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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收藏的杭州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7日17:15 观察与思考

  -观察记者 袁华明

  “我这半辈子,没有其他爱好,就是喜欢宝贝。从17岁到50岁,再从50岁到将来作古,都只会和这两个字有关 :古玩。”

  收藏世家

  1957年,胡耀明出生在杭州余官巷16号的一个大墙门内。说起和古玩结上缘分,起因就是周岁抓周。当时床上 放了钱、玩具、书、算盘、笔和两件古董,他就抓了那两件古董,而他哥哥抓的却是玩具。虽然最后兄弟两人现在都在做古玩 生意,但他父亲却认定了只有胡耀明才是古玩方面的继承人。

  胡耀明向观察记者讲述了他父亲三件宝贝的来历。“第一是挖井。父亲带着我去挖过余官巷、皇亲巷、百井坊巷的很 多井。井眼被淤泥堵住了,居民就凑钱请人挖井,挖一口井给5块钱。我人小,父亲便把我装在桶里放下去,我把淤泥挖到另 一只桶里,让父亲打上去。要知道这井泥里有宝贝!钱币、钢笔、金戒指、玉器都发现过,估计是居民在井边洗东西时,不小 心掉下去的;第二是淘河。1960年代那个时候,中河常常堵塞,父亲会去中河挖淤泥。中河里发现的东西和井里的不太一 样。比方说有瓦罐、瓦缸、瓮甏,据说都是从中河的运输船上掉下来的。玉器也有,但少;第三就是帮工。我父亲会做泥水活 。杭州的私房,有园子池塘的大宅院,几乎我父亲都被主人家请去修过。下水道堵了、屋顶漏了、窗户坏了,我父亲都会把它 们搞好。搞好以后,主人家会拿出一些

瓷器、铜器、字画什么的给他,当做工钱。因为他们晓得我父亲喜欢这些东西,而有时 ,父亲自己也会向他们要。”

  那时候,这些东西不值钱,到“文革”的时候,扔都来不及扔。胡耀明的父亲替人帮工得到过三件宝贝。那是“文革 ”中期了,众安桥有一大户人家,据说是皇亲国戚,院子里还有花园,非常气派。里头住的老奶奶给胡耀明的父亲看过一些古 董,他父亲看上了其中的三件宝贝,为了得到这三样东西,还替他们家打了一年工。一样是南宋官窑的花口洗;一样是一幅十 多米长的山水画卷,白玉的轴头,绫卷,画的是具有湖南风光的潇湘八景;再一样是一件宣德年间的铜器,那是一个摆件,铜 器底座盘了两条龙,龙的中间有“内用”两字,正面是宣德御题诗,相当的漂亮。

  1998年以后。古玩市场开始旺起来了。“我就跑出了单位,在以前的吴山花鸟市场有了一个不固定的摊位,那一 年我太太生了个儿子。由于我大哥家生的是女儿,所以我父亲对于古玩继承人就更确定了。他干脆把我爷爷留下的三件宝贝也 给了我。我爷爷是安徽人,在杭州做茶叶生意的,当年也是把挣来的钱拿去买古玩。而我呢,等儿子对古玩有了兴趣后再教他 学一些我的独门鉴定秘诀。”

  说话间,忽然发现胡耀明手上戴了很大一个玉镯子。原来这叫盘玉,就是用手把玩以人气养之的意思。这个玉镯子是 宋代的古玉,属于半传世的东西。据说古玉被人经常戴着,它会慢慢醒过来,光感啊颜色啊,都会变,会变透。“我到一定辰 光,就可以拿下来,让它进入市场卖个好价钱。盘玉是我的一个习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也经常一只手把龙头,一只手还要 摸着玉佩玉琮呢。”

  鉴定行家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文物鉴定专家已遇到越来越多的尴尬,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广大收藏爱好者则产生了越来越多 的困惑。有的东西,这位专家说不对,那位专家却说对的,标准在哪里?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拍品,中国专家说不对,外国 专家说对的,结果还拍了大价钱,想想真是很奇怪。有的中、低价位常见的东西还好说,一些高档顶级少见的东西,谁都说不 清楚。像这类情况的发生,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因而导致了信任危机。

  胡耀明介绍说,平时专家最喜欢、讲的最多的是古器物纹饰、器型、工艺方面的问题。把前人书上讲过的,还有现成 的参考物当作典型器、标准器来作为鉴定真伪的标准,具体应用起来,却经不起推敲,好像一只到处漏气的皮球。比如讲到纹 饰,就认定古代的都是流畅的,而仿品都是呆板的—难道古代就没有呆板的线条?现代就没有流畅的画工?这不是唬人吗?

  还有纹饰和器型都要跟书上的东西对照,对不上的实物有的吃不准,有的成了“妖怪”。这里面,有的器物被专家写 进书里,就成了典型器、标准器,有的没有写上去,则成了“孤魂野鬼”。这到底是专家的主观使然,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问 题?而谈到古代工艺,就认定是鬼斧神工一般,是现代人无法仿制的。这种说法,难道不就是笑话吗?古人在当时相对原始落 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创造了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艺术品,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难道我们 的生产力水平反而倒退了不成?我们现代人的智慧和生产工具要远远优于过去,即使是非常体现远古工艺水平的良渚、红山这 类的纹饰、器型,怎么会仿不出呢?而这样荒缪的理论,居然蒙住了很多人的头脑。在这里,主观唯心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不是客观的,不符合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没有抓住鉴定真伪的本质,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奇怪 的现象,有的专家只知道馆藏的瓷器是真的,而不知为什么真,所以,一旦碰到来源无序的,便不知真假。只好形而上学,以 馆藏东西为标准,来“忽悠”人们。

  殊不知,古瓷器是手工艺品,同样的器型和题材,仔细看绝对是有差异的。并且,古瓷器经历的环境不一样,其中的 物质不一样,作用于器物上的情况便都不一样。假设同样的釉面、彩料和胎骨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釉面、彩料和胎骨也会有 差异,哪来一模一样?事实上只有参考物,没有标准器。还有的专家只会看明清的瓷器,有的专家只看明以前的瓷器,而对于 文物“老”的共性,根本没有做到融汇贯通。从鉴定文物新旧真假的角度讲,他们甚至没有脱离感性认识的阶段。但由于客观 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唯书、唯权威的种种陋习,这正好为专家撑起了一把带着形而上学的保护伞。

  还有不少专家很寄望于仪器鉴定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真正旧的东西和新的看上去都已经没有了什么区别,那老东西 还有什么魅力可言?我们不禁要自问,我干吗还要搞收藏呢?”

  当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某些专家对一些价值高,难以定论的器物,就很喜欢追究是否“来源有序”,好用来证明眼 前这件东西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文物的真伪是由他自身的本质特征来决定的,来源有序无序的问题能证明 一切吗?对于文物鉴定来说,来源问题是间接的,是表面现象,仅能作为参考,而器物本身的真伪问题是直接的,是本质问题 ,搞乱了,就会本末倒置,造成危害性。有的人说器物本身的问题讲不清楚,那只是他的观念和研究水平成问题而已,但绝不 应该用来源问题作为这个问题的挡箭牌。”

  独门绝学

  “我去看过一个人收藏的东西,3000平方米的屋里,摆的全是假的。做古玩生意,自己不跳进去买进卖出,怎么 做得好?”

  “那些专家,他摸着个花瓶说:这只花瓶造型独特,色彩明亮,线条细腻,手感沉重,纹饰精美,凑到鼻子前仿佛还 能嗅到大明皇朝的气息,这就是大忽悠,综合性忽悠。专家会概括啊,他概括出来的东西,别人照着他的话能仿造出赝品,每 一个特征都对得上。于是有些人买了去,照着专家的书一对,东西和书上说的一模一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像捡到宝贝 了。可你说这是宝贝吗?”

  胡耀明很有天赋,年纪很轻的时候看宝贝就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了,不仅去浙博、上博看东西,而且每年去景德镇,景 德镇的造瓷工艺到了什么水准,可以仿真到哪个水平,新的东西可以做到什么样子,不知道假的焉能知道真的?市场经济已经 开始了,这鉴定学也就是比较学。

  可能有的专家还不服气,因为他们每年也按排了一定的时间和次数到景德镇等实地去看仿品制造,也了解到一部分制 假过程和当地情况,也有过一定范围的实践活动。但仅仅这些在胡耀明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从实践到理论,从对事物的感性认 识升华到理性认识,需要实践者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从现在到将来,人们迫切期望的 是经得起复杂的市场经济考验,并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正确指导思想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对此,胡耀明呼吁文物鉴定专家要有清 醒的认识。

  “前段时间,杭州有个大老板邀请我去看他收藏的东西。看了几件东西后,这位大老板又拿出一只看上去簇新的青花 大罐,饰有龙凤飞云纹,龙是五爪的,明代的款式。这件官窑所在的朝代很短,很稀有。我看了以后,就跟他说,这是对的, 恭喜你得到一件宝贝。”这位大老板一听,马上就竖起了大拇指说:你是真正的高手。原来这件藏品千真万确,大老板心里是 有数的,只不过叫来七八个行家看过,没人说得清楚。

  “做古玩这么多年,我交过几百万的学费。现在做鉴定,宝贝的情况真是太复杂了。有时候看不懂也要买,因为必需 要有这个胆子。原始积累时期,买错的再卖出去那是常事。但现在我做大了,再这么做就不行了,名声更重要啊。”

  “我父亲对我说,第一要有文化,第二实践出真知,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三大教诲,我一辈子铭记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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