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医生24小时开通电话救助艾滋病人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四川

　　陈均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戒毒所的门铃，但在四川省L市市中区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她是一个必须仰视的女人。

　　她手里有一部小灵通，银色外壳，24小时开通，用得像祖父的鼻烟壶。每次拨通，“

你好，这里是市中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热线。”这个区域里现有的140个艾滋病人差不多都记得住这个号码，一旦出事，她常常先于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出现在他们身边。

　　马路上叫“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重庆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了自己原来还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中L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一下子找到了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工作。

　　她打交道的主要是：吸毒者、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的家属和警察，最近增加了男

　　大多时候，她的包里有几盒双蝶牌安全套，可以发给小姐或嫖客；或者一包“天下秀”牌香烟，散给那些一个个被她和同事们劝进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项目的吸毒者。她的红皮笔记本上有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以前，她也在公交车上、菜场里丢过钱包，她只知道她居住的这座小城里有扒手，但不知这些扒手背后的生活是如此惊心动魄——为了凑足每天的毒资，这些人忙忙碌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吸毒的女性99%都有过卖淫史，一旦犯瘾，任何龌龊的肉体交易都可以达成，无论对方是十几岁还是七十几岁。

　　为了接近这群人，她缴了不少学费。她的小灵通差点被“飞掉”(指联手诈骗)；发放的医药款转眼调包成了假钞，不得不再发一份；组织感染者参加联谊活动，鼓励他们上台唱歌，有人上台咕哝一句，只是冲着洗发水之类的奖品。甚至这个黄金周，还有艾滋病人四处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了，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这些人的亲人朋友已经不要他们了，他们借不到一毛钱。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挟着一阵风就来了。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艾滋病感染者掏心掏肺地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动她的东西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甚至有人丢了钱包、手机、电脑硬盘，可以通过她的吸毒朋友打听到是谁干的，只要没出手，都能找回来。还有一个双料感染者(吸毒兼卖淫)愿意陪她去成都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于是路上常有精瘦的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却认定：“哼，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

　　陈医生的丈夫，一个老实人，常常咬牙切齿却不忍发作，只在妻子晚归时到厨房热饭去了。一家人定下规矩，坚决不等这个测不准的人共进晚餐。

　　她干得乐颠颠的，为什么呢？“跟他们4年交道打下来，我真是觉得个个都是聪明娃儿，只是一步走错步步错，可惜了。”

　　图什么呢？“要求不高的，如果他们说声谢谢，或者他们有一点点好起来，我就满足了。”

　　推广安全套，陈医生有一套

　　10月1日晚上8点，陈均在包里塞了11盒“双蝶”，坐公交车去了当地有名的东坡广场——“站桩鸡”(指从事低价格性交易的女性)聚集揽客的地点。

　　没有路灯，一排树冠盛大的小叶榕在广场一角铺出更浓郁的黑暗，伸手几乎不见五指。每当汽车驶过，那些焦黄的脸孔才在车灯投过来的光束里瞬间显影，随即被暗夜淹没。

　　男人，来了，一个个坐在栏杆上，或在草地上围坐一圈，抽烟；女人，来了，摇摇晃晃，只在黑暗中勾出一个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剪影，抽烟。空气中流动着性别的味道。

　　眼神很要紧，是对号的第一步。通常，男人会死死盯着女人，女人必须大胆承接这目光。接着搭腔：“吃了吗？”或者更直白些：“耍吗？”然后顺水推舟，价格地点。

　　与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价格是20-30元/次，地点由女人提供，她们多半在广场附近几人合租了廉价的屋子。碰到撞车，一对人在里面，另一对人在外稍候便可进屋。

　　这天是32岁少妇阿娇的生日，她跟朋友们吃饭、唱歌、打牌、也许还共同吸了点海洛因，花了400元钱。晚上出来觅食，她穿得紧身，束一条乱蓬蓬的马尾，身上还有廉价的人造皮毛；皮带上一只倒过来的花花公子兔子闪闪发光，一个小个子男人经过她时撩了一把，她即刻抬腿作势踢他。她的脸像印第安人一样粗糙、黑红，因为吸毒而颧骨高耸。

　　陈医生认得她，曾经到疾控中心上过课的。陈均给小姐上课，从来不直接讲业务，而是先暖场：“你们知道怎样记身份证号码吗？”小姐们确实记不住，起了好奇心。或者问：“你们知道自己的血型吗？”小姐们也觉得有意思，接下来讲艾滋病抽血检测就有了铺垫。这是缺乏常识的一群，陈均想给她们慢慢地补上。

　　然后切入正题。如何说服客人用安全套呢？有小姐告诉她：“哄呗，跟他讲，‘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用套子就不行。 ’”陈均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还有小姐告诉她，用些小手段，神不知鬼不觉让客人就犯，陈均也觉得好，记在本子上，到处宣讲。

　　陈均递给阿娇一盒“双蝶”，阿娇撕开外包装，把12枚小包装揣进大腿上的裤兜，塑料纸跟盒子一甩手扔在草地上。陈均跟她扯扯家长里短，问到两个孩子，阿娇有说有笑。

　　阿娇的客人已经等了一会儿了。她一般做熟客，服务得好，偶尔会有客人给她50元。今年年初，她离了婚，带着孩子，没有住处，身上只有160元。她在广场上坐了一个小时，有个男人过来搭腔，她挪到另一头，男人跟过来，于是成交。那是她第一晚出来做生意，男人临走时给了她80元，还给她买了包烟，买了瓶水。那个外地人，从此再没见过，她也不记得他的模样了。正常情况下，她每天接待5-6位客人，“哪里都记得住哟”。

　　阿娇跟客人走了以后，陈均坐到一个老头儿身旁。老头今年69岁，做杂工，身上套一件古怪的大西装，车灯照过来是酱红色的，脚上却趿着双塑料拖鞋。做杂工很累，挣钱不多，他没有家人，也没有什么乐子，东坡广场是他常来的地方。接过一盒安全套，他看起来一头雾水，他一辈子没用过这个。

　　男人们渐渐围拢来，陈均开始示范：“轻轻撕开外包装，吹一下，挤掉空气……”男人们不好意思起来，冒出一串呵呵笑。陈均接着讲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一个坐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的男子说：“我看见报纸上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是万分之零点几呢。”陈均说：“如果你撞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她鼓励他们去疾控中心接受免费的艾滋病检测，一个虎头虎脑的男人问：“那查出来，是不是要抓起来？”众人哄笑。又有人问：“查出来，如果是艾滋病，会马上死吗？国家管治吗？”于是，窗口期、潜伏期、发病期、鸡尾酒疗法、四免一关怀，陈均摆开龙门阵。人越来越多，20多号男人围着她，可她一点不害怕，她镇得住场子。

　　工作总归要做的

　　10月2日，陈均穿过菜场，去看望一对感染者阿杰和小瑗。她在路边碰到阿杰的母亲，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老太太讨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媳妇，满腔的怨气。陈均轻声宽慰她，好像妇女主任。

　　小瑗原先是幼儿园老师，因为长得漂亮，被人拖下水，以卖养吸。她从一个男人身边转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只要对方能供她吸毒。跟了阿杰之后，两人联手上街骗外地人的钱，两个人一点不避陈医生，有一次，甚至为她演了一遍，运气好的时候，每天可入几千元。当然，因为公安管得越来越紧，大多数时候颗粒无收。

　　小瑗总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四五双样式时髦的皮靴摆在门口。她抱着一条名叫“喜喜”的吉娃娃狗，正伺候它吃饭喝水。阿杰一如继往抱怨着他的低保太少——除了陈医生，好象这个社会终究是欠了他的。他和小瑗都上过社会新闻版，一次是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他站到医务工作者一排，半张脸上了报纸，照片的说明是“医务工作者向艾滋病人献爱心”。他作计要跟报社打官司，却没有律师肯接，于是索赔500元了事。小瑗是“一女子在河边自杀未遂”，陈医生送她去了医院，又把吵架中的两口子撮合到病房里。

　　他和小瑗的免疫力都在200以上，没到吃药的阶段。但他常常会问：“免费吃药？是不是拿我们做试验？”陈均不得不从头解释，包括国家抗艾经费的十几亿元并不全给了L市，也不是做个除法，平摊到每个感染者头上。“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无知啊。”

　　从阿杰家出来，就看见一个穿橙色T恤的男人抱着一个黑皮包像兔子一样跑过去了。两个刚打了晚饭的超市女职员呆在路边：“抢包包！”后面又过来一个男人，一声“陈医生”，便晃过去了。陈医生没有应他，也没有表情。这是两个在喝美沙酮的吸毒者，一个抢劫，一个殿后。黄金周也是他们找钱的黄金周，只是不知哪里来的游客又要去补办身份证了。

　　“有时候也沮丧的，这些人，很难改好了。但是，工作总归要去做的。”

　　10月3日，陈均家访另一户出门，迎面碰上昨天还求她续办参加美沙酮门诊的大石头，这已经是他第三回续办了。他们总是喝一阵，停一阵，海洛因比美沙酮，好比回锅肉与炒青菜，滋味到底不同。大石头颈子左侧有个烂洞，是注射颈动脉留下的。他因为艾滋病诱发肺结核，为了治病，老娘卖了房子，现在一家人住出租房。这天，他显然找到了钱，来拿货的，一转眼兴冲冲跟另一毒友会合，沿着马路走远了。他们的包里，多了两包白粉。

　　兜兜转转坐进吸毒者常去的茶馆，绰号师傅的老朋友迎面就劝陈均：“陈医生，没用的，我说你犯不着那么辛苦，又没有加班工资。”

　　“唉，我也搞不懂，他们究竟要什么，我们做些啥子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要啥子？不劳而获，你能给吗？”师傅接着说：“这些人，别说外人讨厌，我都讨厌他们。”

　　师傅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呷口浓茶，向陈均道：“你这样的人，领导是最喜欢的，埋头肯干，但永远没得提升，因为一提拔你，谁来做实事？我爸爸我哥哥都是这样的人。”

　　陈医生笑笑，继续做她的事，虽然也知道好多事情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改变的。

　　10月5日夜里10点，陈均家访完又一个病人，外面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她忽地想起假期快要结束了，还没有兑现带女儿去趟成都的诺言。女儿平时住校，难得回家呆几天，怪不得这几天嘴嘟起老高。她心里有点酸，朝

　　她和丈夫都是小城的工薪阶层，实在不适合洋快餐级别的消费。她没有一件衣服超过100元，以至于有些女病人跟她推心置腹：“陈姐，我看你这一辈子实在不值当。”不过那一刻，她加快了脚步，只希望店门还没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