当时正缺一名负责组建校乒乓球队的老师，我因此被留下做了外聘教师，几年后，又通过找关系，终于成为学校的 正式体育教师。

　　与此同时，杨明仍留在俱乐部里打球，但是，那时的市场化运作还不成熟，队员的薪水由俱乐部发，但是人事关系还 在省体工队，当然，也没有现在所谓的转会费、出场费。而这种混乱的运作方式，给运动员日后的生活带来了莫大隐患。

　　2001年，该企业提出无法支撑俱乐部的正常运转，要求省体委将球队收回，省体委当然拒绝。在双方扯皮的过程 中，我们才发现，1997年省体委开始为运动员设立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项目，而我们这批队员因为被推向俱乐部 ，无法享受到这几年间的任何福利，尽管我们的人事关系仍在体委。我们不断向领导反映情况，现在的省体委却将此归结为遗 留问题，至今无法得到解决。

　　2002年，杨明在迈入人生30岁的年头终于退役了。当时，正好赶上国家一个乒乓球援外项目，国家体委也比较 了解他的情况，派他去中东某国任教了一年。

　　回来后，省体育专科学校正缺一个乒乓球老师，他去了。

　　2002年年底，恋爱8年的我们在经历了拼搏、迷茫、动荡之后，终于迈入婚姻的殿堂。之后，买房，还贷，面对 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日益加大的生活开支的现实，我俩决定用业余时间教孩子打球，赚些额外收入，贴补家用。

　　我们这些年带过的孩子中，不乏有好苗子，开始激动之余，我们会建议家长把孩子往专业方向培养。

　　但是，在这个体育竞技事业日益市场化的年代，家长们远比我们想象得冷静。他们会对我们说，你俩干了一辈子的体 育，拿了冠军，到头来不还是一个小学体育老师吗？这时我们会哑口无言。

　　而现在，家长们更愿意给孩子培养一项特长，作为将来为孩子升学、就业加分的砝码。面对这种现象，我有些担忧， 却无法判断对错。

　　其实，作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乒乓球运动员的境遇算是很好的，据我所知，很多团体竞技项目以及举重、摔跤等非 普及项目的运动员在退役以后，甚至面临着无法生存的困境。

　　你问我将来有孩子，会不会支持他(她)从事体育运动事业？我说不准。首先要看他(她)的喜好和天赋吧。但，如 果那时的运动员处境仍像现在这样看不到未来的话，我想我会阻止。

　　我这并不是抱怨，相反，我对自己职业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在自己长长短短的运动生涯中 ，体验了别人可能要用一生体验的挑战，考验，巅峰，低潮，这是人生的浓缩，是一笔别人永远无法获取的宝贵财富。

　　只是，面对着平凡得可以一眼望得到尽头的现在，有时，我们难免怅然。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