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尘封的历史--走近张学良

　　康兴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张学良将军文物专辟的“毅荻书斋”于6月1日张将军冥诞101周年之际公开，共展出5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书信、日记、笔记、字画、诗作、简报、论文、口述历史资料和访客记录。消息传出，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的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引来许多人参观索阅。这些文物资料允许外界公开索借后，连日来借阅者众多，超出容

纳限度，哥大遂对每日借阅人数予以限制，规定参观阅览和采访均必须事先预约登记。记者提出采访和阅览要求，被安排在6月17日进行。

　　少帅遗作　走近不易

　　进入哥大校园，即可看到右面巴特勒图书馆大楼，张学良将军遗留文物则置于该大楼6层东北角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书库之中。

　　哥大图书馆的管理十分严格，不仅事先要打电话预约登记，当天到了图书馆大门口，还要再另外登记，拿出必须配有照片的身份证件给守门的工作人员验看，他才肯把你的大名输入电脑，打出一个纸条，贴在一个小而方的硬纸片上，你持之方可进入大门。到了6楼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仍得再次拿出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并同预约时留的名字核对无误，然后工作人员会问你有什么理由要看这些珍本善本，如果你提不出适当的理由，仍然不能借阅。

　　有了适当理由，仍然进不了书库。必须先索取目录指南，根据目录指南中所列文件编号，再填写索书单，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坐等他把所借书籍文物送来。

　　记者采访哥大图书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有些与外界所传大相径庭。比如所谓“毅荻书斋”，并不是像有些媒体臆测报道的那样是间独辟一室的书斋，而是一块在哥大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书库中7米长的摆放书架的地方。该馆管理员告诉记者，目前张学良将军的文物分置于6个书架上，但他的全部文物尚未整理完毕，以后如果增加了整理好的文物，陈列的书架也将相应增加。

　　哥大副校长尼尔对记者说，张学良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是世界性珍贵史料，哥大能代为保存，深感光荣与骄傲，哥大正式公开张学良的文物史料，有如烛光不因少帅过世而熄灭，而继续燃烧，照亮后世。哥大东亚研究所教授黎安友则强调张学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认为哥大保存少帅史料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哥大对知识产权十分重视。张学良文物分为两大部分，即文件和口述历史。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主任琼·艾什顿强调，张学良文件的所有权属于罗伯特·张(中文名字为张闾琳，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之子)，因此所有文物复制需持有罗伯特·张或其指定代表签署的书面许可文件。有关出版张氏文物的许可则必须与艾什顿本人书面接洽。所有文物未经许可不得拍摄。记者随身携带的摄影包因此被要求寄存至该层614房间。不过，用笔抄录是可以的，能抄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口述历史的所有权则属于珍本与善本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玛丽·克拉克。有关口述历史的出版事宜必须与克拉克女士联系。访客在参观文物和阅读文件之前，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上述版权的影印文件。

　　毅荻书斋已展出的文物史料很多，时间跨度也大，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文字风格也不相同，有文言，有白话，也有半文半白者。如《西安事变回忆录》等多属文言，而口述历史资料和访谈等皆为白话。在张学良整整一个世纪的生涯中，西安事变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所以记者最为关注的是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原因的自述。

　　西安事变　真情告白

　　在毅荻书斋，有关西安事变的手稿有3个版本，被置于同一书夹中。这3个版本分别是张学良应蒋介石之命于1956年12月就西安事变写的回忆录手稿、蒋经国以此为底本删改润色后的版本和国民党政府昭告世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的回忆录手稿用钢笔书写，字体刚劲有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改动，但都一目了然，相当清楚。《西安事变忏悔录》则为毛笔小楷，字体十分工整，亦无涂改，一看便知是御用文人捉刀之作。据说，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忏悔录》出笼很愤怒，曾言：“哪来忏悔之说？”显然，忏悔录内容多经国民党执政当局根据政治需要而修改，虽挂名张学良为作者，实际上与其原稿和原意大有距离。另有1957 年5月10日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交给蒋介石的由蒋经国修改的版本，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回忆录的原稿不满意，命其“补充”，再经蒋经国润色修改，标题为“西安事变反省录”。从“回忆录”到“反省录”再到“忏悔录” ，如今置于一夹，读来甚感有趣。下面所述，则一概依据张学良的回忆录手稿本。

　　由于这篇回忆录是应蒋介石之命所作，张学良开篇便写道：“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有良个人说起，方能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于是，张学良“坦白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求事实”。他将自己的5种个人秉性罗列为西安事变的个人因素。

　　这5点如下：(甲)十一岁慈母见背，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一己独断孤行，未足而立之年，即独握大权，此真古人所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乙)处世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熏陶，如今思来，皆受之于西方师友者为多也。(丙)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意。(丁)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人之遇难(即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不已。(戊)厌恶内战。

　　除了个人秉性，张学良列出了西安事变的3个远因和两个近因。3个远因是：(甲)“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少帅说他当年从海外返国，原拟以抗日为预先工作，并想做一名“超脱军人”，“不再统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他也不愿意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这些希望都“ 事与愿违”。(乙)“对共产党人不正确之观感”。少帅在这里透露出对共产党的同情。他写道，他对共产党“殊少研究和认识”，却被所捕共产党重要人物韩麟符的供状打动，“阅读之下，深有所感”。此外，在湖北时，部下王以哲之侄因“通共匪嫌”被捕，少帅亲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辞，深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忱与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丙)伏下之祸因。少帅写道，在湖北时，李杜曾对他说，准备返回北满(今黑龙江吉林一带)，召集旧部抗日。张学良对此深表赞许。当时北满已有共产党活动势力，李杜曾说，“去北满必须由俄，两者关系，必须向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少帅然之。他说：“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两个近因是：(甲)“蒿目时艰，忧心如捣，友朋责勉，热血沸腾。”(乙)“剿匪失利，羞忿交织，进退维谷，彷徨无策。”张学良说，他因“彷徨无策 ”而交结共产党，因为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实攻我心”，“ 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撼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已深入少壮者之心”。张学良说，他当时征询多人意见后，“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不过，少帅在回忆录中强调他绝不诿过他人，“虽然策出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他还说，因为当时尚不知共产党真意，因此必须先与其联系。搭上线之后，张学良约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会面，“约谈两三小时，良告以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钧座(指蒋介石)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恩来询问日本广田三原则事，张学良说蒋介石绝对不会应允。张学良还写道，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的领导，但周恩来却提出令张学良动容的反问：蒋介石“左右为何乎？”周恩来说，他和许多共产党人都是蒋的旧部，“中央既然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痛恨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周恩来向张学良承诺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蒋领导。

　　张学良写道，紧接着，他同周恩来讨论了具体条件，包括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整编集训、准备抗日、保证不欺骗、不缴械、取消红军名称、同国民党军待遇一律等共10点。他说：“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之情，未敢后人。”不过，由于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介石报告。

　　拘禁岁月　长思杀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冲动之下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以为此举可挽回蒋因西安事变被捉而失去的面子，并相信蒋介石的大度宽宏和几位大人物的鼎力担保，会让他重返西北军中。殊不料蒋介石一回南京就自食其言。张学良从此永远未能再指挥大军驰骋沙场。

　　在西安事变后第一年，即1937年整整一年里，张学良常写日记抒发忧国之情，感叹国难家仇未报，有时因“梦中涕泣”被看守叫醒，“心中惨然”。是年“ 七七”事变后，张学良身在缧绁之中，仍非常关心战局，曾在日记中预测日军走向，并对初期华北作战失利“忧愤万分”。张学良对战败溃逃的中国将领深恶痛绝。他写道：“如此可恨，该杀。”他因过于激愤，以致“深夜辗转，仍不成眠 ”。

　　哥大展出的张学良日记部分，有些是一年记一本，有些是几年一本，且许多年份阙如，并不完整。最早的一本日记就是1937年的，也是张学良早年日记中记述最多、抒发感情较深的一本。他在该年日记首页，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元旦，于拘禁地南京写道，(民国)26年元旦，不只失地未复，且国祚日衰，加上他的处境，令他“百感交集”。“但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不怕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复兴的机会。”他接着写道：“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在1月2日的日记中，张学良写道：“余鲁莽孟浪，国难家仇，不知何日可雪，天下无难事，只怕不诚求，余深信自有见我故土之一日。”可惜，毕其余生， 张学良都没能实现这一愿望。写下这段话的64年之后，张学良客死夏威夷，始终未能重返东北老家。

　　从张学良日记中可以看出，抗战初期，他对蒋介石的评价甚高，但不知是蓄意讨蒋欢心，还是由于蒋宣布全面抗日而真心拥戴。张学良在1937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先生忍辱负重，坚苦卓绝，可钦可佩，可称为介石也。”纵观张学良史料，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后对蒋介石最正面的评价，与60多年后他对蒋的批评迥然不同。

　　“九一八”事变给张学良留下巨创。在1937年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来我做了些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家国之仇。‘九一八’，惜我失却冲锋的机会，那是我的罪恶，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尤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用你的时候……”

　　评说历史　心直口快

　　张学良文物中牵涉的历史人物很多，光哥大为此作的目录就有几十页。此处举例若干，或有管中窥豹之效。

　　少帅在口述历史中说，他曾力劝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到天津南开大学进修，或到美国留学，不要再想当皇帝。张学良说：“我那时劝他呀，我认为他是幸运呀，共产党对他不错，要我是共产党，我就枪毙他了。我说你呀，不要脑子里还有你那皇帝思想，不要让你那些人包围你，你自己出来走一走啊！你是中华民国的头等国民，你呀，应该把皇帝地位的思想完全抛掉。第一个，你要肯的话，去南开读书，将来选总统的时候，你是中华民国的第一流的公民。最有希望的，你把过去的完全放弃，还有包围你的那些人。如果南开你觉得不好，可以去美国念书，他不听我的。”

　　在张学良文物所涉及到的许多大人物中，只有少数人受到赞美，其中受到赞美最多的当数周恩来。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也很少批评。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接受访问时说：“我认为周恩来厉害。周恩来这个人，现在我听说那时候他们开会，他不但不坐第二把交椅，他都(在)第三、第四那个地方坐上去，他都不坐正中。我对中国现代人，佩服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可惜死得太早了！”访问者问张学良为什么佩服周恩来。张学良答道：“他这个人呀，换句话说，有国家的思想，不是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话，他可以个人利益第一位。他不，他治国又能谦虚，这一个人能把自己谦虚下来，不容易呀！所谓谦虚，能把自己往后退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你看，总是抢呀。那我也跟他谈过一次，他说我反应很快。他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说得无用的话。可惜呀，很可惜，政治上，有的人很可惜。汪精卫这个人后来失败了，我认为汪精卫这个人晚节不全，那(他)聪明到极点，可惜。”

　　张学良又说：“毛泽东这个人，也是有他的能力，有领导权呀，这个人也厉害。”“共产党的成功，(有)毛泽东很大的力量。”不过，张学良说他未见过毛泽东和朱德。

　　访问者提及东北军在豫鄂皖遭到挫折，到了西北又遭挫折，对此张学良说： “主要说(是因为)共产党……他们确实有他们的经验。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还有，他们万里长征，他们剩下的这些人哪……我常常跟我的部下讨论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他们剩下的都是精华，明白吗？就是甚至于一个兵，都是一个思想。我们这种军队，就连中央的也好，兵就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今天我在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你那儿去，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他团结。我们是不是，那就不提了。种种的原因把他(共产党)减少是可能的，你说，把他整得没有了，做不到。蒋先生也相当地听明白了，我就狠劝他说，这个做不到。”

　　张学良晚年对蒋介石很不满。他说：“蒋先生这个人呀，当时我没说，后来我对这个人不大信，他是一石两砍。”访问者问：“一箭双雕？”少帅答：“有这种意思……原来我是尽心尽意在帮他的忙，后来我对他失望了……很难跟他妥协，他有了主意，很难要他改变。我知道他，后来对共产党，他很奇怪，他一定要把共产党消灭。为这种事情，我也跟他辩论过，他问我为什么你这样说，是不是看不起我。我说你不能把共产党消灭，你消灭不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背后的老百姓没有他背后的老百姓多。他不承认我的话。”

　　张学良说：“那时(西安事变前)我没有路可走了，只有打，拚命就是了。没法子，否则就当亡国奴。就两条路，一个是决死，一个就是当亡国奴。”他又说：“我和蒋先生两个人，可以说，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一个反，一个正。那蒋先生就是安内攘外，我就跟蒋先生说：我们现在安内呀，没能安完，攘外就… …这内不能安，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少帅透露他跟左倾人士接触甚早。他说：“我当年到上海去，我是跟那些左倾的人联络(指史良等‘七君子’)。那时老戴(戴笠)也(经)常侦察。”

　　但张学良一生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关系很好，展出的文物中有两人的信函10 0多封，是张学良生前保留最多、最珍视的信函，从中可看出两人交谊非浅。张学良曾说，如果不是宋美龄保护，他也会步杨虎城的后尘。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大部分用英文写成，直呼其表字“汉卿”；张学良则多用中文给宋美龄写信，称宋为“夫人”，自称“良”。宋十分关心张学良软禁期间的起居生活，常送日用品和礼物，代转张学良在美国家人的信件，其中包括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托带的物品和信函。张学良也对宋美龄不时抒发思乡之念。

　　张学良与蒋经国交谊也很深厚，同蒋经国、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及其子女、长媳也时有往来。这与他同蒋介石之间的怨恨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从南京转押至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当时蒋经国从苏联返国，遵父命在奉化读书，少帅同蒋经国因此在奉化成了“同窗”，开始建立友谊。那时，张学良36岁，蒋经国28岁。少帅于1946年被解送台湾，蒋经国也在台湾掌握情报治安系统，两人于是进一步建立了友好关系。正因如此，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执掌台湾后，张学良便得到了明显的自由。

　　《国防报》2002年0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