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

1991年10月31日，伊朗领袖哈梅内伊会见正在伊朗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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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龙大使与以色列前总理沙龙

侯清儒大使递交国书时向穆加贝总统赠送中国瓷器

华黎明大使与荷兰女王在一起

　　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驻耶路撒冷记者/黄晓南 华春雨 实习记者/刘幸

　　战乱中的“创意”

　　2006年冬。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驻以大使馆。

　　坐在官邸的会客室里，年届花甲的陈永龙大使从容地弹去烟灰，调侃着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不知是我追着战争，还是战争追着我，反正，我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

　　陈永龙从事外交30年，战争这个词汇与他如影相随：上世纪70年代，他在达卡总领馆见证了印巴战争、随后经历了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冲突；80年代，他作为信使穿梭于全世界各个战乱地区之间；到了新世纪，他又在约旦近距离接触了美伊战争。

　　2006年之夏，对久经战争磨练的陈大使来说仍然很不平凡。一个多月的黎以冲突让他的这个夏天再度充满战时的紧张和繁忙。

　　陈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每天除了要完成因战事而成倍增加的工作外，中心任务就是确保所有在以色列境内中国同胞的安全。使馆的应急机制启动了，不仅要紧密跟踪战事的发展，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安全警告，并且帮助在以色列北部的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陈大使还特别提醒，要密切关注与在以中国人安全有关的一切信息。

　　这一“特别关注”果然派上了用场。冲突伊始，使馆人员便从个人电子邮箱里发现了这样一封求救信：战争前夕从大连到以色列进行交流和接受培训的13名中国人被困在了距黎以边境仅几公里的一个地方，而负责接待的以方人员却恰巧不在。这些受困同胞不仅能听到“喀秋莎”

　　接到求援信号，陈大使立刻指示科技参赞与以方进行交涉，并于当晚将这13位同胞向南撤到了加利利湖附近的卡迈尔。第二天，使馆又通过以色列朋友将这批中国同胞送到了特拉维夫。在那里，同胞们见到了陈大使，在他的安排下，登上了回国的飞机，结束了这次有惊无险的以色列之旅。

　　黎以冲突中，由于以色列掌握着制空权，所以如何确保黎巴嫩中国公民安全撤离，也成了陈大使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必须事先与以外交部和国防军沟通，通报我人员撤离的方式、时间和路线，并要求以方确保我方人员撤离的安全。

　　在与驻黎巴嫩大使刘向华通过电话确定了首批人员撤离计划后，陈大使便立即与以方进行了沟通。以方承诺了安全保证，但也对一个关键的技术性问题提出了建议：仅仅在撤离车辆两边设置标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车顶部也有鲜明的标记，以便让以空军从高空一眼就可以辨认无误。

　　两位大使再次通了电话，于是，一个“创意”随之诞生：车顶铺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撤离人员一定可以在轰炸机群的眼皮底下安然通过从贝鲁特到叙利亚的海滨公路。

　　颜色鲜艳醒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代表着国家正在履行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这不能不让人叹服中国外交官的创意。由此，两位大使的电话线也成了这场战争中在黎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生命线。

　　布莱尔的“玩笑话”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现在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这位没穿西装、没打领带、也没有刻意修饰发型、随和而且相当能“侃”的老人，如果走在大街上，外人很难想像他曾是一位重要的驻外大使，而且是受命于“关键时刻”。

　　离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还有三个多月，马大使提前到了伦敦。当时英国的局势有些复杂，保守党已经大选失利，而即将在5月1日重新执政的工党又不为中国所了解。对于香港回归，托尼布莱尔是否会像其前任那样，与中国有较大分歧呢？无疑，这成了马大使必须了解的一个情况。

　　可是，作为一名大使，能够拜会英国首相的机会毕竟不多。能见上一次，如果不是运气好，就是某种“刻意的安排”。

　　到任不久，马大使突然接到了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夫人的家宴邀请。马大使到后发现，默多克家里上宾如云，很多刚刚执政的工党成员都已到场，这其中还包括财政大臣布朗。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马大使便与他比较熟悉的布朗就此交谈了起来。谈着谈着，这位与布莱尔并称工党“双星”的财政大臣突然冒出了一句：“托尼来了！”

　　大使回头一看，果然，英国首相正在端着酒杯与几个官员交谈。由于此前一直未曾谋面，马大使便打算利用这个场合向他取得大选胜利表示祝贺。出乎意料的是，大使刚起身向布莱尔走去，布莱尔身边的官员呼啦一下全都散开了，而此时，聚光灯似乎只停留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马大使向布莱尔表示了祝贺，后者也很高兴，“相信英中关系将来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相信香港回归会很成功。”谈了几句话后，神采奕奕的布莱尔像跟马大使开玩笑似地说：“我也希望去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啊！”

　　由于布莱尔是个大忙人，马大使也就没有占用他太多的时间，寒暄几句便与他道了别。

　　宴会结束，马大使终于有时间来认真揣摩那个“玩笑”了。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英两国此前已有确定的安排：出席的领导人只有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英国查尔斯王子和两国外交部长(外交大臣)，并没有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那么，布莱尔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句？另外，当马大使向英国首相走去时，布莱尔身边官员的“表演”，是不是又在特意为这个事先准备好的“包袱”来营造一种氛围？

　　他揣测，如果布莱尔这句“玩笑”确实是在有意释放一个信号——他本人愿意出席交接仪式，那么，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对这个仪式格外重视，打算将其规格提高到首相层面，而且，这也意味着，英国方面愿意与我们一起实现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并以此为桥梁，将两国关系推上新的轨道。

　　果然，当天深夜，英国首相府给中国使馆打来了电话：“刚才我们首相向你们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们大使注意到了没有？”使馆回复：“注意到了”。对方又回答：“很好！”

　　第二天一早，使馆刚刚上班，英国外交部又打来了电话：“昨晚我们首相向马大使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不知你们大使有没有向国内传达？如果没有，请赶紧传达……”

　　其实，离开默多克的家宴后，早在英国首相府的电话打来之前，马大使就已在第一时间将此“敏感信息”向国内做了汇报，并且得到了国内的确认……

　　于是，1997年6月30日的午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人们发现，查尔斯王子的身边果然多了一张新面孔——托尼来了。

　　空前绝后的“三无”会谈

　　1991年再赴伊朗时，华黎明大使已没有丝毫的陌生。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当时还年轻的外交官，就已经见证了德黑兰石油美元造就的繁荣、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圣战”、以及令美国人遭受奇耻大辱的“人质事件”。

　　不过这一次，华大使还是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社会的宗教化、政治化气氛非常浓厚，服饰、饮食、礼仪这些生活上的事，会被看成是原则问题。虽然当时伊朗与中国关系很好，可是这种被政治化了的“原则问题”，竟然在1991年变成了中国和伊朗之间一次不太愉快的政治插曲。

　　1991年10月底，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来到了德黑兰。这是继三个月前李鹏总理访伊后中国领导人再访伊朗。杨尚昆与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会谈很顺畅，两人还当面谈妥了中国援建德黑兰地铁的项目。随后，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又提出，要与杨主席见面。

　　得到这个消息，华大使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哈梅内伊会见客人有个特殊的规矩——席地而坐。为了尊重对方，7月份李鹏总理与其见面时就盘腿坐在了地毯上，可是站起来时，总理的两条腿都发麻了。而当时杨尚昆主席已经86岁高龄了。

　　华大使向杨尚昆建议：“如果不行，我们就宁可不见。”但杨尚昆主席却十分认真：“还是尊重人家的习惯，试试看吧。”于是，在杨尚昆下榻的房间内，钱其琛外长、华大使和几位警卫人员开始搀扶着他“试坐”。可是，不要说坐，对于86岁的老人，连蹲都十分困难……

　　按照钱外长的指示，华大使找到了伊朗总统府典礼局长：“我们主席年纪大了，席地而坐有困难，希望与领袖会面时能够安排一把椅子，什么椅子都可以。”不料，对方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一口予以回绝：“不行。”

　　再次交涉，还是谈不下来。这时钱外长给出了底牌——如果对方还是坚持，那不见也罢。果然，华大使第三次找到典礼局长时，对方的立场依然没有松动。于是华大使说：“既然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那么这次就不见了。”

　　这个信息传递过去，典礼局长马上向伊朗外交部作了汇报。这意味着，如此重要的会见就此取消了。

　　不过没多久事情又有转折，伊外交部出面干预了。典礼局长找到华大使说：“可以考虑安排座位，但这是99%的可能性。”听到这话，大使反问道：“为什么是99%，如果出现那1%怎么办？”对方还是说不能保证100%，而大使则回应，如果出现了那1%，不能安排座位，主席到了之后最多也就是握个手，照个相，就不坐下来谈了。

　　会见那天，进入大厅，果然只有一块地毯。见状，华大使跟杨主席咬了咬耳朵，“握个手照个相就完了。”

　　尽管哈梅内伊很殷勤，请中国领导人坐下来谈，但是杨主席说：“对不起了，我年纪大了，坐在地上很困难，这次咱们就见个面，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第二天，伊朗报纸登出了两人握手的照片，但是并没有坐下来谈的镜头，文字报道中更没有会谈内容。而这件事，也成了外交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三无”会见——没有会谈，没有记录，也没有座位。

　　此后，伊朗方面终于妥协了。华大使注意到，伊朗宗教领袖再会见外国元首的时候，座位都已换成了椅子。另外，那位态度非常傲慢的典礼局长，在杨尚昆主席此访之后，便从华大使的视线中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大使的“王牌”

　　尽管已经离开了非洲，但每逢中国召开非洲经贸论坛，或是录制介绍非洲的节目时，侯清儒总是非常愿意参加，因为这位曾从事了16年的对非洲外交工作，并在津巴布韦担任过三年大使的老人，血液里已经有了深深的“非洲情结”。

　　2002年下半年，津巴布韦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为了稳定飞涨的物价，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水泥出厂限价。这一举措使中津合资的华津水泥厂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津政府规定的水泥出厂价格比华津的生产成本还要低，水泥厂根本无法获利。当时的华津刚刚投入运营，面临在限价政策下入不敷出、甚至关门倒闭的危险，水泥厂找到了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

　　华津总投资达5000万美元，是中国在津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如果企业倒闭，中方将面临巨大的损失。面对如此困境，侯大使十分着急，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些有能力帮助解决问题的朋友。

　　侯大使首先找到了津方的工商部长，希望废除水泥限价政策，可是这一举措一旦废除，提高的水泥价格又会使津整个建筑材料市场产生巨大动荡。对此，工商部长也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又找了几个政府部门领导人，还是没有结果。这时，候大使不得不掏出手里的“王牌”了——早年曾领导过津独立战争，还为此在英国殖民者的监狱里坐了几年牢的曼德拉式的人物——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穆加贝一直担任总统，广受人民的拥戴，对中国的态度也极为友好。这位总统爱听中国音乐、喜欢中国绿茶，而总统夫人更是尤其钟爱中国丝绸。大使夫妇每逢过年过节总是不忘给总统夫妇馈赠一些中国音像作品、绿茶和丝绸，表达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致意。通过交往，大使夫妇成了穆加贝总统和夫人的亲密朋友。

　　这一次，心里揣着水泥厂，侯大使找到了穆加贝总统。听了中方的要求后，总统不仅表示非常重视，还特别召开了内阁会议，最终调整了水泥的出厂限价政策。自此，华津水泥厂开始扭亏为赢，现在已发展成为年产数十万吨的大型企业。

　　回忆起当时出面交涉的情景，侯大使显然感受颇深，“作为一国总统，穆加贝如此关注中津关系，能特别就华津水泥厂的问题开会讨论，并最终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实在是很难得。关键时刻，我们和津巴布韦的友谊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新华书店里的外国总统

　　如果你去新华书店买书，很可能会碰到一位总统。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告诉记者，实际上在11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11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结束当天，南非代表团突然找到了刘大使，“姆贝基总统要去新华书店去买几本书，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由于总统临时增加项目，而且涉及到安全、礼宾、保卫等一系列事情，所以刘大使建议，干脆找一些书送给总统看就行了。可是南非方面却不答应，“总统要亲自去书店，而且要自己挑选由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出版的书，想更多了解中国。”了解了这个意向，刘大使又向外交部建议，特意安排了买书这个项目。

　　于是，11月6日，姆贝基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与胡锦涛主席举行会谈、并会见了温家宝总理和吴邦国委员长之后，就直奔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选购了十几本关于中国政策白皮书、中国改革开放、农村发展、教育制度等英文书籍。中午，回到南非驻华使馆，在中非企业家午餐会上，姆贝基总统还特别提到：“我们要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合作。”

　　“北京峰会后的这次购书活动，表明非洲领导人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通过中国自己而不是西方出版的书籍来了解中国。”

　　刘大使介绍，姆贝基结束对中国访问回国后，立即撰写了长篇文章《希望诞生在天安门广场》，盛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的成果将给非洲发展带来新希望，而这篇文章，也在南非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袁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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