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中文版的《在路上》

　　像很多北京同龄人一样，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张福生作为知青被安排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他所在的连队里，有一 个北京知青自发形成的读书圈子。不工作的时候，大家就私下互相传阅各自带来的书籍，以此填补自己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 他第一次看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ouac)的《在路上》(OntheRoad)就是在那个时候。40年以后，张福生已经是人民文

学出版社 的资深编辑。提起当年知青时期的读书岁月，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文革’前的三年里，在‘反修’的背景下，国内一些出 版社照上级指示出版过一些内部交流的‘黄皮书’，以俄苏文学为主，也有西方的当代文学，黄雨石和施咸荣译的1962年 版《在路上》就是其中之一。”张福生对《新世纪》周刊说。每部“黄皮书”只印900册，这些稀缺的“内部资料”敌不过 读者强烈的阅读需求，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在知青和其他读者手中流传，“有的人甚至把书稿的校样借出来阅读、手抄”。至于 《在路上》，等他拿到的时候已经散成零页了，但他还是一口气将书读完，“当时真没想到，美国青年的生活是这样的”。后 来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作为“黄皮书”早期读者的他开始搜集起当年的“黄皮书”，其中就包括这本曾让他眼前一亮 的《在路上》。“这个版本的《在路上》，全国可能没多少人有了。”他说。

　　“黄皮书”版《在路上》，之后在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这个局面直到小说家沈东子任职漓江出版社后 才得到改观。沈东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美国的文学教材上读过《在路上》的片段。从那时起，就有了出版这个小说 的想法。由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个念头被搁置起来。恰在此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的两个研究生陶跃庆、何晓 丽主动寄来了试译的几章《在路上》，极富青春气息的译笔马上就打动了他，沈东子几乎不假考虑就决定将书稿出版。于是， 1990年，《在路上》的中文版式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但出于谨慎考虑，这个版本还是删去了一些粗俗语言和性描写，是一 个“净化版”。

　　1995年，在一个全国性的美国文学会议上，沈东子见到了著名的“垮掉派”研究者文楚安。当时，文楚安提到自 己想重新翻译《在路上》，沈东子邀请他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但他们遇到了此前无需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版权 公约的成员国，此时要重出《在路上》必须得到版权。当时，凯鲁亚克遗嘱的执行机构已将书的中文版权交给台湾一家版权公 司代理。他们便按照国际惯例直接与台湾公司签定了为期三年的合同，由此，《在路上》才得以

　　在1998年以全新译本面市。1998年版《在路上》的责编张谦接到文楚安的翻译手稿时，对他字斟句酌的认真 劲印象深刻，“为了忠实于原著，他甚至沿袭了很多欧化的句法”。但张谦却对书的封面设计不大满意，“由于与美编的沟通 不够充分，导致封面图片没有经过艺术处理，直接以摄影照片的形式成为了封面，封面用材也比较陈旧，与小说先锋和另类的 背景不符”。

　　带着遗憾，张谦决定在2001年用文楚安的译本再版重出一个新版。不但封面换成了漂亮的布纹纸，还加上了她精 心提炼的封面语“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但当她与台湾公司联系未果转而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时，发现书的版权早已被美 方收回。从此，她陷入了与美方的传真长跑，“联系最频繁时，曾连续一个星期守在传真机边上”，但最终也没能再拿到书的 再版版权。2001年版《在路上》虽然赶在合同结束前成功出版，但没多久就因合同到期而无法加印。《在路上》从此在国 内陷入版权真空的状态。

　　直到美方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版权代理机构协商取得了《在路上》中文版独家翻译出版权，这本小说终于在2006 年11月以全新面貌再次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