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九一八之际联袂亮相

　　本刊特约撰稿 李 辉

　　实力悬殊的中日对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硝烟顿时弥漫整个东北。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

人物。

　　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相币原率先成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张学良是与这一事件最直接的关键人物之一，似更应被选为封面人物，但《时代》挑选的是蒋介石。大概他们更看重该事件引发的是整个中国的危机。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4年多过去，蒋介石似乎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俨然头号政治强人。但实际上，直到1930年9月在中原大战中打败冯玉祥、阎锡山之后，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这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1年。即便如此，蒋介石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也很有限。面对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另立的广州政府形成强有力对抗⋯⋯号称“第一巨头”，但他何曾有过一天的安宁？更遑论所谓的权威。如今，更大的国际挑战来到了。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日本人看来，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际联盟持强硬态度：

　　在东京，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称：“世界不能让日本向中国低头。如果这样做，将导致严重后果。”

　　“南京是无能的。”处于麻烦地带中心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田，上周对记者这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着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分析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它所列举的双方军事力量的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的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作过，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万多人，其中1.5万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达到近80万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船舰)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万吨)。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在危难中。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北就不断面临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

　　在愤怒的民众面前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北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不敢宣战的蒋介石，又必须安抚愤怒的民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为安抚情绪激烈的爱国学生，使其摆脱痛苦，南京的蒋介石主席上周组建“学生军”，准备抗日。但大量学生没有参加，他们怀疑蒋是否会真的宣战。3000名学生在南京聚会，大多数人年纪很轻，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也许会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听说又有一辆火车满载学生将要离开上海，蒋主席立即下令火车停车，哪怕学生威胁要砸烂车站。发生一阵骚乱后，上海铁路部门官员只能放行，当火车驶出上海车站时，学生们阵阵欢呼。火车开到距南京50英里的镇江时，驶进副道，学生愤怒了，但司机和司炉留下火车头，早已离开远去。

　　在美国，赞助燕京大学的费城人，收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电报，据称，他的中国学生在继续上课，没有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在这样的时刻，蒋介石被推到漩涡之中。日本侵略东北，无疑打乱了蒋介石欲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的部署。国难面前，他仍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既定的方针，不会因“九一八”的突然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蒋介石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向日本宣战，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他清楚中国与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1931年，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说他需要时间。

　　“第一夫人”初次亮相

　　与蒋介石联袂亮相的宋美龄，一共有3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931年为第一次。对初次亮相的宋美龄，《时代》报道的重点是她与母校威斯理学院校友在南京的会见。按照美国习惯，《时代》将她称为“第一夫人”：

　　当蒋介石总统从中国漫长的战争中抽出时间走回家里，他便会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第一夫人美龄——少女时她在威斯理学院留学，发型留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交样式，饰以珠宝，她是虔诚的循道宗的基督徒。上周，第一夫人美龄又一次接受了她很少拒绝的拜访请求——最迫切的请求来自威斯理学院的女校友，她们希望被接见。觐见中国第一夫人总是被安排喝茶。

　　喝茶地点是在第一夫人在其丈夫的首都南京的住所，小巧的房子由红砖和灰水泥高墙环绕。为什么她从不和丈夫一起露面？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她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尽管一般只可能提出其中一两个问题，但上周，中国的这位优雅、坦率的第一夫人，却向她的威斯理学院的女校友回答了过去一年的所有问题。她最后的也最简洁的回答是：

　　“我一直在考虑生育孩子可能会使母亲无法履行社会义务，中国目前需要的是自由的妇女来训练别的妇女。”

　　第一夫人美龄的首要社会工作是抚养孤儿，他们的父母均死于她丈夫的战争中。

　　问到她是否一起参加蒋主席的行军。她温和地说：“是的，我经常想这么做，经常！但把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同时放在危险之中，显然是不明智之举。”

　　直到上周，所有威斯理的来访者还在说，为她们倒茶的第一夫人美龄，身着上等丝绸的中式旗袍，脚上的鞋则是在威斯理制作的(不是中式的)，她操一口带有波士顿口音的英语，戴着亮闪闪的珠宝戒指，珍贵的玉器耳环。一个女校友惊叹道：“这个古董花瓶真美！”这时，美龄优雅地回答：“不错，它很古老。但那边的那个玉瓶更古老，有800年了⋯⋯”(《时代》，1931年10月5日)

　　笔者在2001年8月曾前往美国威斯理学院，为了寻访宋美龄在母校的陈迹残影。走进校园，就像走进了公园。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校园消融于田园风光中。教堂耸立于坡顶，湖泊躺在舒缓起伏的山丘之间，花丛树影从路边草地上一直延伸到湖畔。汽车如在画中行。拐弯，下坡，美景叠现。难怪人们认为它是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站在湖边，仰望高处教堂塔影，我甚至怀疑，在这样的美景中，一个人怎么还会有心思念书？

　　美丽的威斯理校园里已很难寻觅当年的宋美龄的踪影。在书店里，翻阅多本关于威斯理学院的图书，未见一本提及曾经令母校为之骄傲的这位中国学生。问书店小姐，自然也难知“Madam Chiang”这个一度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的名字。

　　走到中文系教室走廊里，忽然发现，在告示牌上五光十色大小各异的招贴中，夹杂着贴有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剪报。剪报为复印件，一角已被盖住，标题《蒋夫人下月6日104岁“嵩”⋯⋯》，后缺一字，想必是“寿”。剪报的时间为2001年2月15日，距我寻访威斯理校园已近半年。

　　一张不起眼的剪报，成了104岁的宋美龄与母校的唯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