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5年考验政府治理 全球化致高社会成本(2)

　　全球化是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大融合的过程。按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相对而言，中国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与国外土地所有制的不同，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名义下，能够比较容易地征用土地，并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以及地方经营城市的收入来源。

　　依托土地经营农林牧副渔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资源，并渐次丧失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阶层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如此，在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作为劳动力供给方，农民工更不具备要价的权利。

　　温铁军说：“这是‘race to bottom’（向下竞争或向谷底赛跑）。全球20%的发达国家掌握买方市场，卖方是占80%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过剩、低价劳动力过度竞争，产品和劳务的价格降到最低。”

　　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工，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在降低。

　　温铁军说：“‘race to bottom’使得发展中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福利等来竞争。”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向谷底赛跑”的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入世之后，中国还没有改变在全球整个产业链末端的位置，因此，全球化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仍然是中国比较优势最为明显的要素。持续增大的劳动力供给，也将会使中国劳动力持续保持低价格。

　　收入分化加剧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农民及农民工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更加弱势，更加被边缘化。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而农民就有8亿人，这么庞大数字的人群成为弱势阶层、被边缘化自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不仅如此，上述情况必然导致宏观经济领域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加剧。

　　全球化以资本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要素，资本具有最终决定权，生产要素随着资本而流动。所以，可以看到，资本日益密集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在日益增大。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及资源的供给地。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可以通过计划体制获得中央及中西部省份的资源配置。但是，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型，讲求效率优先，对中西部的投资不如在东部的获得的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了东部。

　　同理，各级地方政府在投资当地经济发展时更多的会选择投向城市，城乡差距也因此继续扩大。

　　当然，这是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扩大。因为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对这一体系的撞击是猛烈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所言：“全球化打开了世界市场中的机遇之门。但是，市场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挤压了对人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非市场活动。……更加糟糕的是，全球市场的成功使人类发展的许多非市场活动边缘化、使人类幸福更为脆弱。”

　　随着外资的涌入，原有生产体系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其间，农民丧失话语权，而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或被收购，产生大量失业工人，逐渐成为弱势群体。这些形势的发展在加剧中国社会财富趋向集中于更少部分人群。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教授说，“全球化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整个社会在重构，利益在重新分配，这一段时期是非常不均衡的。”

　　当然，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的民营企业主以及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无疑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这些幸运者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