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而有管理的性才是文明的性

　　2006年9月18日，中国性学会首次出台了《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不曾有哪个民族为性文明倡导和签署全民性公约。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性文明公约。发起倡导科学、健康与文明的公约，是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如果该公约正式出台，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性文明公约。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指出，首个性文明公约的问世，源于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现实。

　　江晓原：开放和管理并不矛盾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江晓原的业余身份之一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现在还担任着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尽管这些年江晓原工作繁忙，已经较少出席性学会的会议，以写一些相关著作和文章为主。但他仍认为性学会的存在有益于中国性学的发展，“国内任何正经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学会。”

　　1990年代初，性学会一直处于筹备阶段而未被批准。直到1994年才取得了国家一级学会身份。“12年来性学会变化很大，当初张罗这个学会的很多人，不是退休了就是走了。”

　　江晓原觉得目前中国性学会发展得不错，至少一直坚持办一本刊物。而他本人，正是《中国性科学杂志》的编委之一。除此之外，中国性学会还搞了很多活动，“虽然不能说个个活动都尽善尽美，但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

　　江晓原的想法相对保守，他主张尽量少做经营性活动，而要进行纯学术的讨论，“但我的想法可能太理想化了，”江晓原对《新周刊》说：“毕竟要生存就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

　　对于中国性学会出台的《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江晓原表示，这个公约本身很不错，内容相当进步。“这不是一个管理条例，并没有约束性。只是表明某一个态度、提倡某一类理念。”

　　“性学的界限本来就比较模糊。”江晓原指出，有的人研究性病、男性病、妇科病的防治；有人的关注点偏重卖淫嫖娼和艾滋病的预防；此外还涉及到药品、性用品等产业。“中国性学会的涵盖面是很宽的。”

　　因此，即使在性学会内部，大家的观念也不完全一致。但它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并不试图管理什么。“这就跟市民文明公约一样，只是呼吁。但提出一个文明的理念，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江晓原对《新周刊》说。

　　这个公约提到：拥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权利；开展对青少年的性教育，防止婚前怀孕(没有提防止婚前性行为)。这些在江晓原看来都是相当进步的。“如果你对中国的性状况和历史有足够多的了解，就能看得出这个公约的进步性。”

　　倡导多元、平等的性观念，是江晓原眼中的要点。“不同年龄和群体对性的态度有很大差别，所以某些问题不适合放在某些公开场合来讨论。但所谓‘文明’是指大家互相尊重和宽容，而不是站在‘左’的立场批评别人的性观念。”

　　对于有关行业的某些管理措施，江晓原表示，如果是一些被事实证明了的有效方式，那就要继续做下去。没有任何人批评的方法是找不到的。“管理不是说禁止它，而是以合法方式规范它。开放和管理并不矛盾，许多地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比如某些场合提供安全套遭到批评，但在江晓原看来，这一行为和合法化根本是两回事。“道德上不应该被提倡，但是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来说，事情既然存在，就应采取防治措施。”

　　刘达临：《性文明公约》还不成熟

　　(刘达临，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讨论稿并不是中国性学会提出来的，发起方只是到中国性学会寻求支持。在今年9月的‘2006中国国际性健康文化博览会’上，中国性学会只表示支持并倡导该公约。”刘达临这样解释《性文明公约》的来历。

　　当时，刘达临看了讨论稿之后觉得内容很粗糙，矛盾也很多，比较混乱。他签署的意见是：“这个行动很有意义，但内容有待完善。”在他看来，这个公约面对着理论、法律以及道德的多重考察，提出公约的人性学功底还很不够，不成熟的东西不能认可。

　　“有很多东西跟过去比都是进步，但是不是说比过去进步就是完善了。这个公约还远没达到完美的程度。性文明不仅要符合当下的情况，还要比现在的情况多迈出一步。也就是说，它不能仅仅对21世纪的前十年负责。”刘达临对《新周刊》说。

　　作为中国性学会下属的性人文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刘达临愿意跟自己的委员会成员一起承担完善这个公约的工作。在明天的专业委员会会议上，他们将主要讨论这个公约的内容、讨论究竟什么是性文明。

　　“公约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它的意义在于弄清楚什么叫性文明。”刘达临认为，文明国家在性方面只会越来越开放，不会倒退，全世界情况都是如此。

　　而开放也要分两种情况来对待。

　　一种开放是滥交、放纵，第二种则是文明的开放。目前性学界的现状是，口号多、内容少。即使是专家也很难提出成型的理论。而学术即使不能像法律一样去限制别人，至少可以在理论上让人知道能享有哪些权利，又有哪些事情不该做。

　　刘达临还指出，性文明要考虑到自由和纪律两个方面。人的性行为分为两种性质：一是本能的需要。“这一点需要开放，不需要被禁锢。但自由必须是健康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再者，人是社会化的动物，需要受社会约束，他们既受道德、法律的限制、又为知识所引导，习俗所影响。不可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社会的控制必须合理。”

　　性文明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说《婚姻法》，1950年颁布，经历了1980年和2001年两次修订。这是一个知识更新的过程，性文明跟整个社会的步伐是一致的。”

　　全社会都有责任推动性文明发展。刘达临告诉《新周刊》：“我举双手赞成普及安全套。”在他看来，反对者认为普及安全套就是乱搞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这只是第二道防线。”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对于李银河提出的“卖淫非罪化”，刘达临的观点是，如果消灭不了卖淫，不如把它控制起来。但这样做也是利弊参半，“同时也会带来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等等，这些负面作用也要考虑。”

　　“这件事现在还在矛盾之中。怎么解决，不在于学者的辩论，而在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刘达临最后说。(采访/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