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国财经报道》：徐工并购蓄势冲关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1月20日播出节目《徐工并购蓄势冲关”》，以下为节目内容。

　　国内工程机械业的老大徐工集团和美国凯雷集团的并购案，今年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经济界。就在大家还对徐工该不该卖给凯雷争论不休的时候，徐工集团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他们又和凯雷达成了新的协议，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的股比从原来的85%降低到50%，为什么徐工卖给凯雷的股份一下子减少了35%，这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我们的记者对于这桩

并购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被破坏的“婚礼”

　　2005年10月25号，在南京一家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一场企业间的“订婚”仪式隆重举行。“订婚”的一方是排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首位的徐工集团，另一方则是国际投资大亨美国凯雷集团。凯雷给出的“聘礼”是3。7亿美元，这些钱将用来收购徐工集团旗下“徐工机械”85%的股份。

　　然而接下来，类似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发生了，就在今年双方准备步入婚礼殿堂，

　　突然闯进来的这个人叫向文波，湖南三一重工集团执行总裁，他高喊反对的方式，是通过时下最流行的网络博客。向文波在博客中公开指出，徐工集团，这个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大胆而富有爆炸性的观点，迅速在全国经济界蔓延。几乎全国所有的财经媒体随后都加入了这场讨论，当然，观点也是百花齐放。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三一这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它是不具备收购徐工的能力的，无论是从资金也好，或者其他的准备也好，整体他是不足以并购的，问题就是这个并购呢，你应该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中来考虑，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凯雷是个财务公司，那么一个财务公司是不是就具备了并购一个实业的专业能力呢？恐怕是不具备的。”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舟伟：“我觉得像徐工案从一个单纯的兼并收购市场这么一个窄众的注意力突然一夜之间上升为公众注意力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对这种外资收购政策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政策的走向现在还很难评估，但是肯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上升为一个国家大的宏观部门考虑的重点，实际上等于设置了某种重要的议程。”

　　从徐工该不该嫁给凯雷，是不是贱卖了国有资产，到外资进入是否会造成行业垄断，是否会危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在媒体激烈的交锋中，徐工并购案史无前例地成为被最多人关注的大型国有企业改制案例。

　　向文波对徐工提出的种种质疑有没有道理？徐工真的是被贱卖了吗？

　　说起徐工，也许您还有点陌生，但如果我提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这句广告词，你是不是就比较熟悉了呢？徐工集团，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十多年前，咱们国家修马路的压路机有一半都是“徐工牌”的。那么，看起来挺好的一个企业为什么要改制，而且还选择了一家国外的私人基金作为合作伙伴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一个多月前记者专程到徐工集团进行了调查。

　　二、改制探密

　　记者来到江苏徐州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提到徐工集团，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

　　徐州出租车司机一：“大的企业，只能说在全国来说就是徐工集团和维维。”

　　徐州出租车司机二：“他们的工资相对而言最高了。”

　　已经有17年历史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主要生产工程起重机械、路面机械、混凝土机械，是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也是我国的500强企业。

　　在徐工集团的网站上，2005年集团十大事件之首，就是与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签定战略合作协议。而第二件大事，就是集团在市场需求下滑的影响下，依然以170亿元的年收入和128亿元的销售收入，巩固了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的地位。

　　既然有这么好的经营业绩，徐工集团为什么还要把旗下的徐工机械卖掉呢？记者来到徐工集团总部，但却被挡在了传达室门外。工作人员说，领导们都在开会。等待了几个小时后，记者通过手机多次联系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但没有回应。无奈之下，记者只得根据机械行业一位业内人士提供的电话，联系徐工集团专门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经理王岩松。这位王经理据说已经在徐工工作了15年，并参与了徐工改制的全过程。而王经理的回答，也给了记者一线希望。

　　记者：“您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电话)：“我还在外地，我在南京呢。”

　　记者：“如果要是您回来的话，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电话)：“这倒问题不大，主要是我不在徐州，我明天再和你联系吧，好吧。”

　　可是等到王岩松回到徐州，记者却再也没能联系到他。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进入了记者的视线，这个人叫付健，从1986年起就在徐工工作，先后出任过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1999年他开始担任徐工集团总经理。五个月前他已经调到徐州市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了。

　　经过反复沟通，他终于答应可以聊一聊改制前情况。付健对徐工经营状况的描述，也让我们看到了徐工网站上不曾展现的一面。

　　徐工集团原总经理付健：“老的国有工业企业，这个机制上有些问题，人员的问题，这个负债的问题，这些都有。徐工集团的改制真正的启动是，大概是在2003年市委有一个文件，也召开了一次全市的一个干部大会。发了一个文件，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就是要用一年的时间，把徐州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要改制完成。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徐工集团的改制才开始启动。”

　　付健说，销售收入并不等于效益。由于是国有企业，徐工被迫接管了很多和主业无关的企业，像轮胎厂，纺织厂，加起来徐工集团旗下的企业有50多家，大锅饭，赢利的企业背不动亏损企业。中国工程机械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证实了付健的说法。

　　中国工程机械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作为徐工集团他不可能保住一个，只能相互协调，它不能说这个企业好那个企业不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徐工的改制迫在眉睫了。”

　　2003年徐州市国有企业掀起改制大潮，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工拉开了改制的序幕。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国有企业改制也开始进行严格规范。2003年3月，财政部紧急叫停MBO；4月，国资委正式成立；12月《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出台。一系列的严格监管，也使徐工在选择战略投资者方面采取了谨慎态度。就在那一年，徐工在南京来了个“比武招亲”，寻找合作伙伴。从事企业并购咨询的李肃就曾经代表民营企业德隆集团，参加了这次推介会。

　　据李肃回忆，当时徐工集团由于规模比较大，在80多家江苏的国有企业中格外引人注目，有30多家企业蜂拥到南京，纷纷向徐工“提亲”，这些企业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有企业，一类是像德隆、复兴实业这样的民营企业，另外两类，分别是凯雷、摩根这样的国际财团，和国际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集团这样的外资企业。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第一个就是排斥了国外产业资本，因为产业资本，像卡特比勒跟他们合作很长时间，该学的学出来了，像首创也好，北汽福田也好，这些很多国有企业提出的想法，他总体来讲，认为跟这个大势不合，所以把他们也否定出去了，因此第一轮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就剩两类主体，一个金融资本，一个就是像德隆这样的民营的产业资本。”

　　李肃说，当时他代表德隆递交的改制方案基本得到了徐工方面的认可。而凯雷集团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也获得了对方的青睐。然而没成想，到了2004年，德隆东窗事发轰然倒下，这让徐工彻底放弃了对民营资本的期待。2004年，徐工开始第二轮大股东招标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一家民营企业的身影，此时，参与徐工机械竞标的有力竞争者，实际上只下了外资大财团。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最后在外资里边去选的时候，就凭这个凯雷这么长时间的积累，第一轮就在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所以它不可能到最后是败出的。”

　　尽管在第二轮招标的时候民营企业已经不在徐工考虑之列，但当时竞标的企业也不只是凯雷一家。在进入第二轮竞标的时候，和凯雷竞争的，还有一个颇具实力的国际金融巨头——摩根大通。

　　要知道，摩根大通可是老牌金融劲旅，是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和他的名气相比，同样来自美国的凯雷集团就让人有点陌生了。凯雷是谁？它靠什么击败了像摩根大通这样的对手从徐工竞标中脱颖而出呢？记者对凯雷也进行了一番调查。

　　三、改制探密

　　和其他国际金融巨头相比，凯雷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其背景却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成立于1987年的凯雷集团，创始人之一是大卫•鲁宾斯坦，这位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助理，把凯雷总部设在了美国华盛顿。今年3月底，多年来低调行事的凯雷投资集团发布了一条消息：凯雷成立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基金，这也是美国基金公司有史以来筹集的最大一笔基金。这100亿美元加上凯雷可以向金融机构拆借的450亿美元，足以让他们一次性买下耐克公司甚至福特汽车公司。 凯雷主要在各国投资有政策优势的产业，比如电信业，金融业、航空业等。

　　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凯雷开始大举进军东亚市场。在韩国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外商投资者之一，在日本它也成为从事合并及收购业务的著名大公司。目前凯雷在整个亚太地区设有8个办事处，其中有四个设在中国，这足以显现它对中国业务的重视。而凯雷在北京的办事处就设在记者身后的这个写字楼里。

　　实际上在并购徐工之前，凯雷在中国已经有多项投资，包括收购太平洋寿险、帮助携程网上市，入股聚众传媒等。这些项目普遍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祖文萃曾经这样阐述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凯雷中国战略核心只有两个：一是创业项目，一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项目。凯雷不可能投资小公司，我们一定要投资行业里的老大。”

　　而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业的老大，徐工对凯雷的吸引力显然是巨大的。但是凯雷在参与徐工并购的竞争中，对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它的出价并不是最高的。据记者了解在第二轮招标中，摩根大通基金的出价是人民币31.94亿元，而凯雷提出的是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比摩根大通的出价少了1.3亿元。

　　记者从凯雷在北京的办事处了解到，收购徐工是由凯雷在上海的办事处来做的，为了了解邮件的真实性，记者试图联系凯雷集团亚洲基金参与徐工购并的负责人，但对方回绝了采访要求。

　　而一直坚持“徐工被贱卖”观点的向文波说，根据他掌握的资料，实际上凯雷付给徐工的钱可能还要少。

　　三一重工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从几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贱卖。+而凯雷与徐工这层达成的协议，是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2.55亿，收购徐工82%的资产，一部分，通过六七万注资，或者增资，获得徐工3%的资产。然后加一个对赌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凯雷应于收购的资讯，就是2.55亿。再加1.2个亿的注资和增资，这个注资和增资是注入徐工机械。徐工机械这个时候凯雷已经拥有85%的股权。那么实际上，他这个钱是放回到了自己口袋里，从左口袋到右口袋，所以他实际用于购买的资金，就是2.55亿。”

　　按照2003年的外资并购法规，如果并购交易金额在3千万元以下，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审批，但是交易金额在3千万元以上必须由商务部审批。由于徐工和凯雷的并购金额在亿元以上，而且徐工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之一，所以商务部、发改委和国资委对两家的合作非常重视。反复调查研究迟迟没有批复，8月份商务部还出台了一部新的外资并购法规。有人说正是因为围绕徐工并购案的争论太多了，才推动了这部新法规的出台，按照新法规的新标准，这桩并购最终会命运如何呢？

　　四、听证会之争

　　7月18号，在商务部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内部“听证会”，主题就是“凯雷和徐工并购案”，当天，商务部、国资委、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证监会等国家多个主管外资并购的部门都派出了负责人参加听证，而接受提问的则是江苏省及徐州市的政府代表，以及徐工集团。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次针对一项外资并购进行听证，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这次听证也没有对媒体开放。

　　据当天与会人士透露，听证会上，河南洛阳轴承厂与德国舍弗勒集团的并购案也被提起。原因是洛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与徐工的性质有类似之处。

　　事实上，河南洛轴并购案在业内引发的轩然大波并不亚于徐工。据了解，德国舍弗勒集团原本准备以11亿元的价格控股洛轴。但在河南省国资委派人调研后，做出了“不能并购”的判断，并购就此搁浅。而为了了解洛轴并购案的相关情况，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等六部门组成的考察团也在8月初去洛阳进行了调查。

　　据有关人士介绍，洛轴并购案之所以会停下来，是因为其产业地位非常重要，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神州”系列飞船上，都有洛轴生产的轴承在运转。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就说它不仅是承担了很大一块，我们国家普通机械装备工业的轴承配套，承担了部分的军工配套，那么这样的企业应该说，它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行业技术进步的主体和牵头单位，也是国防的基础。那么我认为，它这次终止了和外资谈判的过程，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

　　那么，徐工作为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企业，它的并购案是否也和洛轴一样，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安全呢？

　　针对这个问题，7月19号和27号，商务部又接连组织了两次听证，这次邀请的是行业协会和工程机械企业的代表参加。国内大型工程机械厂家，像柳州重工、厦门重工、长江起重机、三一重工等都派出了代表。但这次听证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除了三一重工，其他企业都投了徐工并购案的赞成票。

　　三一重工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你看到了那次所谓的听证会上，我是唯一的反对者，表态，不支持这么一个收购。假如说针对徐工这种交易，没有人反对的话，那这种后果是很可怕的。”

　　向文波指出，今年6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他认为根据这个文件，徐工应当属于装备制造业中受国家保护的企业，不适合被外资控股。而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的高粱也同意类似观点。高粱曾发表过一篇《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报告，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像徐工这样，它是属于一个行业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它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发展，市场的扩展，意义非常大，而一旦如果它，如果被外商控股之后，它的很大的一块利润，未来市场发展的空间，忽然间就换了主人，利润流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这是一个行业利益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属于经济安全，所以有些人可能把我们的产业安全，片面的理解为国防安全，或者国防产业安全，我觉得是不全面的。”

　　然而，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却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茅仲文曾负责起草了“十一五规划”中关于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徐工生产的产品，它只属于一般的装备制造企业，按照国家政策，这块产业应该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一个就是的大型的发动机，现在就是地铁的大型发动机。一个是国家重点项目大型施工机械，这个一直是国家重大的装备市场，那么徐工几乎没有。”

　　而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则在最近发表了一篇《也谈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文章中指出，要警惕以经济安全为名，煽动经济民族主义。对于徐工并购，他认为不值得渲染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志乐：“从改革开放以来，建立那么多外资企业，我觉得还没有发现哪一家企业在破坏中国的安全，最后中国政府还放任自流，让他随便干，我觉得还没有这种先例。何况，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外资企业，或者是并购之后建立的外资企业，是作为中国企业来对待的，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制约，或者规定。”

　　日前在郑州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上，记者采访到了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他对外资并购也提出了三点意见。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第一是支持，第二是要规范，第三，就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我们要控制住。”

　　但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外资并购是不是危及到经济安全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似乎缺了这么一把尺子！

　　在美国，有一部专门的《反托拉斯法》规范外资并购；对于重点行业的并购，美国也有专门的机构“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机构隶属于美国财政部。像我国联想集团并购IBM一案，就曾接受了这个机构审查。另外对于大型的跨国收购，美国司法部和对外贸易委员会等机构也可能介入反垄断审查。

　　然而在我国，《反垄断法》尚未出台，而商务部、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今年9月8才刚刚开始实施。

　　虽然今年两会期间工商联代表曾提议国务院设立“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和协调涉及经济安全的投资、经营等行为，但这样的机构毕竟还没有在我国真正出现。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还在等待批复的徐工并购案，或许会成为未来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一个风向标.

　　按照外资并购的程序，从签订协议那天算起，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就自动失效。从去年10月25号到今年的10月16号，就在凯雷和徐工的并购协议签署即将满一年的时候，双方对原有的并购协议做出了重大调整，而且就在这时候我们接到了徐工方面主动打来的电话，徐工集团董事长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专访，披露徐工改制的内幕。我们来看终于不再沉默的徐工会告诉我们徐工改制背后什么样的内幕。

　　五、再探徐工

　　一个多月前，记者曾经来到徐工集团进行采访，当时徐工集团曾经拒绝了记者采访的要求，但就在我们节目即将播出前，意外接到了徐工方面的电话，他们表示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再次来到徐州，那么这次徐工将有什么新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观众呢？

　　在徐工集团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王民1972年开始在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作，2000年开始担任徐工董事长，是这次徐工改制过程中的核心人物，这也是他四个月来作为徐工集团董事长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记者：“一个多月前，我们曾经到徐工准备采访，但是咱们徐工方面回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那么我们想问，徐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呢？”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我们没有预计到的困难出现了，或者我们没有预计这么大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就是社会这么关注，包括当中我们行业内的某个企业的某位领导，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讲了很多诋毁我们，攻击我们的话，我们既感到遗憾，又感到怎么来反驳。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关系都很好的，大家经常见面的，虽然在战场上是竞争对手，我们在其它地方都是朋友，这样行业才能提高，大家交流，合作、竞争才能提高，怎么讲？我们讲多了不好，讲少了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保密的规定，包括网上有人通过种种途径得到的那些资料，有些都是过程当中的东西，比如有人说徐工经营者持股，确实管理层收购一开始也议论过，确实也有政府想奖励徐工的这些经营者，那都是过程当中的事，你把过程当中的事拿出来当结论，这个不好。包括我们和摩根大通，和凯雷选择，为什么选择，这里面都有保密协议，我可以说，如果我要讲不好，摩根大通要起诉我，我要接受处罚，罚款的。所以就是不是很好讲，当初你们来的时候有种种原因，所以说不仅是对你们，好像是其他的媒体，我也几乎没有讲过话。”

　　记者：“据我们了解，在这次徐工改制过程中，有很多国际财团都参加了竞标，最后凯雷胜出，那么徐工为什么选择凯雷？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次并购协议中徐工为什么保留15%股权？”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就像咱们再比喻一下吧，找一个好的对象，不一定，他钱多我就找他，我就娶他，我就嫁他，不会的吧，还要看看人品，还要看看家庭，还要看看事业，这都要有一个选择的。”

　　记者：“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考量？”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任何一个企业选择这个战略投资者的话，我相信他都会有一个综合考量，他付十块，另一个出二十块，我就跟给二十块的人，不一定。”

　　记者：“不一定是价高者得？”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企业家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还要考虑发展呢，大家都知道的凯雷的增量，合资以后的增量，改制合资以后的增量，对不对，这都是我们考虑的。不同，有所不同。”

　　记者：“那为什么，咱们徐工只保留了15%这样的股权。”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这个呢，也是实事求是讲，是改制成本所需，我出让国有股权的20多亿都要交给政府，政府全部用来解决徐工的职工，徐工的国有负债，这个国有负债，也是过去的政府指导下，我们为有些老国企担保，都要解决的，成本所需。”

　　记者：“最近徐工和凯雷对并购的条款做了适当的调整，从原来的85%对15%的股比，到现在的50%对50%的股比，作为董事长来说，您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因为有的同志没有说到，老是说新方案，实际上不叫新方案，你刚才说的也很好，确实是在原方案上的一个修改，作为能修改到50%对50%的股比，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调整，应该说是在国家相关部委，在审查调查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沟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全力去做凯雷的工作达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凯雷对此一开始也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已经按照规则走到现在了，你过去也没有讲这些话，怎么让我调整，后来通过做工作，他们也顺应这个要求。我的改制成本大大降低了，因此这几年徐工又发展了，我也不需要很多的钱了。第二呢，这个50%对50%股比，对这么一个竞争性的产业，又是工程机械排头兵的这种安排，我认为也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也能够体现一个双赢的局面。反映这么一种结果。50%对50%股比，我是这样想，国家还会很关心它的，因为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这里面50%对50%调整以后，其它都没有动，其它里面都是限制性条款，毒丸计划都没有动，经营权还是由徐工，还像以前一样，还是徐工来做。”

　　记者：“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报道，比如三一重工的向文波在他的博客中提出这样的质疑，徐工改制涉及到国有资产贱卖，以及会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您怎么看这些质疑？”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贱买不贱买国家已经全面审查了徐工的程序，徐工的文件，有过权威性的结论，因为徐工的改制过程是规范的，公开的，不存在贱买问题。有关部门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听证会上，包括解放军，包括同行业，全部支持徐工改制，解放军说徐工的产品是军选民用，同行业都是我的竞争者按理说他们不希望徐工更好，按理说，按常理来讲，表现出很有战略眼光的一个态度，同意徐工改制，支持徐工改制，行业协会也这样讲，工程机械协会也这样讲。那么徐工的改制，外资促进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保证了民族的血脉，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和国企改革发展的一条新道路。”

　　记者：“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说如果这个徐工和凯雷，他的并购协议通过的话，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凯雷会通过包装，然后把徐工卖掉。”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我首先希望能够尽快通过批准，第二个就是通过批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一个财务型投资公司，也是短期的，他们将来的退出，在资本市场退出，要说一点风险没有，也是不能这样讲，但是这个50%对50%股比调整以后，不管怎么样，我们中方都有50%的股权，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像毒丸计划在内的一些限制条款，这些都会发生作用的。到目前这个情况我不很担心这个事情。”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想没想过改制的过程这么曲折？”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这个回过头去看也很有意义，当然我也不能讲，未来就是很平坦，我刚才就讲了，我真的没有预计到有这么多人的关注，这么多人的关心，更没有预计到，我们行业里面的有些企业的个别领导。用这么一种做法，这么不理解，当然他也没有做一些很好的调查研究了，使得这个事情复杂化。我想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调查和审核，这些事情都逐渐澄清了，因为我确实不想给，包括你刚才讲了，就说很少见媒体，一个是不想争论，第二个我有些地方不好说，保密的东西不好说，还有一个想法，我要集中精力搞生产经营，我这么大的二万多人的企业，如果我整天忙在那个上面，我恐怕内部就要出问题，我要把精力集中在生产经营和企业未来的发展上去。所以现在这种曲曲折折过程，我倒没有预见到，但是这个过程锻炼了我，锻炼了我的职工，你可以到我的企业里去看看，我们职工是怎么样的精力集中的在做自己的工作你也会看到，今年的很好的一个业绩，是怎么得来的，我想这件事情锻炼了我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有意义，但是我又希望尽快尘埃落地，国家有关部门加快审查步伐，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记者所在的是徐州的铜山路，提到铜山路徐州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徐工集团的几个大厂都集中在这里，记者身后就是徐工集团的重型机械厂，如果凯雷和徐工新的协议通过的话，那么这家工厂都将从国有企业变成合资企业，那么这些工厂的职工对于徐工和凯雷的合作是怎么看的呢。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员工唐东：“因为我们参加了集团的职代会，而且工厂，工段的员工都比较清楚，特别是三个置换，比如说员工的身份置换，包括我们企业的国有资产机制和体制的置换，还有一个国有资产退出。比较清楚。”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员工林海：“在最后一次表决时候我记得，可能对改制的方案是全部通过的，全票通过，职工代表全部通过。可能对职工这个置换，身份置换安置方案，我记得有两票反对。因为毕竟人想得不一样，我觉得补偿我的够可以了，我们按照去年我们徐工集团的收益，人均工资，补偿我们，有多少钱就补多少钱，是徐工市最高的了，但是毕竟，可能人和人都不一样。”

　　记者：“当时您最早听说徐工要改制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员工林海：“一听到改制，职工首先想到的，因为我们有很强的对比度。我们徐州市有卡特彼勒，利波海尔，改制企业的职工非常好的，待遇，收入，劳动时间都非常好。所以说，一听说改制，他们有的比我们有的企业好，有的企业，比我们总厂，可能要差一点，因为我们总厂的待遇非常高，待遇非常高。”

　　记者：“那就是说，外界对徐工集团的改制的议论非常多。”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员工林海：“非常多，非常多，最近是焦点。”

　　记者：“那你看到，像博客，像大家议论的，作为职工，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员工林海：“我觉得徐工集团改制是一个国有企业要实现一个转换机制一个飞跃，谁最了解？应该是徐工集团的职工最了解，最应该知道这个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需不需要改制，职工最了解。”

　　作为徐州市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徐工改制不仅牵动着二万多名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更是徐州市的一件大事，这次来徐州，我们也采访到了徐州市国资委主管徐工改制的负责人。

　　徐州市国资委主任洪涛：“从国资监管的角度，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职工利益不能受损，第二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第三就是改制后的企业，有强制的发展势头，这是改制的三大原则。00：35：28：12现在呢和凯雷合资什么好处呢，三不变，我产品的品牌不变，经营的团队不变，我广大职工的稳定，他不能裁员，这几万人要裁，徐工两万五千人，加上职工占我徐州市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他这个稳定，非常大的一块那个稳定上，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出现。”

　　记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探讨，是不是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

　　徐州市国资委主任洪涛：“在这一次六月份的国家在西安召开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三种禁止的，如果是涉及到这三种，你就属于重大装备，这三种恰恰是徐工没有的。一个是六吨以上的装载机，一个是320匹马力的推土机，一个是遁构，就是那个钻岩的那个。这三种正好是徐工没有的产品，正好它又不属于这种重大装备系列，-他不会批。你比如军方采购徐工产品，它哪个都采购，洛轴也采购，卡特彼勒他也采购，他哪都好卖，他涂上军绿就成他自己的产品了。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他不会涉及国家安全。”

　　徐工和凯雷达成的新方案已经在徐工集团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获得了高票通过，而且徐州市相关主管部门，江苏省国资委都对这个新方案一致认可。目前这个新方案已经上报商务部、发改委、国

　　资委重新等待批复。凯雷和徐工能不能终成眷属，我们也拭目以待。

　　把外资当成是企业发展的“灵丹妙药”，或者把外资当成是“洪水猛兽”来妖魔化，我想，这两种倾向都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并购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争论，而且如此的曲折，其实正说明了我们在相关制度设计上的缺憾。这其实也是件好事，因为徐工并购案至少推动了中国关于外资并购制度的建设进程。9月8号开始实施的外资并购新规，就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思路上的诸多新变化。

　　对外开放我们一定要坚持，但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规范“进入者”，这是一个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李曼为 殷洪生

　　实习编辑：周琰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3

　　重播：周二2：02

　　周日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