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的历史

　　示众的历史

　　记者 谢海涛

　　示众，数千年来与国人如影相随。

　　《国语》中说，“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大禹以示众立威的例子，似乎说明，“示众”现象一出世，就与酷刑捆绑在一起，与私刑王法捆绑在一起。

　　古时候的刑罚

　　中国古代多酷刑，多与示众有关。秦时已有磔刑：分裂尸体后砍头，悬首张尸示众；枭首：砍头后高悬在木桩上示众；弃市：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皆恐怖之极。

　　明时，朱元璋制《大明律》：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示众”现象不仅出入于庙堂的制度层面，而且数千年来，已作为一种情结渗透进国人的潜意识里，潜隐于市井人间，于小说野史戏曲中多有出现：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几次劫法场多在游街示众时。

　　《狄公案》里，曾有才犯了事，被巡捕押着，敲锣沿街念道：“军民人等听了，我乃张昌宗的家奴，只因犯法受刑，游街示众。”

　　在京剧里，红娘唱：“果然是色胆比天大，贫夜深入闺阁家，若打官司当贼拿，板子打，夹棍夹，游街示众你还带枷”。

　　似乎，在权利意识淡如烟尘的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示众作为一种对违反国家或氏族条例之人的惩罚方式，一种杀一儆百强烈侮辱人格的司法现象，其存在之必然性，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必有火刑。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强调皇权至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而在一个倚重威望和面子的熟人社会，靠儒家伦理而不是靠法理进行统治的前现代社会中，游街示众作为一种连带性的惩罚，其大范围推行，被统治者认为更有利于震慑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于是，丑陋的示众文化及其衍生物看客文化，从先秦到现代，在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里缓缓流淌，示众情结在国人的潜意识里浓稠难解，一时竞发扬出无比丰富的民间示众文化。

　　于是，对忤逆贼子之辈，示众；鸡鸣狗盗之徒，示众；奸夫淫妇，更要示众；而示众之手段更是蔚为大观匪夷所思。诸如浸猪笼，诸如面刺金印，诸如“打青竹”：把犯人捆在青石板上，把种在地里的粗壮毛竹扳下，毛竹上用绳子绑着雪亮的精钢钩，村民用钢钩钩着犯人的肛门，把毛竹放开，毛竹倏地弹起把犯人整串肠子拉出来……

　　于是，示众，示众，一次次惨烈的人间悲剧，沦为看客们的一场场热闹。年复一年，养育着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人情悲剧上演，看着革命者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在社会中造成了一种冷漠的、自私的、愚昧的文化心态。

　　而示众现象，在给被示众者带来耻辱感、怀疑感的同时，日复一日增强着人们之间的敌意，为社会植下动荡的因子。一旦社会的政治秩序发生变化，这种潜在的敌意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公开的报复。这种说法，不幸已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一再验证。

　　革命时期的游街

　　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湖南的农民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毛泽东为此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

　　在革命领袖看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于是，“示众”作为一种惩罚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被赋予了行动的正当性，完成了从治理方式到反抗权威参与夺权斗争的裂变。

　　而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激进的民众冲进路易十六祖先们安眠的圣丹尼教堂，把昔日君王显贵的尸体，连同棺材一起示众。巴黎民众蜂拥而至，对专制帝王充满仇恨的士兵拔出剑来，割下亨利四世的白胡须按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大叫：“现在我有信心啦，我们一定能打败所有的敌人！”

　　在后来的中国，这种被赋予新的使命的示众行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广阔的舞台，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举国若狂的岁月里，似乎一夜间，中国的城乡冒出了那么多的“黑帮”。他们涂着黑脸，剃着阴阳头，挂着牌子，戴着纸糊锥体空心的高帽，被带到千千万万的人群前，像一群群沉默的羔羊；或者被挂上破锣，戴上高帽，像牲口一样被拉到大街上供人观瞻，且前呼后拥，地位高的还可能被押上大卡车，呼啸而过。

　　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场浩劫里，举凡主席、元帅、艺术大师概莫能外。在这里，游街示众成为一种权力再生产机制，以贬抑、惩罚和暴损颜面的形式，配合着“造反有理”的口号与行动，完成了对先前的权力/权威格局的瓦解。

　　严打时节的示众

　　罪犯手反剪在背后，被五花大绑押到卡车上，他们的身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判处死刑者胸前挂着白色牌子，他们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押罪犯的卡车由警车开道，车队在市区主干道缓缓行驶，高音喇叭广播着罪犯们的罪行。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严打”中的游街示众场面。

　　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拨乱反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复苏，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慢慢得以遏制，国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其后的岁月里，逐渐得到了认可。“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1979年《刑事诉讼法》155条第3款)，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

　　然而，示众文化，似乎已成为中国的特殊国情，示众现象背后的思维模式，不可能随着某些过激的口号的废止而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荡然无存、不留痕迹。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期，示众行为因其刑罚替代，政绩展示等政治社会新功能，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治理手段被采用。

　　于是，在一次次“严打”中，似乎对疑犯不游街示众，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震慑不轨之徒，不足以教育、警醒他人。一些地方法院选择典型案件到工厂、学校、街道、农村进行公审和公判。在社会生活中，群众抓到小偷，照样喜欢让他挂牌示众；火车站抓到了票贩子，必须令其到车站广场一字排开亮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示众现象已经日薄西山，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的“示众式执法”，必将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