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基会秘书长谈山西违规操作 称传染行政弊病

涂猛接受采访时称，青基会要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否则出事就是大事

　　■对话动机

　　11月7日，本报以《圆梦行动助学款延误三月未到账》为题，报道山西女孩刘海兰的助学捐款延误事件。上周，青基会调查人员赴山西调查，初步认定山西青基会违规操作导致延误。

　　作为国内教育领域颇具影响的社会工作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有何教训？以后制度设计上如何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前日和昨日，本报记者与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进行对话。

　　■对话人物

　　涂猛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他1983年大学毕业进入团中央青农部工作，1989年与中国青基会共同参与发起“希望工程”，1992年进入青基会工作，2005年4月担任青基会秘书长。

　　助学捐款延误

　　“圆梦行动”要做审计

　　新京报：刘海兰助学捐款延误一事的调查已经结束，初步查明是山西青基会违规，对此会有何处理？

　　涂猛（以下简称“涂”）：14日上午，听取调查人员报告，查明是管理的疏漏导致山西这次的助学捐款划拨延误，责成山西青基会对此进行自查，并提交自查报告，青基会会根据自查报告和这次调查情况确定如何处理。

　　新京报：通过这件事你们是不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涂：募捐的推动和善款的管理必须同时抓，否则很有可能出问题。不过也要看到，山西方面的违规是一个“积极”的违规，还在安全阀之内，是因为业务量增长太快，人员跟不上导致的。

　　当然，他们将“二级直通车”变成“三级直通车”也有一定的理由。在后期，因为学生已经离开原籍上学，将捐款转给团县委还是相对安全的方式。这个在我们内部也有争议，每个不同的捐助方式要反复讨论和论证。

　　新京报：事后你们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

　　涂：首先是向捐助人和受助人道歉，我们副秘书长给捐助人孙家洲教授登门道歉。另外，两个部长到武汉和山西，向刘海兰道歉并慰问她母亲。随后就是调查。

　　另外，我还布置了三点：一，各省还有漏发未发的，立即下拨；二，11月20日前，各省找独立的审计机构，对今年的“圆梦行动”做内部控制的审核，年度审计报告中，对“圆梦行动”要做专项披露；三，要对受助学生进行追踪。

　　新京报：去年青基会采用的是直接将捐款发放到学校的方式，今年为何选择直通车的方式？

　　涂：今年“圆梦行动”的规模和人数比以往都多，全国上千所学校，一所一所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但“直通车”操作时环节增多，容易变形出现漏洞？譬如这个事件。

　　涂：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就否定一个制度。前段时间，有一个评估机构对我们今年受助学生做了个调查，22.2%的学生表示，如果没有这个资助，他们可能就要打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将资助时间提前，解决学生“没钱上路”的问题。

　　慈善组织信誉

　　传染了行政系统弊病

　　新京报：山西青基会的李秘书长在接受调查时说，人员素质跟不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也无能为力？

　　涂：这是个普遍问题，不单是山西。在青基会总部，我们已经执行严格的内部考评，现在开始向省级机构推广，但需要时间，因为他们都是独立法人，一般是挂靠在当地的民政部门。我们对此更多的是培训，提升能力，而不是一开了之，这本身就不是发展的态度。

　　新京报：有人质疑青基会这种依附于行政系统的方式，摆脱不了这样的问题？

　　涂：这是中国公益机构的共同现状，我们首先依靠的是行政框架。为什么呢？各个省级青基会都是属于团省委的，借助这个力量，也借助其资源和管理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新京报：所以行政系统的弊病也会传染？

　　涂：是的，譬如效率问题，人员问题。

　　新京报：但是好像有的捐款人不相信行政力量主导的慈善活动？

　　涂：所以必须建立一种让公众参与并监督全过程的制度，我们要摆脱这种体制的制约因素，又要利用它的优势，规避体制的毛病。

　　新京报：现在有什么好的制度吗？

　　涂：有，就是“一助一”。

　　作为规避风险和创新的产物，它是1992年推出来的，也是青基会的管理与社会监督的核心制度，就是让捐助人受助人都能知道整个过程，并且参与进来，这是最好的监督。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完善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