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回忆录

　　(一)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连锁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危机，从华北危机到“一二·九”运动，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一声炮响、伟大

的八年抗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连串有连锁关系的历史事件中，“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有侵占东北后，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的痛苦，厌倦内战，迫切要求抗日。第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坚持内战，排除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极为不满。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剿共”前线，受到红军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鉴于国难当头，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写信给杨虎城，向他指明了联共抗日的出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首先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有建设性的秘密会谈。特别是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当时还在东北军占领下的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促使张学良决定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随后，中共中央又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这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不但对张、杨多次联共抗日的要求横加拒绝，反而强迫张、杨加紧执行“进剿”陕北红军的命令。这时，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1936年1月，张学良就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并先后三次打电报，要东北大学的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研究，让东大学生宋黎等去西安。宋黎等晋见了杨虎城，并应邀向西北军将领介绍“一二·九”学生运动。宋黎慷慨陈词，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杨虎城更是激动不已，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不久，宋黎等见到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坚决主张抗日，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当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在这期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正式派出了由学联和民先主要负责人黄诚、敖白枫、何风元等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了北平学生效亡运动的宗旨，并在西安好多学校作了报告。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从北平去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展开。到12月初，党组织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通过“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12月9日清晨，当游行队伍集合时，特务军警悍然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闻讯，急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强令制止学生“胡闹”，并连声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驾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他说，再向前走就有危险。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高呼：“我们愿为祖国而死！”全场痛哭，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哭了，他激动地高声向群众说：“我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立即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并电促在欧养病的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回国，以便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议论纷纷。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在西安的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14日，西安各界集会，列举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义愤的群众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12月16日，西安各界召开了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会后举行了穿过全市的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西北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二)

　　在北平，“一二·一二”大示威的第二天，学生们从报纸上看到用特号字标出的《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顿时，群情鼎沸。进步学生大喜若狂，奔走相告。许多人以为只要杀掉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可以号召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并杀掉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示威来声援张学良、杨虎城。也有少数头脑冷静的进步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好。在右派教授和学生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或是垂头丧气，或是破口大骂。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国民党党义的教授熊梦飞在课堂上哭丧着脸对学生说，蒋介石如何忧国忧民，如今“不幸蒙难”云云，并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堂下有的学生对他的讲话极为不满。

　　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广大中间学生茫然不知所措，有些人出于单纯的爱国心，担心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有些人认为，当时全国大部分武装力量还在蒋介石的统率之下，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会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更不能抗日了，所以他们也不赞成杀蒋。

　　学委会负责人了解了中间同学的这种情绪，担心如果游行示威，将会脱离群众，便提出了不同意见。

　　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召集北平学委开会，市委黄敬也出席，讨论如何应付西安事变问题。黄敬如实反映了进步学生普遍的意见。学委负责人则认为不可贸然行动。彭真要求大家耐心等待中央的指示。

　　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曾打电报给北方局刘少奇，指出了存在着扩大内战的危险，要求“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之类的团体……”

　　12月16日，中共中央经研究后，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同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这一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但是，由于事变采取了“兵谏”的方式，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因此，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而结束内战，使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形成。我们要努力争取第二个前途。

　　根据这一指示，刘少奇向党内解释说：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现在大家想杀蒋是很自然的。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倒是想借此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但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反对日本武装侵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有利。

　　根据党的指示，北平学委向广大学生宣传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北平党组织还通过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采纳张、杨八项主张，召开和平会议。

　　12月17日至19日，北平学联在东城、西城和南城分别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引导学生们讨论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与任务。每次到会的都有七、八百人。根据这几次的讨论，学联于19日发表《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郑重提出：“一、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二、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三、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四、要求蒋张合作抗日！”并且诚恳地向同学们呼吁：“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的先导。”

　　12月18日，清华大学民先队散发《民族解放先锋队敬告全体同学》的文件，明确指出：“我们对于这件事实的具体态度是在拥护中央政府和全国实力派团结抗日的原则之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北大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大会虽然遭到右派学生的蓄意破坏，仍然通过了反对国内一切方式的战争、要求政府充分采纳张学良的八项要求、全国各实力派一致联合起来等五项决议。

　　12月24日，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再次通电全国，表示赞同“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勿再激起新的内战”。

　　经过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勉强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所建议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

　　(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在学生运动中再次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北平冀察当局中的顽固派和各校的反动人物乘机兴风作浪，宣称他们胜利了。

　　12月25日，北平学联号召各校学生分别举行庆祝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欢呼全国团结抗日。国民党却乘机组织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借此向进步学生示威。特别是在12月26日举行的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上，他们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叫喊：“严惩张学良”，“要求枪毙沈钧儒等七人”，“取消学联会”。在一部分学校里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和双方冲突事故。

　　12月25日晚上，清华大学一些右派学生闯进救国会办公室捣乱。他们说：救国会所提的“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中华民族万岁！”两个口号“不通”，声称“政府还要继续讨伐”。接着就翻箱倒柜，将救国会文件抢劫一空，并捣毁了救国会。而后又非法搜查救国会负责人和民先队员的寝室，把抢来的《清华周刊》和其它救亡书报及文件，搬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闻讯后，在被搜查的救国会前集合，由杨学诚带头，跑步赶到操场，那些右派学生眼看寡不敌众，被吓跑了。事后，右派学生还攻击救国会为“反动集团”。对此，清华救国会发表《公告同学书》、《救国会通告》等，向全校师生揭露右派学生的暴行，驳斥了他们的恶意诽谤，并要求校方严惩暴徒。

　　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表现得最为嚣张，12月26日，他们在右派教授杨立奎、熊梦飞的策划下，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所谓“庆祝”蒋介石“脱险”的集会。会上，李蒸、熊梦飞、杨立奎相继讲话，大捧蒋介石，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后议决：一、通电慰问蒋介石；二、查办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取消绥远后援会；四、请求政府处决上海抗日救国会沈钧儒等七人。师大的反动学生在杨立奎、熊梦飞的操纵下，还组织了一个所谓“武力清共团”，专门殴打进步学生。进步学生也组织起来，向校方抗议，并制止他们的法西斯暴行。

　　东北大学学生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分成两派。少数学生借故另行组织所谓“文法学院同学会”、“正义团”，到处张贴反共墙报、标语，并发出所谓紧急通告，说“将实行武力解决及发起电请教育部将该校收归国有之签名运动”。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决议予以否认。

　　西安事变后，北大有少数右派学生指责北大学生会为少数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体同学公意，声言要组织一个“非常学生会”。北大共有五十三班，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但声明拥护学生会者已有三十八个班，声明中立者数班。事实证明，反对学生会要求组织“非常学生会”者寥寥无几。

　　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发表书面声明，攻击“北平学生联合救国会，为一般人所怀疑”，说什么“学生团体、乃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之组织，不应妄谈政治，乱发主张”。并退出学生会，组织一个“良心社”。此外，在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也有同样事件发生。党内外广大进步青年对于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和丑恶表演，感到极大的愤慨。同时，对于蒋介石在西安虽然被迫表示接受张、杨八项要求，但仍然没有改变其镇压革命人民的政策，反而极端仇视这一时期增长的全国进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迫害，也表示极大的忧虑。

　　这时，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学委负责人开会，传达了党的新指示。随后，学委负责人又分别召集大学干事会和中学部负责人开会，通过他们向各校传达并贯彻执行。

　　1937年1月15日，刘少奇在《火线》第六十九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西安事变，不独没有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使抗日战争推迟，而且可以使中国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提早”。

　　在统一了党内思想之后，北方局和刘少奇要求平津的党员去说服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广大进步学生，提高他们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党通过学联和民先队在各校组织了多次讨论会和座谈会。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如果杀了蒋介石，就会为亲日派制造内战提供借口，造成两败俱伤，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翁之利；放了他，则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早日实现。

　　民先总队部还印发了《西安事件之分析(大纲)》，向广大民先队员阐明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1937年1月，北平民先队印发了《目前政治情势的分析》，明确提出“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要求中央军立即集中绥远抗日；三、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保障爱国自由！”天津民先队也发表了《庆祝陕事和平解决宣言》。

　　时局在曲折变化中发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一二·九”学生运动将要初步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一二·九”的战士们将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斗争下去，作出更大的贡献！“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诗)不少“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一誓言。

　　(节自《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该书即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1985.12.06《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