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真的是不抵抗将军吗

　　人的一生做一件大事就足够了，但是张学良却做了三件：东北易职、“九·一八”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随着时迁景移，人们对东北易职已经不再有何异议，持完全肯定态度；但是，张学良的另外两件大事“九·一八”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不仅海内外评说不一，而且事件本身也扑朔迷离，颇有几分神秘感。读了军事史研究专家王书君先生《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2002年)后，笔者对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虽经学者们的精心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由于既有史料的限制以及论者言之凿凿，论述尚嫌不够充分，而且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王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的解释(第四十五章)。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来自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何柱国以及冯玉祥等人的回忆，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确切证据，并且上述回忆有的还明显存在矛盾。根据现有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所以，18日晚蒋介石是不可能给张学良发出不抵抗令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基于同样理由，此说亦不可信。所以我们可以判定不抵抗令为张学良所下。如果说这还不充分的话，那么，张学良本人的几次谈话，尤其是他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谈话，则非常明确地证实了上述结论。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时就说，“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下令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1990年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张学良说“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在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关于随身携带电报稿的事，张学良郑重地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王著434页)。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为什么在日本掠我疆土、杀戮同胞时，却对自己的军队下不抵抗命令呢？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为什么没有看出日本发动战争，侵占东三省，继而侵占全中国的阴谋呢？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说：“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王著432—433页)。

　　上述张学良谈话，有两点应引起注意：第一，他没有判断清日本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所以才没有下令抵抗。第二，如果看清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他可能会下令同日本人干的。那么，即使张学良看清了形势，他一定就会采取抵抗行动吗？可能也不尽然(当然，有限度的抵抗是可能的)。笔者之所以持这种认识，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王著第四十四章)。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是蒋介石，但张学良决不仅仅是一个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与其说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如说蒋介石关于处理日本在东北一系列挑衅的态度，坚定了张学良对日本的问题看法。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学良仅仅是该政策的“执行人”。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排除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影响，而是说应当重视张学良自身的因素。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思想也是如此，那就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热河抗战；但是随着锦州失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于是，他发动了西安事变。

　　《中华读书报》2002年0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