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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被囚禁和被杀害的经过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6日15:28 中青网

  沈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违背诺言,将张学良公开扣押,逼杨虎城辞职赴欧美考察。“七?七”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在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获悉杨启程返国的消息后,他立即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指示办法。戴笠
一回到武汉,就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三十余名,带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了宪兵一个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虎城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抵香港时,“八?一三”上海战役早已发生,

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怆惶撤退。于是他便先去武汉。当时蒋介石伪称要在南昌召见杨,杨在戴笠陪同下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
别墅
里。这时杨才知道中了蒋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奈何。熊式辉的这所别墅,是一所独立的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是军统便衣特务队。外层警卫岗哨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那样便难下手,所以决定先行扣押。当时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返西安,但蒋介石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据查,杨夫人和公子是杨将军转囚益阳时才和他一道囚禁的。――编者)

  约在一九三八年春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转移后方。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州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押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附近的民房内。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息烽。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杨听到附近的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一同遭到毒手哩!第二天拂晓起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到了贵州息烽县后,他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杨未住过阳朗坝,一直被囚禁在玄天洞―一编者)。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四、五百人的集中营,专门用作囚禁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的。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讯(庆)、杨?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人们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不寒而?,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九年夏,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以后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的玄天洞,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囚禁。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了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石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庙,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蒋介石对看守杨虎城的事极为重视,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为此,戴笠于一九四○年又亲往息烽布置,除在杨住宅四周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岗哨距离近,白天彼此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就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象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就发出很大的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哨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象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从天黑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洞门口走动,他最爱走到距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室内呆着。

  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的教育问题,杨很关心。由于军统不准他儿子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求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来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他只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一些东西,绝口不谈西安事变时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个叫什么李虎城的人守西安的旧事,马上就不愿意再谈下去。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他听别人念东西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神情。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的谈话中,遇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他都能在听完以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是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了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经杨再三请求,才答应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去,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杨夫人被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真的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能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请求戴笠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李家杰因为经常反映杨夫妇的情况,看守有功,被提升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一样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回新洞自建的屋内,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小

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长的职位也抓了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县长不是军统人员,让别人充当县长,恐怕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赶快停下来。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手枪响了。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介石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自动释放他。他每天盼望,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才决定把他也迁到重庆继续囚禁。当杨听说要回重庆,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这财,希望完全破灭,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经过八年的折磨,杨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了。杨悲愤异常,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山谷。这时声音变得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内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杨将军和他的幼子、幼女,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全部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

  事后毛人凤向我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这个暴君,在逃离大陆以前,他还念念不忘报西安半月之仇。在满足了他十多年来杀杨的宿愿之后,才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离开了重庆。他高兴的是宿仇已报,悲的是从此一去永不能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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