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疾病是最好的管理者

　　疾病是阻挡欲望的最后一道防护栏，冲破栏杆的惩罚则可能是付出性命——没人知道，在日益开放的世界，这种快感和生命的博弈，是否属于一种最有效的管理。

　　文/黄俊杰

　　哥伦布可能是第一个得梅毒的欧洲人，而舒伯特、舒曼、莫泊桑、梵·高、波德莱尔

则步其后尘。在美国人德博拉写的《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一书中，发现天才无法继续为人类服务的理由，居然或多或少和梅毒有关。对性热情洋溢的天才们已经用事实证明，滥交可能带来死亡和社会损失，这个道理让那些不能治愈的性病成为困扰所有人的世纪阴影。追求性自由或者没有性道德的人前赴后继，对于他们，有人认为疾病才是最好的性管理者。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是最坏的，皆因恐惧疾病可能带来精神病、歧视和拒绝治疗。更超脱的人认为，如果没有疾病，性还需要管理吗？

　　疾病用什么来管理性

　　“你阴了吗？”这是搜狐上的艾滋病“恐友”最经常互相问候的话，询问的是艾滋病检测结果，或者翻译为“你会不会死？”更为恰当。所谓“恐友”，是恐惧艾滋病的人的友情联盟。据北京佑安

　　发生过一夜情、嫖娼后的大学生、白领、中产们，大多看过“中国最神秘的艾滋病人”黎加明描述他一次嫖娼就染上艾滋病的网络日记《最后的宣战》，多数有本科以上文凭，不少对艾滋病知识有所了解。但这似乎也成为他们恐惧的理由，以致患上“艾滋病恐惧症”，一种混合性神经症，表现为焦虑、疑病、恐惧、强迫、抑郁症状中一种或几种症状的组合，严重者会自杀。好在，当恐惧艾滋病的人纠缠在发生高危时身上是否有破损、到底是6周检查还是3个月检查的阴影中时，“以后不再干这样的事情”、“今后一定要洁身自好”的确成为他们在各大论坛和红丝带自愿者前发出的声音。

　　对疾病的恐惧成为了部分人进行一夜情和高危性行为的一种阻挡。“我28岁了，还没女朋友，有时候很想过性生活，我想去色情场所发泄一下，又怕染病，怎么办？”在一次性健康直播上，一位青年对北京市妇女保健所主治医师吴若梅的反问具有某种代表性。

　　成都专家编写出我国首部《防艾三字经》还是告诉人们，要防艾，而不要恐艾。毕竟，没有正确的知识，对艾滋病过度恐惧会让人患上心理疾病，让艾滋病人害怕公开身份，让周围的人对艾滋病人感到害怕，反而不利于性的管理。

　　性该不该由疾病来管理

　　道德可以约束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陆德明的“教授嫖娼事件”与广州冼村张贴嫖客照片的举动可以证明这一点；法律可以约束性，“实行拘留并处罚款,同时通知当事人家属”的惩罚和往往高达数千元的罚款可以证明这一点。

　　道德、法律、疾病都可以管理那些滥交的“无畏者”，但各种管理又存在冲突。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采取了超常规做法，主动将“小姐”组织起来听课，绘制“暗娼分布图”，给她们介绍如何使用安全套，对潜在的性行为进行“安全管理”，却成为一场争论的导火索。至少，哈尔滨公安局治安支队就表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对这种公开搞讲座的“创新”方式很难接受。从预防疾病的角度来看，开个讲座很正确；但从公安部门看来，这些小姐本来应该是“抓起来”的人吧？老婆可以管理老公的性，但对于潜在于法律、道德层面下的性，会传播的疾病成为了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保险套到底应不应该在卡拉OK厅发放成为一个矛盾论题。

　　不止一个专家曾经表示过担忧，目前中国定点收治艾滋病人的医疗机构往往是专业传染病医院，非综合医院，很多项目无法开展。这不仅给艾滋病人就诊带来不便，还会延误其最佳的诊治时间。按照医学界的共识，用疾病来管理性是可行的，但不是过度宣传艾滋病的可怕，而是告诉人们疾病的真相。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做：利用现有医疗体系宣传正确的性观念、加强保密、减低费用，让更多艾滋病人尽早接受治疗、建立城市艾滋病人数据档案，通过管理病而去管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