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藏羚羊绒织成的沙图什披肩，成为欧美贵妇们追逐的时尚，在国际非法贸易的暴利驱使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生活在青藏高原冰天雪地中与世无争的藏羚羊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疯狂猎杀。穷凶极恶的盗猎分子组成武装团伙,驾驶汽车进入无人区,不分雌雄老幼,将一群群藏羚羊枪杀后剥下皮,经过倒卖、运输和取绒，走私到国外，加工成一条条沾满血腥的沙图什披肩，披在欧美一些贵妇人的肩上。一时间，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其他分布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我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看到许多图片，让人痛心万分：

　　一幅图片是：盗猎分子杀死一只怀孕的藏羚羊，母亲被枪杀后，腹中的胎儿也死于非命；

　　一幅图片是：母藏羚羊死前仍回头看着自己的孩子，它死了也没闭上双眼；

　　一幅图片是：小羊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就结束了生命，死去的胎儿被猛禽撕食；

　　一幅照片是：雪地里藏羚羊尸横遍野，盗猎者遇到藏羚羊后，一只不剩地全部杀害，最多时上千只藏羚羊被一次性集中杀害。

　　还有一幅照片是：被杀害的藏羚羊和未出生的胎儿，被狼和猛禽噬食，盗猎现场惨不忍睹……

　　刘忠告诉我一个惊人的事实：盗猎惯犯马亚古拜1999至2001年三次进入可可西里，猎杀藏羚羊2000多只。

　　谁能想象到，在苍凉而美丽的旷野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藏羚羊被杀戮，被屠杀的藏冷羊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保护藏羚羊，面对残暴和邪恶，我国政府部门担负起了拯救藏羚羊、打击盗猎犯罪的重任，社会各界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克服重重困难，和武装盗猎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殊死搏斗，严厉打击了盗猎分子的嚣张气焰，使盗猎犯罪活动得到了一定控制。

　　为了保护藏羚羊，可可西里1995年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及其6个保护站相继建成。

　　为了保护藏羚羊，2004年10月，恒源祥可可西里藏羚羊救护中心启用，受伤藏羚羊和过早离开母亲的小藏羚羊第一次有了专用的救治、护理、喂养和康复基地。

　　提起保护藏羚羊，我的笔墨必须向读者勾勒出这个人物：才嘎，可可西里管理局英雄的代表。这位当了20年骑兵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长年带着麾下50多人，艰苦地战斗在保护藏羚羊的第一线。他的战友，有的已献身于可可西里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996年，才嘎成为可可西里的卫士。那时，疯狂的盗猎者武装到了牙齿，有枪支弹药，有越野吉普，有步话机。而才嘎和他的战友们，装备远不如盗猎者。正因此，他的战友索南达杰，此前在太阳湖押送20人的盗猎团伙时，遭到疯狂反扑，惨死在盗猎者的枪下，可可西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把他冻成了一尊不屈的雕像。这雕像永远站立在风雪高原上，永远站立在人民的心中。

　　才嘎是活着的索南达杰，是战斗着的索南达杰。他清楚保护藏羚羊有时会流血甚至牺牲，所以他带领部下巡山时，面对盗猎者，他对部下从不说“给我上”，而是说“跟我冲”。

　　有资料表明：在才嘎带领和组织下，可可西里保护区先后组织过大规模巡山和小规模巡山100多次，出动车辆500多车次，人员2000多人次，行程50多万公里，破获案件1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人，缴获了数十辆车，数十支枪，数万发子弹和数万张藏羚羊皮。同时，还救助大小藏羚羊100多只。

　　一次，他获悉盗猎分子从青海的花土沟进入可可西里，他带领了9个人乘车连夜追赶。第3天他们找到了车辙，第6天清晨找到了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他们抓获了盗猎者，缴获了3支枪和上万发子弹。不然，会有多少藏羚羊又要死在这罪恶的枪口之下。

　　才嘎的手下，一个个都是可敬的英雄，支撑“英雄”这个称号的不是其他，而是鲜血和生命。

　　刘忠哽咽着含着眼泪向我这样说：我们巡山战士的话都放在三个抽屉里，一个装着说给队长的话，一个装着说给孩子老婆的话，一个装着对谁也不说的话。每次上山，他们都作好各种准备，甚至准备好了像索南达杰那样英勇地死去。

　　他们在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面积几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保护人员克服高寒缺氧和孤独，冒着许多困难和危险，爬冰卧雪，开展经常性的巡山反盗猎行动，忠诚地守卫着可可西里，保护着濒危的藏羚羊和可可西里所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及原始生态环境。

　　他们在可可西里反盗猎巡山活动中，与后方唯一的联系办法是无线电台，由于天气，海拔等众多的原因，没有信号的情况经常发生。他们联系一次，勾通一下情况都十分艰难。

　　他们的越野性能优良的牵引车有时也会陷进沼泽里出不来，年轻力壮的巡山队员劳累一天也无济于事，只好以车为营，只好等上一天或两天，等待救援的车来。

　　他们携带的干粮常常冻成了“石块”，队员们只好把它放在石头上用喷灯加热后再啃。

　　他们常常连续巡逻十几个小时，吃不上一口饭，深夜在山坳里下一锅方便面，这在严冬的无人区里也备感温暖了。

　　由于可可西里气候条件异常恶劣，即使是身体强壮的巡山队员，也时常会病倒在巡山途中。在一次巡山途中，由于海拔高、气候恶劣，加之几天几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队长吕长征患了肺水肿，差点把生命留在太阳湖边。巡山队经过3天3夜的跋涉，才将他送回到格尔木。

　　在一次巡山中，他们因汽车断油被困在布喀达坂峰山下长达13天，在新青沸泉边利用沸泉热气取暖，煮方便面吃，才躲过了一劫。

　　救护受伤和失去亲体的藏羚羊，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很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开展反盗猎斗争的同时，保护人员积极救护藏羚羊及其他野生动物。1998以来，共救助各类野生动物200多只，其中大小藏羚羊160多只，绝大多数已成功放归自然，对一些回归自然有困难的动物，进行了长期的护理和喂养，对确实无法回归自然的动物，也都给予了妥善安置。扎扎实实的救护工作，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之事，需举国力

　　藏羚羊是国家之宝，保护藏羚羊是国家之事，既是国家之事，必须举全国之力。要通过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并援助可可西里和它怀抱中的“高原精灵”。

　　前文已经谈到，可可西里译成汉文就是“美丽的少女”，为什么起这个名字？第一是美，第二是无法接近，你可以欣赏，但要付出生命代价。有资料显示；近200年来，凡是徒步进入可可西里的人，从来没有走出来的。他们可能欣赏到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但只能用生命交换。

　　今天，为保护藏羚羊，还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走上高原，他们和藏羚羊结下了深厚感情。志愿者的条件是苛刻的：必须大专以上学历，必须45岁以下的年龄，除自理往返路费外，每月还要交400元的生活费。

　　北京日报曾报道一位叫杨震的志愿者。2002年5月第一次进山，车在大山深处陷了3天。3天后，为了节省油料，他们丢弃了一辆吉普车，但棉被没有丢，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吃棉絮可以充饥。杨震回忆，如果再晚半天出来，就会把生命丢在那片土地上。

　　李清是第二批志愿者，在卓乃湖保护站，他与保护站人员一起生活在潮湿、寒冷、缺氧的高原腹地，一口氧气也没有吸到，竟连续守护藏羚羊一个月。

　　还有一位叫王挺的志愿者，和巡山队员一起与盗猎者遭遇了，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没等盗猎者摸到枪支，就把他们生擒了。王挺回忆，如果盗猎者有所准备，那就生死难料了。

　　在2004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区办公室主任刘忠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眼睛里总含着泪水，他说话很慢，每一字都像钉子一样订在我心头上，他心痛地讲述，我心痛地聆听。

　　刘忠说，能进入可可西里腹地的人极少，进入无人区腹地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鬼，即盗猎藏羚羊的人；一种是神，即保护藏羚羊的人。可是，可可西里太大，几乎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小省的面积，靠几辆吉普车和十几个巡山队员以至几个志愿者哪能跑得过来。明知道盗猎者进入了可可西里，但要找到盗猎者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所以保护藏羚羊光靠十几个巡山队员是远远不够的。藏羚羊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藏羚羊遭到捕杀，是地球和人类的悲衰，应该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保护藏羚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可可西里的枪声可能就永远地去了，可可西里就会成为藏羚羊温馨、宁静的美好家园。

　　刘忠说，近年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条件虽有明显改善，但眼前仍有如山的困难。保护区简陋的木板房，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不尽如意的装备，少得低廉的收入，与他们肩负的工作很不适应。

　　可可西里如此，西藏的羌塘草原也是如此。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辖区尼玛县面积达几万平方公里，管理分局配备的专职工作人员仅6人，大小车辆两辆，政府每年能下拨的巡逻经费不足3万元，只能够一次巡山的开支。按惯例，保护区每年大的巡山至少得两次，一是夏季藏羚羊产羔期，二是冬天藏羚羊的交配期。由于巡山不能保证，藏羚羊安全也就无法保证。专家告诉记者，如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西藏的羌塘草原可能会重演青海可可西里的悲剧。

　　另外，体制上的障碍，也是藏羚羊及野生动物得不到保障的一个原因。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例，虽然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但负责管辖这个自然保护区，不是国家，也不是青海省，而是玉树藏族自治州；而管理局又设在海西州的格尔木。它设在格尔木，成为玉树州驻格尔木的一个“办事处”，遇到特殊情况，玉树想管，鞭长莫及；格尔木市政府虽近在咫尺，却又无权管理。

　　据介绍，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保护区费用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总预算，自然保护区实行垂直管理，资金、人员都能得到保证。而我国近四成的自然保护区位于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保护区事业，绝大多数保护区管理者不得不把精力花在“跑钱”，创收、养队伍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个保护区每年只能获得政府拨款35万元左右，保护区职工人均年收入仅1.1万元，这可怜的资金，怎么能够筑起“卫士”们的精神长城呢？据记者所知，2003年3月，中国科学院有22名院士向中央政府呼吁将保护区经费投入纳入国家预算计划，保障保护区建设与运行的基本运用。这样就可以阻止可可西里的悲剧重演。

　　其实，国家真正下决心，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满足全国近200个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经济需求，每年只需10多亿元，同治理破坏后的生态环境相比，这点投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却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

　　藏羚羊不会说话，如果它会说话的话，它们绝对会说：“在院士的呼吁书中，把我的名字也签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