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洪胜：青春的心敞向弱者

　　本刊特约记者/杨子云

　　庄洪胜是黄静家属方执意要寻找的专家鉴定人，最后，经由庄洪胜推荐，南京医科大学出具了黄静案中的一份颇具份量的司法鉴定书。

　　人物档案：庄洪胜，男，最高人民检察院科学技术研究所主任法医师，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人专家库主任法医师。

　　出版《人身保险伤残鉴定》、《交通事故伤残鉴定与赔偿》、《医疗事故分级鉴定解读与适用》、《保险欺诈骗赔特征与鉴定》等司法鉴定实务类著作20余种。

　　第一次听说庄洪胜这个名字，是在关注轰动一时的湘潭女教师黄静猝死案的司法鉴定过程中。庄洪胜是黄静家属方执意要寻找的专家鉴定人，最后，经由庄洪胜推荐，南京医科大学出具了黄静案中的一份颇具份量的司法鉴定书。往往是这样，当你期待着机会认识一个人时，机会自然就来了。2006年9月14日，北京城铁霍营站，没有约好任何标记，记者一眼认出了著名法医庄洪胜。

　　63岁的庄洪胜，车开得很稳健。退休后，他把家安在北京北郊的平西王府温馨公寓。是哪一个平西王？他不知道。他所专注的，是一个有限的领域——在那个有限的领域，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乱世法医

　　庄洪胜的法医生涯要从1969年说起。“当时的形势不太好，连云港当时实施军事管制，我被从部队抽来支‘左’ ，由于我在部队是做军医的，自然就在军管会做起了法医。”

　　那个时候天天都有批斗会。江苏的赣榆 、东海、灌云、沭阳四个县，批斗会不少，死掉的人也不少。一个人斗着斗着就被打死了，死了就算了，没人追究。庄洪胜却很认真，他一个个认真仔细地做检查，把这乱世中卑微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录在册，以待来日后人查询。这样日复一日的记录一直到1974年。5年时间，他检验的死者多达1700多例。

　　那是个疯狂的时代，作为法医的庄洪胜没有发疯，他有保护自己心灵不受震荡的支点。“我是搞技术的，所以没有害怕的感觉，我也不关心政治，我只负责做好自己的案子。”

　　干了一辈子的法医，他检验的死者尸体可以用火车拉。火车一节车厢108人，14节车厢不过1500多人。“我的孩子问我，爸爸，你检验那么多尸体，有吊死的，有舌头伸出来的，你害不害怕？我的回答是：不害怕”。“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向记者设问，旋即自己回答：“检验了这么多死者，我现在回忆不起一个死者的面貌。因为我去现场不是看人家长什么样，而是看，如果报案说是自杀，我就会考虑有没有他杀。我寻找痕迹，找损伤的特点，我的精力集中在这些方面。如果是颈部上吊的，我要寻找脖子后面的痕迹是否吻合；如果报案说这个伤口是刀砍的，我要分辨是砍伤、割伤还是切伤；同样是砍伤，是菜刀还是砍肉刀或者斧头，我要分清楚。有时候，现场摆着一个斧头，可是这个伤口是不是斧头造成的，具体的创口、创沿、创壁、有什么特征，你要知道究竟，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伤口的特征上。从一开始接到报案电话，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可能的疑难，然后到现场去一一验证对应，什么伤，这个伤又有什么特征……几千个尸体，如果我都要记他们的样子，那我这个法医没法干了。”

　　一口气说完这长长的一段话，他狡黠而得意地笑了。

　　“走后门”，为了不当官

　　这个专注于技术而内心自洽的人，曾干过“走后门，拉关系”的事。只不过，他的“走后门，拉关系”有点特别，是为了不当官。

　　时间是1974年，军管会时代结束。他回到部队，领导安排他去当保卫科长，当时，一个普通的军医，是连级干部，而保卫科长是副团级。从连级干部一下子擢升为副团，这是当时人们需要求人送礼才能得来的升迁机遇。领导出于关心和爱护，特别把机会留给了他。

　　年轻的庄洪胜第一次和领导“拧巴”了。

　　“我是一个搞技术的人，你怎么能让我去当保卫科长呢？”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保卫科长。

　　他小心翼翼地找到领导家，一个劲地求领导照顾自己，别让他当官。领导第一次见到不愿当官的下属，拗不过他，同意他回到部队当军医。平生第一次走后门，“关系了我一生的命运”。

　　“虽然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一名法医，但我很想当医生，而且我也已经是军医了，我一直认为一个懂技术的人，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想法在我现在退休后，更加得到了验证。”

　　1979年的第二次大裁军，庄洪胜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了地方法院。当时的《法院组织法》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必须有法医，连云港中院的领导正为没有人愿意干法医而犯愁。庄洪胜主动要求做法医。领导喜出望外。

　　干了一辈子法医，碰上的疑难案件很多，故事性强的案件也不少。但在庄洪胜看来，无非就是“守法与枉法”的纠葛。他一直恪守着一个技术鉴定人员的职业底线。

　　一个籍贯是陕西渭南的退伍军人在连云港开着一辆吉普车在马路上逆行，一连压死7个人。当时，死者家属聚集在政府办公大楼门口，政法委很想早点了结这个案子。但庄洪胜在鉴定之后，发现这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他如实出具了司法鉴定。政法委顶不住死者家属哭闹，找他协调，说：“这个人他的家人都不要他了，也没有人来问他的消息，你至少给开具一个部分责任能力，就可以做出有罪判决。”庄洪胜回答说：“你们想要怎么处置他我管不了，但我不能更改我的意见。”

　　这个案件颇费周折，最终还是采纳了庄洪胜的意见。

　　这个故事至今还在连云港广泛流传。

　　“我这一辈子做的案件很多，可以说，没有一个遗憾的案子，凡是我经手检验的，都经得起检验。就是在军管会期间我做的那些案子，后来审查，也没有一个差错。”

　　庄洪胜对自己这个记录，无比自豪。

　　第一心愿：给弱者帮助

　　庄洪胜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是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咨询。“收入低下的人、残疾人、下岗的、吃低保的，这些人遭遇到人身伤残伤害，发生劳动医疗纠纷什么的，我希望能够无偿地为他们咨询，做鉴定，给他们一点帮助。

　　现在的司法鉴定收费太高，比如说，一个医疗纠纷鉴定，北京的收费高达8500元。“我出生于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解放前还要过饭，我知道老百姓的苦。他种一年的地也挣不够八千，你一个案子的鉴定费就收八千多。有的还磨蹭一两年都不给出具一个证明书。没有鉴定法院不给立案，他怎么打这个官司，他怎么能寻求到公正？”

　　庄洪胜的质问中带着几分愤怒。

　　“古话说：男儿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一个老头，他白发苍苍跪在法院门前，从伦理上说他这是跪谁呢？他是在跪求公正，他是在以此抗议司法不公啊。”

　　弱势群体最常见的情况是伤了残了，想要找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个鉴定，却求告无门。庄洪胜想帮助他们鉴定，虽然他没有公章，他出具的鉴定不具备法律意义，但是，“全国各地的司法鉴定机关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写的鉴定很客观公正。如果我帮助他写了一个鉴定，至少是，地方鉴定机关，可以算是二次鉴定，这样就可以少收他一点钱，至少是不可以欺骗他了。”

　　伸向弱者的另一只援手

　　退休前在高检上班的时候，他一年收到求助信300多封。他会一个一个认真地回答，然后自己出钱贴邮票，寄给他们。能够为需要的人做点事，他很高兴。退休后，这个通道断了。于是，他埋头著述。他的目的简单：让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更多的人所用。

　　从1994年出第一本书至今，12年间，他独著和合著的书，合计有67部之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列出详尽大纲，他们按着我的大纲写。我能不能全部都自己写呢？能。可是我一个人时间来不及。”

　　他的著作以司法鉴定实务类著作而闻名。这些书成了当事人、律师、法官的案头必备。

　　“不是什么伟大精神，是因为读者有需要。我以前的书，收到很多反馈，很多人打官司就是依据我的书，他们很认真地以我的书做证据，复印下来交给法庭。我看到这样的信件时心里有点惭愧。因为以前写的一些书，还不能说很认真。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一天差不多一万字，写了之后就交给刘志新，都由她来修改，我就不管了。”刘志新是他的夫人，一位高级法官。

　　由于感觉自己以前不够认真，现在他更认真地写书，让需要的人更便利地使用。退休三年来，他主编了一套丛书19 本，近700万字。全是他写完详尽大纲，然后找人分工负责完成，最后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统稿审定。这套丛书填补了司法鉴定实务领域的好几个空白，如《保险欺诈骗赔特征与鉴定》、《医疗事故分级鉴定解读与适用》等。

　　为了好好写书，他最大限度地简化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在北京北郊的小镇平西王府某公寓买了套房子，一头扎进这个带院子的屋子。爱人刘志新则每个周末大包小包地从城里赶来，而他自己则几乎不进城，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给自己熬粥，熬好粥出去遛弯半个小时，六点左右回房间早餐，早餐后工作。中午12时准时中餐，中餐后午休一个多小时，起床后工作。晚六点准时晚餐，出门遛弯半个小时，间或和小院子里的植物们聊聊天，然后看书，晚十点准时睡觉。一觉睡到早晨五点。

　　他喜吃清淡，豆腐白菜足以滋养肠胃。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他种着杏树、桃树、石榴、丝瓜和何首乌。

　　他好学，54岁学开车，55岁学五笔打字，第一次学习使用电脑。现在一天敲上四五千字，“一点都不累”。

　　63岁了，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他学不会的东西。“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他说着，开心地笑。这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心态。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